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姥爷一边抽旱烟，一边看雁池水，想起那天在水里泡了那么长，不禁打个冷战，浑身起了一层密密的鸡皮疙瘩。他站起来，往枯草稞里寻觅了一阵子，又在雁池两岸转了转，他是想找到那条“尖担”和破草帽。可找到半晚上了，影子也没见到。他骂了一句：“狗日的，钻天入地了吗？”赶紧磕磕烟袋，望望日头，提着公鸡走了。
　　 到了雁东，走过吊桥，进得寨子，少老大笑眯眯地迎上来，伸出手，我姥爷往身上蹭了蹭手掌，与少老大握了手。少老大一边命人把公鸡拿去厨房，一边把我姥爷往客厅里请。我姥爷推脱说：“不去了，就在这里说说话吧。”可少老大死活让他留下吃饭。大奶奶和二奶奶也来相劝，说“恩人”到了，咋能不喝水不吃饭就走呢！我姥爷经不住俩美人的劝说，只得留下。少老大领着我姥爷在寨子里转了转，让他见识了寨子里的安全防卫。这个寨子南北长约50丈，东西宽20余丈。四周有高高的围墙，围墙四个角是岗楼，墙头外是又宽又深的护寨沟。我姥爷虽然不是防卫专家，但他还是称赞这个寨子安全牢固，比雁西黄围子强多了。少老大则不无炫耀地说：“只要我不离开寨子，黄八就奈何不了我。”我姥爷连声说是。
　　 黄昏时分，开饭了。小饭堂里只有我姥爷和少老大两个人，六个炒菜，三荤三素。二人刚喝了两盅酒，我姥爷打算趁此机会还回那张20亩地契，索要5亩水田。正要开口，被一家丁进来给堵回去了。家丁报告说：“大老爷，有两个国民党兵要见您。正在寨外候着。”少老大不敢怠慢，说：“老周你先喝着，我去见见就来。”说着急忙走出客厅。我姥爷颇有酒量，自斟自饮，边吃边等。
　　 少老大来到岗楼上，看见护寨沟对面站着两个穿黄色军装的人，其中一个背着一口大锅。便问：“你们是干什么的？”那边回答：“固始县民团的。我们一个排要在黑湖剿灭黄八的土匪，今晚在你们寨子吃派饭，咱们两个是伙夫，请你让咱们进去协助做饭。”听说“剿匪”，少老大先自高兴起来。连忙让人放下吊桥，接两个民团伙夫进寨。
　　 两个人走进寨子，背大锅的对他的同伴说：“你跟黄老爷去弄点米和柴火，我在这里埋锅造饭。”少老大说：“不用了，我家里有米有柴有锅，不就一个排吗？饿不着你们。”背锅的伙夫说：“黄老爷你不知道，咱们县民团是有纪律的。本来不该来打扰，可咱们走得匆忙，粮食没带一粒，这才不得不来麻烦你。”“原来这样。那好吧，”少老大分别对两个伙夫说：“你留下，你跟我来。”
　　 我姥爷饮了几杯酒，见少老大还没有来，他抹了一把嘴，踱出饭堂门外。此时，天尚未全黑，我姥爷站在草垛后面，听那个兵跟少老大边走边谈。兵说：“黄老爷，你们寨子有多少护院的？能不能派几个跟咱们一起去北庙剿匪？”少老大说：“哪有护院的？就是几个帮工，轮流值守罢了。剿匪还要依靠你们民团呀。”兵说：“就怕咱们一个排不是黄八的对手。”少老大说：“黄八才不到十杆枪，哪有战斗力？”兵说：“真的吗？你不会骗咱们吧黄老爷？”我姥爷听到声音，大吃一惊：原来这个家伙竟是把他扔进雁池的土匪甲或者土匪乙！我姥爷大喊一声：“大老爷！他就是个土匪！”
　　 少老大立即慌张起来，掏出盒子炮，甩手一枪，把假民团打伤。但是，那家伙倒也麻溜，就地来个驴打滚，滚出三丈以外。趴地上朝少老大开了一枪。那个背大锅的此时已经干掉了把寨门的家丁，放下吊桥，土匪们蜂拥而入。少老大的右肩被土匪打穿，血流不止，使不得枪。喊了两声“顶住！”便昏过去了。 
　　 我姥爷迅疾跳跃过去，夺过受伤土匪的长枪，倒拿枪管，抡起来朝那个土匪的脑袋砸了一枪托。然后不问死活，扔掉长枪，背起少老大，朝后院撤退。迎面碰上大奶奶拉着儿子的手走出来，我姥爷不由分说，一手抓住一个，纵跃到后院，撞开后门。抽出白布条儿裤腰带将少老大草草缚在背上，把自己的裤腰挽起来，一只胳膊夹住大奶奶，一只夹住少老大的儿子，跳进宽宽的护寨壕沟，凫水上岸，又取捷径横渡黑湖，逃往雁西黄围子。少老二闻知消息，立即组织族人和帮工，赶往雁东救难。此时，土匪已撤，只有恐怖和烟雾还在寨子上空缭绕。可怜的财务总管、美人二奶奶被土匪吊在大梁上，扯去裤子，逼问大洋。二奶奶宁死不说，被黄八用麻杆火把阴毛烧光，阴部焦糊，腥臭难闻，昏死过去。土匪们把院子刨的到处是坑，为的是寻找大洋。少老二带人将二奶奶解下时，她仅仅说了半句话：“告诉老爷，我先......”便咽气了。黄家值钱的东西悉数被抢。
　　 少老大带伤埋藏了二奶奶和战死的族人，并在二奶奶的坟前哭了整整一个上午。他看破红尘，把土地分给了那些因守寨伤亡的人家和帮工，我姥爷只好接受那20亩水田。 
　　 几天后，少老大带着二奶奶用生命保存下来的大洋，上了一辆马车，带着大奶奶和儿子隐居南边大别山深处。
　　 我母亲说：1948年清明节已过，她家种的是晚稻，每亩地产量不足300斤。尽管如此，也收获了五千多斤稻谷，这是她家上溯祖宗三代所见过的最多的粮食。1949年的清明节之前，刚要泡稻下种，就解放了。
　　 解放后，罪恶累累的土匪头子黄八，被新政府枪毙于雁池边。其他兄弟四人，一人被我姥爷打死，一人被雁东帮工乱棍毙命，其余二人下狱。而他手下的业余土匪，都是穷人，又极少公开露面，便不再追究；少老二被划成小地主；我姥爷因那20亩上好的水田被划成富农。
　　 从此，我姥爷一家陷入了社会底层，受尽欺凌和屈辱。每当我姥爷感到憋屈的时候，他就到雁池双石桥上去坐一会儿，他从两块石桥中间的缝隙里看静水深流，眼睛眨也不眨。
　　 人民公社化之后，接着“吃食堂”，也就是吃“大锅饭”。我姥爷和少老二两个“坏蛋”，每天轮换着义务给食堂挑水。我母亲说：食堂门口摆着三口大缸，我姥爷和少老二必须早起把三口大缸挑满水，以备三餐所用。少老二是什么身子骨？解放前几乎是“四体不勤”的主。解放后虽然没少“锻炼”，但终究上了岁数，再挤也挤不出四两劲儿了。村里人用水，原本可以吃村庄外的塘水，可那年秋旱，塘早就干涸了，塘底儿裂开了龟背一样的花纹。入冬后也没下过像样的雨。于是，他们必须要到二里之外的雁池取水，来回四里路，两趟就把少老二累趴下了。
　　 这一天，本该少老二挑水，可少老二累病了，早起去求我姥爷，我姥爷也没说什么，就挑着空桶出门了。
　　 我姥爷倒霉就倒在跟少老二的关系上，那一亩薄地，把我姥爷和少老二紧紧地拴在了一起。土改十年了，我姥爷好像还是种着人家一亩地的帮工，碰着少老二仍然敬畏得像亲爹似的。那天早上七点钟，我姥爷挑着满满两桶水，桶沿儿上用细麻绳拴着一块巴掌大的木板，这是为防止水因摇晃而溅出来的“浮漂”。
　　 恰巧这一天夜里，有一个小偷撬开食堂库房的门去偷里面存放的碎米，被巡逻的民兵抓住。他们把小偷的破棉袄脱掉绑在食堂门口一颗槐树上。有几个早起做饭的伙夫对小偷又踢又打。我姥爷倒完水，也走过去看热闹，这一看，看出了问题。他咋看咋觉得这个小偷就是那年把他扔进雁池的土匪丁。他知道，土匪甲和土匪乙死了，而土匪丙和土匪丁仍然活在世上。此时，他发现了土匪丁，顿时眼睛血红。于是，我姥爷厉声教训道：“你小子当土匪还没当够呀？当初把我扔雁巴子。我姥爷不知道他的手力道有多大，这一巴掌整个食堂内外几乎都能听得见。这个小偷的左半边脸上有五个暗红的掌印一直保持到他悲惨死亡。
　　 小偷不是被我姥爷打死的，他是被寒冷的冬天冻死的。那一年，整个黑湖全部被冰封，水面上都能走人和推小车。我姥爷挑水就得带个锄头砸半天冰。小偷被绑在冰天霜地里，支撑到半晌午就一命呜呼了。 
　　 小偷死后，村里干部无法向上边交待。公社书记下令调查小偷的死因。虽然打小偷的不止我姥爷一人，但成份高的只有我姥爷一人。小偷这时候成为人人同情的贫下中农了。我姥爷一口咬定小偷就是夜袭雁东的土匪之一也无人相信。再说，时过境迁，少老大生死不明，谁还管他是不是土匪？打死贫下中农就是“反革命”报复行为。我姥爷以“反革命”故意杀人罪被法院判刑15年。 
　　 但我姥爷又是幸运的，在被送往信阳“五一农场”的路上又接到了一份“裁定书”，改判为五年有期徒刑。二十年之后，也就是他死前的半年，被法院平反昭雪，此是后话。我有时感到咱们的人民法院那些年就做了两件事儿，一是制造冤案，二是给冤案平反。
　　 五年牢狱之灾完毕，我姥爷回到家乡，我姥姥则跟她母亲一样，双目失明。据说是我姥爷被判刑劳改后哭瞎的。那一年我已经整整八岁。
　　 由于舅舅光棍一个，很疼爱我，从此我便常驻姥爷家，成为我姥爷的精神营养。
　　 一天下午，我姥爷带我去雁池摸鱼，太阳西下时，乌云骤起，瞬间便遮盖了大半个蓝天，我姥爷驮着我往家里赶。我们刚刚走到屋后，突然从草垛旁转出一个人来。那人喊了一声老周，便扑上来抱住了我姥爷的肩膀。两个人都低沉地抽泣着。我听那人反复说的就一句话；“老周啊，我太对不起你了……真不该给你20亩地呀……”我姥爷劝慰的一句话是：“大老爷，这都是俺的命，怪不得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