一
　　 如果强还活着，应该是做爷爷的人了，然而，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十七岁。
　　 十七岁，那是多么美好的年岁！
　　 他本来应该早我几年上学的，就是因为穷，家庭成分不好，直到十岁那年才和七岁的我一起在村小学入了学。可能因为他年龄大吧，他比我懂事得多，，不仅学习成绩回回考试全班第一，班主任分配的事也做得认真细致，常常得到表扬。每年入冬前，教室的窗户都要用费报纸糊上遮寒。这种事班主任不会找别的同学，一定非强莫属。他总是把报纸裁剪得恰到好处，浆糊涂抹得均匀适中，帖在窗户上的报纸平展结实。按说这么优秀的学生年年评上“五好学生”是天经地义的事，每学期他也确被评上。可班主任一次次上报，又一次次被学校否决。都是因为强的地主家庭成分。以至于后来班里索性不上报了。班主任曾经当着全班同学安慰过强，强不说话只是沉默着。对班里的事依然积极肯干无怨无悔。
　　 入学那年，正是“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高年级同学整天都是宣传“最高指示”，我们刚入学的也就放了羊。去不去学校没人管，我和强每天提着竹笼去田地给猪拔草。我那时真是嫉妒死强了，他不但学习比我好，拔猪草也比我手快。尽管他时常提醒我“这儿草多，快来！”“那一片草稠密，你一个拔吧，我去别处。”可一个下午下来，我依然没有他拔的多。这时候，强就会双手搂起一堆草，塞进我的竹笼。而我连一声“谢谢”都不曾说过，仿佛心安理得，仿佛理所当然。久而久之，我对强有种莫名的依赖感。上学放学都会和强一起行动。班主任老师说我两是：卖桃的不离笼绊。
　　
　　 二
　　 两年后，文革乱像稍有好转。虽然也宣传“最高指示”、虽然经常参加附近生产队劳动，但上午的课已能正常上了。正常归正常，学习其实一点也不累，不留家庭作业，寒暑假作业也没有。给猪拔草倒成了我们当时最大的负担。那时候，几乎家家都养猪，拔猪草成了每个孩子的主要劳动。因为强和我每次拔猪草的不俗战果，以致于引来其他孩子的尾随，我极不耐烦，恨不得尽快摆脱那些跟屁虫。可强倒是无所谓。用他的话说：那么大一片地，就凭我们两几天也拔不完。
　　 毕竟都是孩子，大家在一起除了拔猪草，也在田间地头做一些娱乐活动。那时候最好玩的娱乐就是大家围一圈“丢手绢”，最简单的娱乐是玩扑克玩“争上游”，其实最刺激的游戏还是“抓特务”。玩这个游戏大家都争着当特务，那种被大家寻觅追踪的感觉实在很过瘾很享受。记得强好像没有一次当过特务，都是我和其他几个小伙伴轮流坐庄。而每次，即使我藏得再隐蔽，也能被强神出鬼没的抓到。当然了，大家也经常在一起天南地北不着边地胡乱闲谝。可就是这样孩童之间的闲谝话还是被好事者捅出去，酿成祸端。
　　 那天，不知是谁说起了”人是猴子变的”这个话题。其中一个突然冒出一句：
　　 ”那毛主席也是猴子变的了。”
　　 另一个马上反击：
　　 ”你骂毛主席。毛主席那么伟大，怎么能是猴子变的？”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争执个没完，纷纷围着在一旁微笑观战的强。
　　 ”你说说，毛主席是不是猴子变的？”
　　 大家异口同声要强表态。
　　 强想了想，慢腾腾地说：
　　 ”毛主席肯定很伟大，但他也是人。所以……。”
　　 强的话还没说完，那个捍卫毛主席的小子不愿意了：
　　 ”好呀，你也说毛主席是猴子变的。我要告老师，地富反坏右也说毛主席坏话。”
　　 这家伙的父亲因为能大段大段地背诵毛主席语录，刚刚被大队任命为主抓阶级斗争的政治队长，是村里的大红人。
　　 ”我没说呀，你问问大家，我说了吗？”
　　 强一再为自己辩解，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我能明显感觉到强流露出的恐惧和不安。那小子的话戳到了强的疼处。家庭成分不好一直是强的心病，他一直为生在那样的家庭感到不幸、懊恼而又无奈。
　　 那小子和我同岁，因为早产个头比我小半个头。我家贫农成分，我才不怕这个邪。两步跨到那家伙面前，握紧右手拳头，在他眼前晃了晃：
　　 ”就是说了，我说的，怎么了？去去去，现在就去告！”
　　 对于我的挑衅，这小子只是悄悄地低垂着头，不敢拿正眼看我。强怕我惹事，把我拉到一边。那小子气哼哼地提起只有一点草的竹笼，走了。
　　 那小子没有告老师，却对他的政治队长的父亲说了。这个政治队长正愁抓不到阶级斗争新动向，这下子总算找到机会了。第二天一大早就去了学校，把事情添油加醋地对刘校长说了。不用说，我们几个全被叫到刘校长办公室，一个个被审问做笔录，最后，校长把我们几个严厉批评了一顿，完了让我们回各班上课。可政治队长不干了。说这是严重的政治事件，一定要严肃处理，不能得过且过敷衍了事。还用了大段大段的毛主席语录，以表示这件事的严重性。校长说：
　　 ”都是小娃娃，小娃娃的话天真无邪不要当回事。”
　　 这家伙用手指着默默站在墙角的强：”小娃娃，这地主娃都十四岁了。解放前这么大都娶媳妇当爹了。他家的浮财被贫下中农分了，他大老地主一直不服。很明显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怀恨在心嘛。”
　　 接着，又是一大段一大段地背诵毛主席语录：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
　　 “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要和我们做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要不然我们要犯极大的错误。”
　　 ……
　　 刘校长并没有理会他的上纲上线，对我们几个大声说，还愣着干啥？去，都回教室上课去！
　　 事情并没有完，不甘心就此罢休的政治队长，找到大队书记。最后在大队书记淫威下，学校答应开批判会并开除强。
　　 这天下午，阴云密布天色灰暗。深秋的寒风，穿过窗棂吹进四年级教室。不时有飘零的梧桐树叶穿过窗户袅袅落在教室地上、课桌上。教室后面坐着大队书记、各队政治队长；中间是学校老师，最前面三排坐着各班级学生代表。因为要起到“杀一儆百”作用，我们几个当事人自然也在教室两边低着头站着。与会者个个表情严肃，没人理会教室外瑟瑟的秋风、飘落的枯叶。面对凌厉的秋风只是将两只手紧紧地袖在一起，将头往脖子里使劲地缩。
　　 强站在讲台上，穿着单衣单裤，单薄的身子在宽大的衣服里瑟缩着。泪水像断线的珠子流个不停，滴落的眼水把衣服前襟洇湿了一大片。两只手轮换着用衣袖抹着眼泪。
　　 那年头，批斗会我见多了。那些被称做“地富反坏右”的人，头上戴高帽，脖子挂砖头，眼泪混着鼻涕流，真的很可怜。想起这些，我在暗暗庆幸强没有遭受这样的磨难（后来才知道之所以这么低调地处理是校长班主任起了很大作用）
　　 我已不记得那天几个发言人都说了些什么。只记得强一边流泪一边断断续续读着老师帮忙写的检讨书。自那以后，强再也没有来学校上过课。
　　 当天晚上，政治队长又不甘心地召开全队社员大会。强的父亲站在会场中央，面对着全队社员做检讨。
　　 从此，每天上学放学路上我都是孤零零一个人。那些天，我真恨死那家伙了，要不是父亲多次警告我，我早就想收拾那个告密的小子了。
　　
　　 三
　　 强更加沉默寡言，偶尔碰到对我也是不理不睬。我知道他在有意躲避我。每次拔猪草，我就想和他一起，可他就是不理我，总是离我远远的。我不管，依然决然地跟着他。我不明白强对我冷漠到底什么意思？在他这件事上，我一直向着他说话。虽然家人时常提醒我不要和强走到太近，可我就是觉得他好，和他在一起就是感觉很舒服很快乐。
　　 终于有一天，对于锲而不舍依然追随的我，强停下脚步，等我靠近，对我说：
　　 ”我家成分不好，你是贫农，别连累你了。”
　　 ”我才不怕哩，有本事也批斗我，把我也开除了。”
　　 我是真的不怕，我大是生产队会计。我怕啥呀？
　　 第二年开春，我去了公社上初中（秦省那时候实行的是春季生）。强自离开学校后，因为年龄小，参加不了生产队劳动，他父亲除了养猪，又买了两头山羊让强管着。这几头牲畜的全部草料全靠强一人承担。所以，除了每天两顿饭，强都在田地拔草。我时常能看到强肩上扛着比自己身段大一倍的草捆，深深地弯着腰，低垂着头步履艰难地一趟趟往家走，身后跟着两只“妈妈”叫着的山羊。
　　 两年后，刚满十四岁的我初中“毕业”（之所以打引号，是因为连一张毕业证都没有）了。队长出于无奈，只好把我们这些未成年人和小脚老太太安排一起劳动。每天六分工。这样，我又能和强经常在一起了。
　　 那年月，生产队只分半年粮。家里每天除了两顿包谷糁稀饭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充饥的了。到了冬天农闲时，成年村民被集中起来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对我们这些“弱”劳力也疏于管理。强原先的两只羊早就被当着“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现在家里只剩下一头猪，一冬天的草料早已准备充分，整天无所事事。这样，我们几个伙伴谋划着外出流浪。在这之前，我听过很多有关流浪汉的故事，那些流浪汉虽说失去自尊，但能吃上饭，偶尔还能吃上荤。我家已经几年没有吃过肉了，强家更不用说了。一开始强还顾虑重重，终于还是在我一次次怂恿下背过父母离家了。其实，那时候家家都是七八个孩子。父母亲整天为了全家人填饱肚子绞尽脑汁，少一个孩子吃饭正好减轻了负担。因此，家人不会太过担心的。
　　 这是十二月底的一个上午。我们一行四个人，穿着厚厚的棉衣棉裤。背着书包，书包里没有一张纸，只装了几个窝窝头。除了强我们三个每人身上带了几毛钱。先步行走到县城，在县城转了一圈。县城几个饭店都有很多脸上脏兮兮穿着棉絮外露的棉衣棉裤的讨饭人。他们一个个目不转睛地盯着吃饭的客人。只要客人放下筷子，他们就立即端起碗碟，狼吞虎咽地吃掉残渣剩饭。完了，还不忘伸出舌头把碗碟舔干净。经常因为几个人抢一碗剩饭而大打出手……这种环境下，我们几个根本沾不上一丁点便宜。听说西市有钱人多好活人。于是当天中午我们四个去了火车站，打算扒火车去西市。
　　 那时的渭县火车站是开放的，我们很顺利走到站台。打听着那列货车去西市。其时，想扒火车的绝不仅仅我们几个。一大群带着简单行李的穿着补丁衣服的男男女女，就地坐在站台一偶，人人深情黯然个个满脸疲惫。强走到那堆人跟前，和一位半大孩子说着话。过会儿他回来说，这些人要去豫省背粮，听说豫省粮食市场开放，每斤比秦省便宜近一毛钱。我们没有背粮的本钱，只能先去西安把肚子混饱再说。
　　 黄昏时分，从两个成年人那里打听到一列货车发往西市。他两也是去西市。没有发车前，他两就悄悄把一列闷罐车门上的铅封拧断了，把插销抽开了。这一幕被站在不远处的我们几个看到了。他们走过来，用威胁的口气说：
　　 “把嘴夹住，谁要是说出去要你们的小命！”
　　 我们纷纷摇着头。
　　 接着又变了口气对我们说：”一会儿车开了，你们就上那个油罐车，油罐车上面的平台很稳的。别想着和我们一起坐闷罐车。”
　　 他两指着隔了一列车厢的油罐车。
　　 这是我们几个第一次扒火车。虽然以前路过铁路时看到过扒车的人，总以为这是很危险的事。没想到油罐车平台的确像那两个大人说的很平稳，只是随着车速的不断加快，刺骨的寒风像刀子一样在脸上手上划着难以忍受。我们四个紧紧挤在一起，用书包遮挡着寒风。沿途萧瑟的景色使得人的心情也郁闷起来，甚至有些后悔离家出走。可事已如此，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傍晚时分，列车抵达西市，跳下火车，偌大的车站密如蛛网的铁轨停满着一列列货车，远处有几栋楼房孤零零地耸立着。和我想象的大城市的繁华大相径庭。
　　 那两个成年男子从闷罐车箱下来后，每人肩上多了一件鼓鼓的黑色袋子。我猜想，他们肩上的物品肯定是从闷罐车上弄的。他两没有和我们告别，迈着急匆匆的步子很熟练地钻到一列车厢下隐没了。车站上高高耸立着一排排水汞灯把整个车站照得白天一般。我们踌躇着这下该怎么办？强脸上也流露出不安的神情。大家就这样无头苍蝇似的漫无目的地走着走着。偶尔过来一位巡道工，我们就傻傻地站着不动，直到巡道工走远，我们又开始漫无目的地走。没有一个人说话，我知道大家的心里都有怨气。
　　 正在大家犹豫不决时，不远处有两个穿着公安服装的警察，拿着手电照着我们，嘴里不停喊着：
　　 ”站住，别动！”
　　 我们乖乖地停下脚步，此时，我能清楚地听到心在腾腾直跳。想着，这下完了……
　　 “你们是干什么的？从哪儿来的？”
　　 两个公安人员走到跟前，用手电筒一个个照着我们的脸。
　　 “我们是……”大家嗫嚅了半天真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们是从渭县来的，要饭的。”
　　 强低着头慢慢地小声回答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