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门五叔家今天给新房上大梁，亲戚朋友和乡亲们纷纷前来祝贺，鞭炮从早上到晌午响个不停，街道被铺了厚厚一层五颜六色炸碎的纸屑，走到上面软乎乎的。五叔请来了服务队，在村子宽敞的街道搭棚请客。村里家家随礼，所有在家人员都来坐席，热闹异常。坐在上座须发皆白的老父亲看着五叔家即将建成的小洋楼，感慨地说：“娶媳妇盖房，花钱没王。咱农村人把挣来的钱全用在了这盖房子、娶媳妇上了，我这辈子建了整整五院庄基，把不出的力都出了……”
　　 父亲姊妹六人，行二，上头是伯父，下面是四位叔叔和年龄最小的姑姑。爷爷早年去世，是父亲和伯父将几位叔叔和姑姑拉扯长大，成家立业的。六十年代，生活困难，兄弟五人商议，与其困在一起饿死还不如分家另过，各显其能，自己养活自家的婆娘和娃。老屋七间瓦房，两间厨房，会议决定老大老二住老屋，老三、老四、老五搬出去另立门户。临搬时，父亲却主动要求搬出去住，让老大和老三住老屋。因为三叔一直在云南当兵，参加中印战争时受伤后复员回家，比四叔、五叔结婚还晚，当时举全家之力才娶来了三婶，父亲担心因分家而影响三叔的家庭，所以提出自己搬出去住。
　　 分家前，父亲和他的兄弟们在村西最高的土崖前，奋战了几个月，用撅头挖了两院庄基，一个院子打了三孔窑洞，另一院子两孔。四叔搬到两孔窑洞的院子，三孔窑洞的院子分给了五叔。由于父亲临时提出搬出来住，后经大伯拍板，从五叔家分出一孔窑洞给父亲住，尽管五叔心里不美气，但也不好说什么。父母亲带上哥哥姐姐和分给我们的一个水瓮，五斗小麦，和五双碗筷搬出了老屋，挤到这孔窑洞里。父亲本身是木匠，在窑洞里盘（建造）了一个锅连炕，在窑洞的侧面给大姐挖了一个小窑洞，父母和哥哥、二姐住大炕，大姐住在自己的小闺窑里，幸亏我当时还没出生。
　　 没住多久，两家的孩子在一个院子玩耍，难免发生磕磕碰碰，而且两家人进出一个大门，有好多的不合适。尽管是亲兄弟，嘴上不说，心里却不爽。父亲不愿因此伤了兄弟之间的和气，于是和五叔商议，还是我们搬出去。五叔嘴里客套着，心里不知有多高兴。但父亲也提出了一个要求，让五叔帮自己打窑洞，窑洞打成后，把我们现在住的窑洞送给五叔，这窑洞分家时给我们抵三间瓦房呢！这让身为大队革委会主任的五叔很不情愿，他推说革委会事多，抽不开身，如果父亲一个人干不了，可以不搬。父亲一生气，决定自己一个人打窑洞。
　　 大西北的祖先们利用黄土高原的地势，打几孔窑洞安家立业的传统一直传承了下来。窑洞成本低廉，冬暖夏凉，只要舍得力气，打几孔窑洞安置一家大小，甚至几代人都可以住下去。为了早日打好窑洞，父亲暂时停下了自己的木匠活，揽来队上放羊的活路。于是，停课造反的哥哥被父亲拦在了家，不许哥哥去北京串联，留在家里给队上放羊，把他腾出来，好打窑洞。哥哥眼泪巴巴的看着其他红卫兵喊着口号，背上行囊，浩浩荡荡地串联造反去了。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整日吆上羊群，爬到乔山之上，躺在枯黄的草坡上，嘴里含着苦涩的草茎，看着天上飞来飞去如羊毛似的白云，想象着红卫兵队伍在神圣的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接见的动人场面，想着自己要是也在那狂热的队伍里该有多好，说不定还能握到毛主席那温暖的大手呢！哥哥不时地瞅瞅身边的吃草的羊群，警惕地观察四周风吹草动的树林，既然无法去北京串联，就要随时做好与身边最大的阶级敌人——饿狼搏斗的准备，要像“草原英雄小姐妹”一样，保护好羊群，不让队里财产受一丝一毫的损失。每当夜幕降临时，哥哥总是要背上一大捆比自己的身材大好几倍的柴禾，摇摇晃晃地吆上群羊回家。
　　 父亲在紧挨着四叔家近两丈高的土崖上，用石灰面勾勒出一个约半亩大的正方形，他要在这古老的黄土崖上，生生地抠出个四合院来，然后再凿出几孔窑洞来居住。三十七岁的父亲在生活异常困难的年代里，勒紧裤腰带，浑身像上足了发条的闹钟，充满了使不完的劲，他又像老愚公一样，挥舞着银光闪闪的撅头，挖向厚重的黄土地。
　　 夕阳西下，硕大的太阳如同红彤彤的柿子，颤巍巍地滑向西山，它不忍看到父亲拼命般的挖土，想早早地回家去睡觉，眼不见心不乱。善良的彩霞姑娘将最后一抹亮光留给了舞动撅头的父亲。银盘似的月亮趁着最后一抹夕阳爬上了东山顶，急急地跃到中天。如银的月光洒在父亲的灰头土脸上，洒在被汗水冲刷出的一道道沟渠几乎扭曲的父亲的脸上，晶莹的汗珠在父亲的光膀子上一溜溜滑落，重重的砸在脚下的土地上，溅起一圈儿尘土。寂寥的夜晚里，不时地传来不知名的动物高高低低的鸣叫声，草丛里也不时地“扑棱棱”飞出惊恐的野鸟，同时回响着父亲粗重的喘息声、撅头挖在土崖上的撞击声和独轮车的轱辘声。月亮像个调皮的小孩紧跟着父亲来回走，为父亲照耀着寂静的土路。一朵棉絮般的白云紧紧依偎着月亮，不离不弃，为孤独的月亮作伴。多情的月光好想为父亲多照一会儿光亮，无奈地球无情的自转，将父亲推到了凌晨的黑暗中。“喔喔喔”鸡叫三遍了，困乏的父亲和衣倒在了半成品的窑洞里，在黑暗的夜空里沉沉的睡去。
　　 当晨曦的第一缕阳光穿过乾陵的山头，照耀在父亲红堂堂的脸庞时，精神焕发的父亲已经开挖了约莫半个时辰了。村里人取笑父亲是三十晚上撵月亮，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打心底里佩服父亲的顽强和执着。
　　 经过一个多月不分昼夜的挖凿，三孔崭新的窑洞被父亲打了出来。窑洞打好后，接着就用两指宽的撅头，我们称之为“线撅”铣窑，整个窑洞的墙壁上布满了排列整齐的线条。父亲利用晾窑的机会，又马不停蹄地用黄土打胡基（土坯）晾晒，再用干透了的胡基将窑门箍好，等窑洞晾干之后，接着用干黄土和铡碎的麦草和泥，用来泥窑。泥窑至少泥两层，粗泥一层，沙泥一层，泥好的窑壁光滑而平顺。最后安装上自己亲手制作的花格子黑漆红边子的门窗，我们终于有自己的家了，哥哥姐姐们欢呼雀跃，我也不失时机的出生在父亲新打的窑洞里。
　　 父亲的窑洞没有就此打住。当年分家时，奶奶跟着三叔过，看到父亲打了三孔新窑洞，不知为什么，奶奶非要跟着我们一起生活。父亲二话没说，利用六个晚上加班给奶奶打了一孔窑洞，直到奶奶去世都一直住在父亲给她打的窑洞里。
　　 我们家盖新房时已经到了七十年代，眼瞅着哥哥姐姐都已长大成人，父亲意识到该给家里盖房子了，谁也不愿意把自家的闺女嫁到窑洞里，最起码也要有一边盖的偏厦房。父亲带上自己的徒弟，上山割回葛条，编织成笆篱备用；再打十摞胡基（土坯）晾晒。一般一摞胡基五层，每层一百个，一摞就是五百个。这打胡基是个技巧活，必须找一个比较潮湿的地方，实在干旱就要用水浇一块儿地，放一块长约80公分，宽60公分的青石板，在青石板上放上木制的模子，在模子底撒上炕灰，再将潮湿的黄土装进模子，然后人跳上去，先用双脚踩实，再用青石凿成下大上小呈圆梯形的锤子，转着圈儿击打模子里的黄土，打一下转一下锤子面，等打瓷实了，胡基面儿光亮如镜，取下模子，搬起胡基放到摞子上晾晒，晒干后的胡基硬如砖块，乡下人就用这胡基代替砖头垒房子。一切准备就绪后，父亲就在我们家的前院，花了300多元钱，盖起了三间亮堂堂的偏厦瓦房，其骄傲程度不亚于现在盖小洋楼的农户。
　　 直到九十年代村里统一搬迁，我们才告别了窑洞，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新农村。一行行一砖到顶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小洋楼拔地而起，玻璃窗子玻璃门映照着村民幸福的笑脸；两行雪松如同亭亭玉立的礼仪小姐，站立在街道的两旁，欢迎着四方来客，十几米宽的水泥街道里回响着富裕的赞歌。晚上，我们再也不用撵着月亮干活了，明亮的路灯照亮了魅黑的村庄。如今农村生活条件好了，活路却少了，机器收种几乎让人们失业了。农闲时节，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不但能挣回一家人的开销，还能让银行的存款数额不断上升。
　　 春天的田野依然是那么的迷人，桃红柳绿，草长莺飞，不知名的虫儿在草丛里悠闲地吟唱，吟唱着亘古不变的歌谣。已经抽穗的小麦像年轻美丽的少妇，随着温暖的春风轻盈的舞动着身姿。那缕缕春风调皮地抚摸着，年逾九十岁的老父亲胸前那飘动的美髯。形只影单的老父亲沿着新修的水泥生产路，再一次来到了早已被复垦的老庄子。
　　 那一孔孔窑洞依稀犹存，年轻时期的父亲在金黄的夕阳下挥舞着银光闪闪的撅头，推着独轮车跑在乡村的小道上，豆大的汗珠滚落在厚厚的尘埃里。那一道道银光照射在父亲那古铜色的脸膛上，照射在父亲那丝丝缕缕如烟的情怀里，它穿越黑漆红边的窗棂，照射在父亲的窑洞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