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纸上谈兵有没有成功的呢？有的，蒋百里。蒋百里是中国近代史上公认的军事家，但他从未直接参与过战争。他写过一本书《国防论》，根据他的理论研究，来讨论部队建设和作战，都是具有指导意义的。他指出中日必有一战，并提出中日交战的三点，真正惊世骇俗，简直就是预言式的准确：1、中国不畏惧与日本全面战争，但最怕日本蚕食。其实，谁都明白，蚂蚁吃不了大象，但蚕食却会让蚂蚁逐渐变成大象，大象变成蚂蚁而最终灭亡。日本国内后来反思二战时，就曾有专家提出，日本不应该急于发动全面战争，而是应该在华北成立第二个满洲国。2、中国一定不能让日本由北向南进攻，而应该改变日本的进攻方向。确实，淞沪会战实际上是由中国主动发起，确实没有让华北被蚕食，而且改变了日本的进攻方向。3、中国必须以空间换时间。这简直就是毛泽东论持久战的理论基础。正是蒋百里的军事思想的指引，让中日战争最终沿着国人的设想而实现了惨胜。蒋百里还有一个功绩是军事教育，中国近代史上，军事教育方面的功绩，他称第二是没人敢称第一的，他培养的军事人才后来成了抗日的主力力量，后来成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中流砥柱。
　　 所以，其实我们误解了纸上谈兵。纸上谈兵并没有好与不好，有的人就只是纸上谈兵，比如军事院校，他们以另一种方式在提高国家的军力和胜利能力，但他们并不能直接领导战争；还有一种人，是真正的战争人才，他们对战场有着敏锐的嗅觉，可以匪夷所思地作战并取得胜利，但你要他讲道理，他可能说不出。《亮剑》中，李云龙俘虏的国民党军官，最后成了他的老师，其实正是纸上谈兵和实战用兵的区别。所以，纸上谈兵也是一种能力，以战争胜败来评价一个战争理论家是不应该的，战场是瞬息万变的，需要决断、敏锐、勇敢等素养，一个理论家可能不适应，但不妨碍他成为纸上谈兵的高人。
　　 其实，非但军事，在其他很多行业也是如此，有的人只能适应研究，而有的人只能适应应用，如果一定要一个大学的管理学教授做一个实际的厂长或其他管理人员，他也并不一定胜任。世事大多如此，我们有何必笑话赵括？
　　 纸上谈兵只是一个中性词，我们不应该耻笑赵括和马谡，更应该耻笑的是，将赵括派上战场的赵王和将马谡派上战场的诸葛亮。
　　
　　 7.塞翁失马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一句被视为古代辩证法的典型被广为流传。从此，“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这句话影响了多少人。这是好事，它让人在春风得意时不要得意忘形，在悲苦无助时不要自暴自弃。但是，事物都有两面性，如果幸福只是祸事的开端，我们又何必去追求幸福呢？
　　 其实，这个故事是典型的谬论，以一件小概率事件得出了结论，是典型的以偏概全的诡辩。塞翁失了马，是祸事，可是马又带着一匹马回来了。两匹马回来，绝对是小概率事件，在一般情况下，你的马丢了就丢了，指望它自己再带匹马回来，比守株待兔的概率还低，我们绝对不能由此得出祸兮福所依的结论。同样，塞翁儿子骑马摔伤了，这其实和马回来没关系，他如果喜欢骑马，就算马不回来，他还是会借马骑或者再买一匹马骑，还是会摔伤，也得不出福兮祸所伏的结论。
　　 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的双方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但是要在一定的条件下。福祸当然也可以转化，但是，也要在一定的条件下。比如，某个人中了五百万大奖，当然是福，但如果他从此挥霍无度，反而会是祸事，因为坐吃山空，再多的钱也不够人挥霍的。但是，他如果善于理财，将五百万作为第一桶金，就可能会赚回第二个、第三个五百万，那就不存在福转成祸。同样，一个社会最底层的人，由于饱受苦难，有了磨炼后机缘巧合能够进入上层，会爱民如子施以仁政，会使得国家繁荣富强。但是，如果他为受够了苦难，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只图自己的奢靡享受，最终锒铛入狱，还不如不当官。这样的例子，同样屡见不鲜。这些都是福和祸的转化。但是，这些转化都是需要一定的条件的，或者说是机缘，比如一个社会最底层的人，如果没有机缘，可能就会永远在社会最底层，而中了大奖的人，如果运营得当，会越来越富，至少可以衣食无忧。西方人早就认识到了马太效应，富人越富穷人越穷，也是有一定道理的，这就完全背离了塞翁失马。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有道理。但是，这只能是勉励自己的心灵鸡汤。如果万事都以此为圭臬，你会发现，事物会完全不是那回事。
　　
　　 8.忍辱负重
　　 提及忍辱负重，最为典型的就是司马迁。司马迁接受了宫刑，受到了身体上、心理上的极大耻辱，但他忍辱负重，完成了《史记》这部光耀千秋的经典之作。在《报任安书中》，他真实地袒露了心声，他不愿意轻如鸿毛地死，而是坚信自己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
　　 在中国古代，舍生取义是主导思想。而这里的“义”，是不是值得用生命去争取，没法比较。反正，英雄末路时，慷慨成仁是常态，像项羽一样乌江自刎是很多英雄的选择，宁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当然，这是值得宣扬的，特别是像抗日战争这种民族危亡的时候，壮烈牺牲成了中华民族的自觉选择。
　　 但是，在慷慨成仁之余，有没有别的选择呢？有的，忍辱偷生。当然了，偷生是种屈辱，所以司马迁自己也很矛盾。当然，他为自己找寻了生活下去的理由——完成自己的使命。他在《季布列传》中，借评价季布，说出了自己的观念。季布是英雄，英雄本应赴死，但徒死无益，所以他苟且偷生，因为他相信，他有才干，要做大事。是的，这和韩信胯下之辱如出一辙。在司马迁的心里，他和季布韩信是一样的，之所以屈辱偷生，是因为自己有才能，要在以后完好地展示自己的才能，做出一番大事业。他确实成功了，韩信也成功了，所以中国历史上有了“忍辱负重”这样一个成语。同时，我们在劝慰一些走投无路想不通的人时，也用这个成语，劝说他重新振作，徒死无益。
　　 然而司马迁、韩信，毕竟是历史上的少数，他们拥有着杰出的才能，可以干一番名垂青史的大事业，更多的人，芸芸众生，生不为世界增色，死不为鸿宇减光，他们受到屈辱后，要么像杨志杀刘二一样拼死一搏，要么就是屈辱地活着。他们只能算是忍辱偷生，苟活于世。他们也想负重，但重任与他们无关，他们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机会负重。对于这样的人生，司马迁是无语的，如果他不能完成《史记》，他不是为了这个理想，他是不愿意苟活的。
　　 当存在主义思潮走入中国以后，中国以余华为代表的一部分人也在反思：活着，是为了什么？特别是忍辱地活着，如果没有远大的理想，壮烈的目标，值得吗？他们思考的结果是：活着，最重要。存在，就有存在的价值。人活着本身，就是一个重担，就是忍辱负重，偷生也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所以，生命如草芥，如小草般顽强的苟活，本就是生命力的体现，是生命的价值。
　　 当然，“活着，最重要”这句话并不完全对，当民族的危亡，国家的荣辱摆在面前，正义和生命发生冲突时，活着成了反正义的事项，还是应该提倡舍生取义。否则，为了活着，可以偷盗，可以抢劫，可以无所不为，可以认贼作父，这种忍辱的活着，不是我们应该提倡的。
　　
　　 9.郎才女貌
　　 郎才女貌到如今成了郎财女貌，颇令我们这些普通无财且自命清高的人无奈的。中国自古就有孔夫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传统，但到了今天，财富成了衡量一切的标准，君子直接向小人靠拢甚至不如小人了，是孔夫子错了还是当今错了？
　　 郎才女貌本是人们常用的夸奖一对夫妻的褒义词，也是社会的一种价值取向。正如全社会都赞扬一个人为君子时，说明君子还是在全社会赢得首肯的，是社会的价值取向。那么，社会的价值取向为什么会变？真的就是社会沦落了吗？
　　 女貌亘古未变，其实我们从历史上就可以看出，杰出的、成功的女性能够在政治上取得巅峰，无不借助着妃子、太后的身份。事实上，当上皇帝的妃子，没有美丽的容颜是不可能的，即使当上了妃子，没有皇帝的宠信，生不出孩子，同样不可能在残酷的后宫竞争中取得成功。反之，只要有了绝代的容颜，哪怕只是宫女，在偶然间被皇帝看到了，宠幸了，有了男儿，将来说不定就会有出头之日——芈月、窦太后等均是如此。即使不是这些政治女强人，普通有才情的女子，也是靠着男性的传播艳名而名闻天下，男性对这些女性的赞美欣赏，固然有这些女子出众的才华，但更有的是出众的美丽，如鱼玄机、秦淮八艳等等。总之，中国历史上女性都是依附于男性存在的，而男性最看重的是女性的容颜，这点古今未变。况且古代是多妾制，很多命运不济出身小户人家的女子，只能做妾，妾是不能独享一个丈夫的，只能以姿色取媚丈夫，当年老色衰后，往往会有更年轻的妾出现。对丈夫来说，妻妾只是财产，并不是生死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所以才能并不是必要的，而姿色是可以令自己欢愉的。即使到了现在，美女还是稀缺资源，能够占有稀缺资源，自然是能力的体现，所以社会还是充斥着对稀缺资源的追求，女貌还是社会的价值取向。只有有了一定的生活阅历的已婚者，也许才会明白，现在的夫妻关系早已不是过去的隶属关系，而是共同经营共同维护休戚相关，所以容貌其实真不重要。
　　 而郎才，在古代确实重要。古代士农工商，工商业在社会上并不重要，所以即使有商人很有钱，但在地位上是远不如士绅的。所以古代出身低下的普通人，一般是务农，在务农之余勤奋读书，努力赶考，期盼着鲤鱼跳龙门，期盼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期盼着从农民晋为士绅，而从《儒林外史》中也可以看出，一个读书人只要考入进士，有了身份地位，钱财什么的都不在话下了。古代的郎才，其才就是读书，可以通过考试进入社会上层，即使最后不能当官也可以为师，从事着在社会上为人尊重的职业。而商人，即使是富甲天下的豪商巨贾，其实也并不是有太多地位的，见了官吏还是要点头哈腰的，甚至穿了士人才能穿的服装便会获罪。在这样的社会状态下，一个女子，看重的是郎才还是郎财，傻瓜也会选择。
　　 当郎才变成郎财，说明才贬值了，缺少了上升的通道。社会平等了，读书人不再高人一等，而且科举取消了，读书并不是进入社会上层的通道，所以读书无用了，这就是社会上盛传的“读书无用论”。虽然官方一再宣称，读书对一个人的影响是质变，但确实，读书不会带来显而易见的好处。商品经济时代，钱成了一般等价物，社会上的一切都在以钱为衡量，钱多者可以当官，可以有势，可以花天酒地，可以作威作福，至少可以生活奢靡享受。有钱就有了地位，有了一切，整个社会都在向钱看，女性通过婚姻追求钱财，又有什么可以非议？而现在的才，也同样变成了没有宝贝的“财”，即有赚钱能力只是尚未能赚到钱而已。很多青年、北漂，生活艰苦，在好不容易有了女友后，最常说的也就是，自己将来肯定会有钱，自己还是有赚钱的本事和能力的。
　　 郎才女貌到郎财女貌，绝对是社会的问题。这说明，知识之才贬值，价值追求异位，社会必然缺少了正能量。而这些，紧靠舆论宣传引导是没有用的，国家必须有切实的措施，让才重于财，让知识胜于金钱，社会才会有向才之心。
　　
　　 10.鸡鸣狗盗
　　 鸡鸣狗盗来自孟尝君。孟尝君的两个门客，是鸡鸣狗盗之徒，实际上就是偷鸡摸狗之辈，干的是小偷的工作，专门偷鸡和狗。当然，小偷是技术工种，这两人也有本领，能够学鸡叫学狗叫，学得惟妙惟肖，连真正的鸡和狗都分辨不出。而且，这两人后来在孟尝君落难时起了很大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是救了孟尝君。
　　 针对这一情况，历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鸡鸣狗盗也有用处，可以养；另一种意见以王安石为代表，认为有了鸡鸣狗盗之徒，真正的贤士是不屑与之为伍的，所以养他们会冷了真正贤士之心，不该养。令人遗憾的是，自以为重贤任能的王安石，偏偏在识人上犯了大错误，他变法失败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任用的官吏借新法之名克扣百姓，使得百姓反对新法。
　　 在孟尝君那个时代，没有纸质的书，只有简册，携带流通都不便，所以那时候读书人不多，有限的读书人都可以称为“士”。这些人中，无论有无真本领，都是受到各国礼遇的，因为真正的人才肯定在这些人中。这种礼遇，既激发了读书人心怀天下的雄心，也激发了他们睥睨他人的傲气。他们并不以被养为意，因为养士是当时社会通则，你不养别国会养，只要是士，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在各国都可以衣食无忧。所以才有了冯谖的“长鋏归来兮，食无鱼出无车”之叹。冯谖所为，在今人是不可理解的，你吃人家的，嘴还不短，还要更好的，但在当时，吃人家的纯属正常，冯谖当然不会嘴短，所以后来孟尝君给了他很高的待遇，才成为了美谈。
　　 而鸡鸣狗盗之徒，显然不是读书人，不是真正的士，不可能真正帮助孟尝君经纬天下，这就是王安石所诟病的。然而，真正的政治家要有容人之量，自命清高的士，永远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所以，安石多虑了，这也说明了安石肚子里不能撑船，不是一个真正合格的宰相，更谈不上优秀的政治实干家了。其实，鸡鸣狗盗者的口技，是一项技能，该技能用于偷鸡摸狗，显然不对，因为偷盗既违法也违背道德，但如果鸡鸣狗盗者在孟尝君处痛改前非，不再行偷盗之事，那为何不能留下？孟尝养客三千，其中有没有真正的大才不知道，但肯定有很多滥竽充数的，多两三个又有何不可。
　　 孟尝君作为一个合格的政治家，他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成就大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既要团结真正的“士”，也要团结鸡鸣狗盗之徒，是对的，王安石宰相的心胸显然狭小了。作为真正的士，你可以看不惯这些人，不与其交往便是，其实三千食客中，还不如这些鸡鸣狗盗之人者多矣，看不惯的人和事也多矣，要离开，早就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