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改革主要是一条鞭法和考成法。考成法很简单，就是考核制，这主要是压制明朝中那些嚣张跋扈的言官，对这些不干实事的言官，也实行了考核制度，实质上是给他们套了个枷锁，让他们不要乱说话，本来是张大人为了揽权的需要。结果也很明显，张大人果然得罪了言官，他在世时言官们不敢发声，但在他死去以后，还是言官们充当了清算的冲锋。但是，这种枷锁事实上是套给了所有的人，因为考核是针对所有的人，包括后来历朝历代。张居正的初衷是好的，但在中国，好的政策往往会变味，考成法在张居正的继任者申时行手中废止，原因也很简单，扰民。当时对地方官吏考核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税收，各级地方官吏为了完成任务，只能不切实际地强行征收，再加上一些上级官僚的面子或政绩需求，考核指标不断加码，最终这些负担还是转嫁到了百姓身上，以致百姓流离失所，所谓“苛政猛于虎”。在没有考核的灾年时，地方官吏还能为百姓说句话，争取减免点赋税，这在考成法实施以后，全部变成了天方夜谭。所以，为了保护百姓，这个本来征对官员的变法制度，就理所当然的被废止了。
　　 一条鞭法是赋税制度改革。明朝的赋税制度是比较重的，百姓要缴人头税、土地税，要服徭役，当时的土地税是以物产缴税，你的土地产粮就缴粮，产棉花就缴棉花，产木头就缴木头，结果国库中也是各式各样，甚至有将棉花木头作为工资发放给官员。一条鞭法要求百姓的所有负担，全部折成银两缴税，这是对国库有好处的，至少不需要大型仓库存放木头棉花什么的了。其实，这对百姓也有好处，因为百姓平时缴实物时，收税的官僚们往往借机贪腐，手段就是将你缴纳的棉花等视为劣质产品，本来要缴一斤的，必须要缴两斤才算优等品一斤，多出来的实物显然被官吏们贪腐了。更厉害的是徭役，根本无从考查，官员的自由裁量权很大，那就是寻租的温床。一条鞭法，将徭役也变成了银两，就不存在官员裁量了，实际上大大有利于普通百姓。
　　 在张居正在世时，他的改革还是卓有成效的，嘉靖开始的民不聊生逐渐在缓解，直到万历年间的国库充盈，百姓富足。所以说，张居正是好官。但是，从徐阶、高拱到张居正，这三代首辅，都是好官，但同样都是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高手，他们使用的手段同样卑劣无耻。周星驰电影中的桥段“好官要比奸臣更奸”的理论，在明朝这些有名的好官身上得到了验证。但是，他们的倾轧也造成了各自的悲剧，几乎都没有得到好下场。王阳明驳斥程朱理学而兴起的“心学”，提倡顺天应人，顺应物欲，就这样被这些名臣们发扬光大了，放任心中对权力的欲望，成就造福于民的伟业，遇有阻拦，杀无赦，不管阻拦的是忠臣还是奸臣。这就是奇特而又真实的明朝官场。
　　 十、争国本
　　 争国本事件，要是放在别的朝代，就是一个很小的事件，但是发生在明朝，影响却非常大。
　　 事情其实很简单，历代君主都会有。万历皇帝的长子是朱常洛，但这个儿子，皇帝不喜欢。原因也很简单，这个儿子的妈妈是个普通宫女，是皇帝偶然看到，阴差阳错的荷尔蒙兴奋之下，便驾幸了她。说实话，当时的宫女等于皇帝的玩物，这种事情司空见惯。可这位宫女真够幸运，居然就怀孕了，并生下男孩，居然还是皇长子。可是，也许她并没有太多姿色，皇帝并不喜欢她，也不待见这个儿子。皇帝的宠爱者是郑贵妃，这个贵妃后来也生了儿子，是皇三子朱常洵。于是，皇帝就想立三子为太子。
　　 一般说来，朝臣们是反对这种立储方式的，因为中国封建社会一直是嫡长子继承制，无嫡立长，照例应该是长子是太子。在朱元璋这样的强权君主时候，朝臣们就算有意见，估计也是不敢提的，因为朱元璋杀起臣子来丝毫不会手软。但奇怪也就在这里，朱元璋、朱棣的铁腕强权君主制度，延续下来的却是明朝的臣权膨胀，内阁大臣可以驳回皇帝的旨意，而言官们也敢毫不留情的上书痛骂皇帝，如海瑞。当然，皇帝毕竟掌握着生杀大权，明朝政治体制就这样形成了一个奇特的相互制约的平衡。
　　 万历皇帝刚有了这个心思，朝臣们就敏锐地感觉到了。于是，就立太子问题上，皇帝和臣子们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较量。皇帝首先封了郑妃，臣下一片哗然，结果皇帝不得已也封了朱常洛的母亲。朝臣们请求皇帝立太子，皇帝不愿立长子，又不敢立三子，于是就拖，不立。令他不敢相信的是，朝臣们前赴后继，接连上书。当然，皇帝也生了气，难道皇权成了摆设？于是，不听话上书者，罢官充军，以儆效尤。可是，明朝的朝臣们似乎以触犯皇帝受惩罚为荣，皇帝越惩罚，朝臣上书越激切。当然，皇帝也不得已选择了妥协的方式，比如做出承诺，同封三子等等，并提出等候嫡子的言论，以搪塞悠悠众臣之口。朝臣也有意妥协过，如要求让长子读书等等。但总的说来，双方都是想尽办法，软硬兼施，就是想达到各自目的，绝不妥协。结果是，有四名内阁首辅退休，含十多名部长在内的三百多官员受到牵连，其中一百多人被罢官充军，在朝臣们前赴后继地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之下，皇帝最终还是屈从了，立了朱常洛为太子。
　　 在封建专权的社会里，明朝的官员们是个特例。他们似乎不畏惧皇权，以挑战皇权受到惩罚为荣，并且前赴后继乐此不彼。这是真正的关注天下重于个人私利的士子精神，是义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罢官充军，说说容易，但真到了面前时，有几人敢在屋檐下而不低头，不为五斗米折腰？明朝的官员们做到了，而且不是个别人，是一大帮官员们，可见当时的政治风气，是开明而生机勃勃的。而明朝的社会风气，同样是以士子精神为荣的，海瑞骂了皇帝成了政治明星，到哪都是万人空巷，甚至有人步行千里只为一睹海瑞真容。有一位官员因进谏被皇帝打的皮开肉绽，其妻居然收集烂肉制成咸肉流传后世，作为不屈家风的重要见证和尚义家训的重要道具；谁因为骂皇帝而被夺官，立即名闻天下甚至名利双收，所以明朝官员们敢于骂，乐于骂。正是在这样的政治风气下，才有东林党这样关心政治的民间团体，而民间关心政治，关心正义的风气不灭，社会自然是有昂扬向上的风气的。这样的社会，是不会万马齐喑，是不会死水一滩的，所以明朝当时已有流民遍地，饿殍盈野，但国家还是走在正常的道路上。
　　 十一、东林党和阉党
　　 明亡始于党争，但这句话并不对。明朝晚期，确实党争日盛，但最终魏忠贤的阉党大获全胜，才是明亡的原因。而如果东林党获胜，国家是走在正常的道路上的。
　　 东林党在历史上是正义的象征，其实也未必。东林党人清高自守，在朝有掌权者，在野有评论者，势力大影响大。但是，这些人虽然正直清高，但也不是不会做小动作，他们也会不遗余力地和当时的浙党等党派做斗争。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这明宫三大奇案，之所以扑朔迷离，就是掺杂了政治斗争的原因，东林党人借助这三大案击败了其他党派。东林党人固然正直，但其余党派也都是正直的士大夫，东林党人使用的手段有的也不是正大光明。其实，明朝自徐阶、高拱、张居正以来的政治斗争，从未停息，好在这些人都不是奸吝小人，所以没有影响国家公器。
　　 在东林党全盛的时候，深受皇帝宠信的魏忠贤走上了历史舞台。这位仁兄本来还想投靠东林党，可惜的是，人品太差，东林党人对其根本不屑一顾。历史又一次证明，宁可得罪君子，不要得罪小人，魏忠贤开始了报复，拉帮结派结党营私，可以说是无恶不作。他与东林党人相反，你不是清高吗，我就卑鄙无耻，无论是谁，只要投靠我，只要听我的话，就可以封官贪污甚至杀人放火。由于皇帝的宠信和人的劣根性，很多人投靠不了东林党，便投靠了魏忠贤，朝堂乌烟瘴气。随着东林党人的日渐衰弱和阉党的日盛，魏忠贤对这些正直的士大夫们挥起了屠刀。
　　 在面对屠杀时，这些士人保持了气节，任凭严刑拷问和非人的折磨，凛然不屈，成就了一个个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头骨被钉入钢钉，耳朵被钉入钢钉，种种酷刑都掩盖不了这些士人的人性光辉——他们从不屈服，从不谗言害人。让我们记住这前后六君子吧：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顾大章、周起元、黄尊素、缪昌期、周顺昌、周宗建、李应升，他们都死在了阉党的屠刀下。值得一提的是，当阉党爪牙逮捕周顺昌时，素来温和的苏州人不干了，数十万人自发暴打这些爪牙，震惊了天下，也为逆阉的衰亡敲响了丧钟。在苏州，至今还有这些义民领袖的墓碑，但并不引人注意，一如这些人的平民身份，但就在这些普通百姓身上，传承了阉党政权中所没有的公理和正义。
　　 魏忠贤的权势源于皇帝的信任，当皇帝换了，他的好日子到头的，种种倒行逆施得到了清算。这时候，人品的差异显现了，阉党的手下纷纷改弦更张，痛斥魏忠贤的种种罪恶，与东林党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事实证明，没有伟大的理想，只有唯利是图的政治结合体，是貌似强大的纸老虎，根本没有战斗力。历史，有时会黑暗，但终究是光明正义的，卑鄙的阉党们最终只会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十二、袁崇焕
　　 袁崇焕的死亡是个悲剧，很多人认为崇祯皇帝自毁长城，才导致了明朝的灭亡。但是，崇祯皇帝决不昏庸，袁崇焕其实是自己的失误，才导致了被杀。
　　 袁崇焕一心为国，但其实此人心胸狭隘，又不懂政治。崇祯皇帝十分相信他，一上台就将他从布衣提拔为督师，那是最高武将了，以前只有内阁大学士兼任的。袁崇焕当然感激皇帝，想报效国家，但他十分狂妄，向皇帝要权、要粮、要兵，并夸下海口五年内灭掉后金。事实上，他只是随口说说，自己也知道根本是不可能的，可皇帝偏偏就相信了，他要什么给什么，只要他能完成自己承诺的任务。袁督师上任伊始，就因个人恩怨杀了毛文龙，而毛文龙其实是抗金明将，独自在后金的后方守着一块根据地，是后金永远的隐患，袁督师此举才是真正的自毁长城，并且他其实是没有这个权力的，属于滥权。行了，皇帝同样没处分他，并一样信任他。他的关宁防线十分稳固，但是防守可以，进攻是没有这个能力的，从何灭后金？皇太极也不傻，攻打关宁防线讨不到好，干脆远绕蒙古，绕过关宁防线进攻北京。袁督师当然驰援京城，可他一意孤行，置孙承宗的话于不顾，并没有御敌于国门之外，而是尾随皇太极到了京城。当然，他有他的想法，从军事上讲，他和军队和后金骑兵野战，是不占优势的，他想依托城垣优势，用火器与后金骑兵对抗，但他不懂政治，北京被围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他不了解。
　　 其实，他杀毛文龙时，已经有人向皇帝打小报告，说他意欲反明做汉奸了。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但他确实干了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说他在帮后金的忙一点不为过，更何况他又没有冠冕堂皇的杀毛文龙的理由。他的军队没有挡住后金军队，这是皇帝不明白的，为什么他没有和后金作战，反而是和后金军队同时到了京城？怀疑的种子，就这样在崇祯皇帝的心里种下了。在京城他与后金军血战，可阴差阳错，和他不合的将领满桂却被自己人的大炮打伤，连皇帝都感觉这是他做的好事。于是，皇帝再也不相信他了，估计皇帝也明白了，他说的五年灭掉后金纯粹是忽悠，恼羞成怒的皇帝，就把自己的愤怒换成了袁督师的头颅。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袁督师被杀，国人竟然对其恨之入骨以致于食其肉，天意对他如此不公，虽然可能有后金反间因素，有皇帝误解因素，亦可见袁督师做事任意妄为不考虑后果。
　　 袁崇焕的死，对明朝的灭亡有着致命的影响。袁崇焕杀了毛文龙，毛文龙麾下的尚可喜、耿仲明等投降了后金；崇祯杀了袁崇焕，他麾下的祖大寿、吴襄等人投降了后金。正是依靠这些投降过来的将领，后金才一举夺下了江山，建立了清朝。袁崇焕是抗击后金的功臣，但如果没有袁崇焕的屠刀和被杀，后金绝不会如此快的入关，如此快的席卷中原。功劳和罪过，就这样都凝结在了他身上。但不管如何，他本人不会是奸细，还是个忠心耿耿但有过错的明朝大将。
　　 十三、坚持的黄道周
　　 黄道周是崇祯皇帝时的大臣。
　　 崇祯皇帝是个明君，可他运气不好，在他即位时，大明已经摇摇欲坠，各种腐败、尸位禄餐痼疾难治，后金又已经崛起，对大明虎视眈眈。屋漏偏逢连夜雨，大明的经济本已命悬一线，偏偏陕西大旱，一年、两年、三年，连续遭灾，国家无力救援，激起了民变。值此内忧外患之际，晚明仅有的几个名将和精兵，忽而剿匪，忽而抗金，来回折腾，莫衷一是。其实，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并不错，后金虽然强大，但也只是掠夺大明的财富，当时并没有取大明而代之之意，所以朝中有人提出与后金和谈，先集中精力剿灭国内流寇。就是这位黄道周，拍案而起，痛斥这种妥协论调，从道德的制高点对这种论点进行了批驳，直至斥之为投降主义。正是他和诸位爱国大臣们的坚持，明朝丧失了最后一个自救的机会。后来在两线作战中，卢象升等名将一一战死，还有的干脆投降了大清，明朝回天乏力，走向了灭亡。
　　 华夏民族自古到今的自大，最终害了自己。大明自以为华夏正统，后金只是蛮夷，对这些蛮夷只能是恩赏，若蛮夷不讲理当然是武力侍候，哪有屈从的道理。后来满清政府接受了中华文化，同样认为自己为正统，外来的侵略者是蛮夷，哪怕打败签订屈辱的合约都是一副天朝上国恩泽四方的口气。黄道周不是政治家，没有政治眼光，他不明白为了政治，应该能屈能伸，该向蛮夷低头就得低头，所以他的固执害了大明。
　　 他是罪臣，但又是英雄。在大明已亡，南明政府苟延残喘时，他显示出了大臣的气节。南明逃亡了，他继续抗金，没有人，没有钱，他召集乡民下人，组织了千余人的队伍，对抗满清大军。连他自己都知道，自己这帮乌合之众的抵抗是羊入虎口，根本没有任何实际作用。他很快被满清俘虏，但面对众多的投降者，他毅依然坚持着自己最后的尊严，中华民族面对外侮时的尊严，慨然选择了死亡。
　　 人是复杂的，历史更是复杂的，忠臣良将，奸佞酷吏，往往是真实的人，有出于私心完成伟业，也有出于公心败坏大事，无法强求。不管如何，黄道周的坚持，黄道周的宁死不屈，足够名垂青史流芳百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