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大锤状告到李书记那里，说郑一方诬陷他，还导致张翠花服毒自杀未遂，强烈要求处理郑一方。李书记对此事高度重视，立即派农场纪委下来彻查。
　　 农场纪委调查组先调查了高大锤和张翠花，也调查了参与办案的人员，最后才调查郑一方。调查组告诉郑一方，经调查，说你对张翠花刑讯逼供看来是不存在的，但高大锤矢口否认他和张翠花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张翠花也已经彻底翻供，目前情况只能认定高大锤的男女关系问题没有证据。郑一方以理据争，“就是说张翠花翻供，不是还有她提供的高大锤的裤衩子吗？”纪委调查人员说，“我们基层没有条件检测这个裤衩子就一定是高大锤的。即便是高大锤的，也不等于可以证明高大锤就和张翠花发生过两性关系！”对调查组这种意见，郑一方万般无奈哭笑不得。
　　 李书记亲自来到野鸭岭分场处理此事。李书记先找郑一方个别谈话，李书记很生气地说，“本来我以为你很有发展，就把你提起来又派到基层锻炼，没想到这么几天，你就给我捅了这么大个娄子，险些闹出人命，你说说你让我怎么向党委交代？还有，你要调查高大锤也该和我打声招呼，把我搞得很被动……”郑一方赶紧检讨。他过去没做过基层工作，但有十几年机关工作经验，对官场的规矩是明白的。他知道官大一级压死人，尽管自己没做错什么，但领导说你错，你对也是错，你不能辩解，不能争辩，更不能对抗。如果你去和领导抗争，只能对你更为不利，绝对没有好果子吃。此时他头脑还算清醒，他没有同李书记争辩，而是老老实实承认自己“错误”，什么没有基层工作经验，什么考虑问题简单，什么个人英雄主义，什么作风漂浮呀，凡是领导有可能认为的话他都说了。李书记听了郑一方的检讨频频点头，看的出来他还是比较满意的。李书记最后说，“反正事已经出了，好好接受教训吧。但现在高大锤还在告，这件事社会影响也太大了，你的错误也比较严重，党委初步考虑给你党内记过处分！”郑一方立即表示愿意接受组织处分。
　　 李书记召集分场党委会，宣布了对郑一方的组织处理意见，但还是用“初步”这个词。郑一方心想，什么叫“初步”，不就是认识错误态度不好，就进一步加重处分，又何必留什么余地？在党委会上，李书记还是高看秦发才一眼，让秦发才讲几句。秦发才幸灾乐祸地看着郑一方说，“郑书记还是年轻呀，从一开始我就说高大锤有男女关系是不可能的，就是不听。现在怎么样，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了吧……”郑一方听到秦发才这些不三不四的话，肺都要气炸了，但他不能反击，不能爆发，因为自己是坐在被告席上。
　　 次日，高大锤在饭店里大摆筵席，说是庆祝生日。把除了郑一方外野鸭岭的干部几乎都拉去了。秦发才不仅亲自赴宴，还送上了一个特大号的生日蛋糕。郑一方明白，高大锤这是在庆祝胜利，他极力地要向人们昭示的是这场斗争是以他的胜利而告终。
　　 也是在这个时候，大杨来找郑一方检讨。因为在蹲坑那天晚上，郑一方对他的敲打让他深受震动。当调查高大锤事件发生逆转，郑一方面临处分的时候，大杨知道这种局面完全是他一手造成的，郑一方还不知道怎么恨他。大杨内疚地说，“我的确和高大锤有亲戚关系，过去我也没有少吃少喝人家的，所以在原则和关系上我就掰不开镊子了，充当了内奸。不是我那一声咳嗽，给高大锤发了信号，把高大锤捉奸在床，这个案子也早就砸死了。今天你遭处分责任在我，我现在无力去改变这种局面，不行你就揍我一顿吧！”郑一方笑了笑说，“那大可不必，杀人不过头点地嘛。人不怕犯错误，也没有不犯错误的人，关键是能不能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对你今天的解释我接了！”大杨还说，他没想到郑一方是一个真想反腐也真敢反腐的领导。郑一方谦逊地纠正说，真想和真敢反腐的人很多，他不过是‘之一’而已。
　　 郑一方认为张翠花喝农药一事以及翻供，一定和分场女炊事员有关，她一定是充当了高大锤的说客。不是高大锤出重金收买了张翠花，就是威逼恐吓了张翠花。郑一方对张翠花是不是真喝了农药也有怀疑，他去向自己在医院急诊室当护士的一个亲戚打探。亲戚说，他也感到有些奇怪，抢救那天，他们主任要给张翠花洗胃，主任把我们其它大夫和护士都支走了，是他自己一个人给张翠花洗的胃，可是送进抢救室的解毒剂一点也没用。郑一方由此判断，医院这个主任也可能被高大锤收买了，才配合高大锤实施了事先精心策划的这场闹剧。但这些都无从查实，也不好查实，甚至永远是个迷。
　　 李书记走后，郑一方的感冒加重了，医生说己经演变为重感冒，他不得不去医院挂吊瓶。要说痛，其实他身体上的痛，莫过于心上的痛。本来是反腐败却让腐败给“反”了。本来要去惩治腐败份子，却让腐败份子反攻倒算了，别提他心里有多苦闷多上火了。他后悔自己不该在李书记面前讲那么多违心的话，不该无端给自己戴上那么多本不属于自己的帽。他觉得自己身上机关作风浓重，老于世故，过分地去迎合领导，不敢坚持真理。李书记临走时命令他写出书面检讨交给农场党委，他却迟迟没动笔，他现在竟认为自己本来就没做错什么，让他检讨是荒唐的。以前他有位同学从北京多次打电话，让他弃官经商，去北京合伙做生意，郑一方一直没答应。这是因为郑一方觉得自己不太适合经商，还是适合做官，他有一个“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强烈愿望。他绝对不满足仅仅在野鸭岭当这个书记，他希望自己能做更大的官，为更多老百姓办更多的好事。到野鸭岭时间不长，他便体会到了基层工作复杂和艰难，再加上这次要再给他纪律处分，那他的仕途之路也就止步了。
　　 当同学这两天又来电话时，他动心了，产生了一走了之的想法。人无私才能无畏，人无欲则刚。他在提笔写检讨之前就想好了，既便想走了，就不必过多地考虑领导乐不乐意听，领导能不能接受了，就给它来一个直抒胸臆和仗义执言吧，去把自己的理争回来，去把领导的错误认识掰回来，自己不能白白地蒙受这不白之冤。郑一方在检讨中这样写到“……高大锤的问题事实是存在的，我查处他也无疑是正确的。要处理应当处理的是高大锤和他的‘保护伞’，而不是我……我们这里对腐败不该这么‘皮软’，这样只能助长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反腐也是要付出代价的。你们要处理我，或许不算什么。但它所造成的后果，只能使更多的人想反腐却不敢反腐，只能让腐败份子更加猖狂，更有恃无恐……我现在就像一个战士，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我没有倒在敌人枪口下，却被我们自己人误伤。如果你们要把我抬下战场，我也没办法。如果你们把我留在战场上，我将擦干血迹，包扎好伤口，继续战斗，把敌人就是腐败分子消灭干净，直到取得最后胜利……”把想说的话都说了，郑一方觉得如释重负，一卸多少天来的压抑和郁闷，一吐为快之后就是浑身轻松。
　　 郑一方以为李书记看了他的这篇“檄文”，指定会被气的七窍生烟，非找他算账不可。检讨书交上去之后，李书记并没有来找他训他。只是听李书记身边人说，李书记说了，郑一方写的不是检讨书，简直就是声讨书、抗议书。他虽然很反常，发牢骚说怪话。但他是处以公心，它所表现出来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是我们很多领导干部所不具备。听李书记这么说，郑一方心里好受多了。
　　 等了很长时间，郑一方并没有见到农场党委处理他的红头文件，他终于明白了李书记说的“初步”是什么意思。李书记挥泪斩马谡，尽管举起了刀，却没有让刀落下，仅仅是为了平息高大锤事件而采取的策略而已。郑一方对李书记没处分他，没给他档案里留下污点，没有影响他的大好前程，还是心存感激的。
　　 此后，郑一方再也无力碰触高大锤的问题，他只能韬光养晦和耐心等待。足足等待了三年多，等秦发才被提拔到了其它农场当副厂长，离开了塞北农场的野鸭岭分场，郑一方才以年龄大了的名义免了高大锤的职务。免职后高大锤去投奔了秦发才异地继续做官。尽管如此，郑一方还是深深地感叹，反腐败自下而上困难，只有自上而下才能真正反起来。于是他还是企盼着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和重拳反腐的那一天的早日到来。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