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后话，与老街无关，担心写到后面没机会提及，故提前说了。
　　 然而就是这样，我在学校里也没有完全灰心。那个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口号，据说是周总理文革前在南开大学开座谈会提出的。现在看来，这个观点本来就是建立在反动和落后的血统论基础上。当时和现今的无数事实表明，所谓资本主义复辟，在红五类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但它确实迷惑了很多人，使我在令人窒息的黑暗里，依然产生了寻找光明的动力。
　　 初中时代，红卫兵过时了，学校恢复了团组织，像班长一样的革干子弟成为第一批新鲜血液。随着一学期一学期过去，团组织日益壮大。在最后一学年里，连罗正喜也被吸收进去了。罗正喜的家庭情况和我相比，经济上优越，政治上相似。他父亲当过国民党军医，由于是技术人员，在新政权下倒也无失业之忧，一直在弥市卫生院工作。罗伯不善言，但对我们说过一席话，我至今记得大概。他说他的外科本领是在战场上操练出来的，一台手术只用几分钟，该切胳膊就切胳膊，该砍大腿就砍大腿，容不得半分犹豫。不然，后面的伤员就可能来不及医治了。我听了倒抽一口凉气，人命真不值钱。
　　 罗正喜天生具有领袖气质，虽然因为出生关系，和我一样连小组长也没有当过，但他像母狗子一样，身边总围着一大群人，其中也有我、刘以德、陶永才这些人。每天放学回家吃饭后，这些同学都不约而同到戏园子附近他的家里聚会。或天南海北神侃，或南街北街瞎转。刚建的虎渡河大桥，是我们指点方遒的平台。在虎渡河汩汩水流声中，我们坐在高高的桥头栏杆上，望着东北方夜空下荆州城和沙市的两团灯火，充满神往。回头再看弥市，几盏昏暗的街灯连行人的面孔也照不清楚。那时，大家恐怕都生出了逃离弥市、逃离闭塞的念头。
　　 趁大家没有注意，罗正喜悄悄问我，你为什么不写申请？
　　 我心里一咯噔，反问道，我够格吗？
　　 他说，我够格你就够格，你写，我做你的介绍人。有一个团证在手，以后不论是下乡上调，还是继续读高中，都不会让人另眼相看。
　　 虽然我对政治前途早就不抱希望，但为了今后有个安身立命的依托，我还是动心了，决定搏一搏。在他的热诚帮助下，管共青团和学生思想的政治老师找我谈话。
　　 我很激动，以为组织上开始关心我了。殊不知这只是一个必要的程序，就像骑车子上路，先要摸一摸前后轮胎有没有气一样。不带感情，只是习惯。原谅我没提这个老师的姓名，事实上我也忘了他叫什么。那次谈话我受到屈辱，但我从来没有怪过他。他只是党的机器一部分。他的言行，是这部庞大机器运转时出现的正常状况。
　　 但我也对他尊重不起来。
　　 尽管是处于一个破除了师道尊严的时期，我们对真正扑在教学上的老师还是非常尊敬的。我们的语文老师肖启仁就是这么一个嗜教如命的人。他的经历我在《最后的老师》一文里写了，不再重复，只在这里补充一点。在他去世二三十年之后，同学们自发地联系，几十人去他的坟前祭奠，轰动了他生前所住的村子。这些学生并不都是他所青睐的好学生，也有像我这样双方都刻意疏远的学生（他是右派分子，我家庭不清白），还有他经常罚站，认为是朽木不可雕的学生。陶永才曾经在受他批评时，忍无可忍打了一拳，打得肖老师弯下腰。祭奠时陶永才更是满怀敬意和愧疚，低头站在坟前说：对不起，我那时不懂事。
　　 还有一个女老师，姓什么，教英语还是音乐，我记不清了。她大不了我们几岁，挺漂亮端庄。她知道我爱看书看报，给我开小灶，把她自订的《参考消息》带给我看。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参考消息》，只觉得胸膛里灌进一股强劲的风，久久难以平息。仅仅是那与《人民日报》不一样的行文方式，就让人耳目一新。美联社、共同社、路透社等来自于敌对国家和势力的通讯社，堂而皇之地给我讲述着与新华社不同的看法，使得十三四岁的我，大脑快要爆炸，觉得眼界豁然开阔起来。可在我把厚厚一叠报纸还没有看完时，她在一次上课时，突然不指名地批评我，声色俱厉，让我不知所措。有的人翘尾巴，上课不听讲，埋着脑袋看报纸。你有什么了不起，学习成绩再好，也是走的白专道路，党和人民不需要。下课时，她面无表情走向我的课桌，拿走了陪伴我一个多星期的报夹。只是，我发现，她美丽的丹凤眼稍稍下垂，流露出一丝不忍。
　　 这篇文章征求意见时，刘以德告诉我，这位老师叫饶业岚，已经从区妇联退休了。希望她能看到这篇文章，知道我对她的敬意。一个老师也许因一个不经意的动作，会对学生的一生造成深远影响。她可能忘了，但我永远记得。
　　 这一个故事不怎么优美，结局更是大煞风景，但不减我对她的感激和尊重。在求知欲最旺盛的年纪里，正是遇到了许多像她和肖老师、以及刘伯、肖伯这样的好人，我才没有荒废时光。假若学校里和社会上全是政治老师那样的人，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像今天这样，泡上一杯热茶，坐在电脑前平静地打字。
　　 现在该写到与政治老师的那次谈话了，伏笔埋了这么久，该出土了。它给我影响太大，对我的意义不下于三中全会，所以才放在最后。我从来没有对人说过，甚至罗正喜问我跟老师交流思想没有，我也是守口如瓶。我那时实在不愿意再一次揭开疮疤，让灵魂裸露在阳光下发抖。罗正喜误会了，觉得我是烂泥扶不上墙，也再不提做我的介绍人了。
　　 我记得那是在初中的最后一个学期，那时候学制混乱，我们小学就读了七年。学年也有过变化，冬天也出现过一学年完结的状况。记不清楚时间也没什么了不起，毕竟几十年了。没错，那是五六月份，学校后面的油菜地一片金黄，不时有蜜蜂飞进我们的教室。下午放学后，政治老师没有领我进办公室，而是到田坎上席地而坐。学校和油菜田中间的一段沙松临时公路损坏严重，大坑连着小坑，不时有汽车声嘶力竭爬沟过坎的喘息，打断我们的谈话。开始他只是双手抱住一个膝盖静静地听着，不插一句言。等我说完我的出身，并按报纸上的语言说了我的志向，一生听从党安排，下乡就做一个好农民，进厂就当一名好工人的话后，他笑了。他说，你除了做一个农民或者一个不重要岗位的工人外，还能做什么？他的声音很平常，可我总听出有一种讥诮的味道。
　　 是呀，还能做什么？我也考虑过，连做一个小工都不够格，好单位谁会要我？
　　 他见我迟疑了，和颜悦色地说，你的申请我看了，写得很有激情。但我明确告诉你，团组织不会要你。你肯定不服气，为什么罗正喜都能入团，而你不能？我的回答就是，我们只需要一个典型，证明我们没有歧视家庭有问题的学生。如果把你、和许多类似你的学生都收进去了，那团组织不就成了一个大杂烩，还能算青年先锋队吗？还怎么去做党的助手？我作为老师劝告你，你以后无论下乡也好、做工也好，都要夹着尾巴做人。你那个受到内控的父亲，是永远压在你头上的巨石。即使有人看中你的才华，也不敢重用你，担心巨石把他也压垮。
　　 大意就是这些，他连婉转的语气都没有用，直截了当地击碎了我的自尊心，打掉我残存的梦想。我的眼泪控制不住地流出来了，这是我童年最后一次哭泣，我感到彻底地幻灭。但我还是感谢他,至少他不虚伪，没有用要经得住组织的考验之类套话糊弄我，让我继续做黄粱梦。我比大多数同龄人先一步认识了社会的残忍，还是得益于他的冷酷无情。从那天算起，十四五岁的我，就告别了心酸的童年，成了一个必须忍辱负重的男子汉，开始直面苦难而严峻的人生。
　　 第二年春寒料峭中，我和部分同学，坐着一辆摇摇晃晃的拖拉机去到乡下，不再是老街人了。几十年后同学相邀重返小镇，老街已经完全萧条，商业中心转移到后来修建的新街了。我舔着自己的脚窝，寻找曾经的破家，民主街268号，却怎么也找不到了。我像外乡人一样，打量着街头一个个陌生的面孔，感觉说不出的怪异。我们走了，他们来了，老街还有童谣吗？恍然里，我脚下的水泥路又化成亲切的石板街，一群孩子牵着手向我走来，一路高声念道：
　　 月亮粑粑团，跟我到江南。江南弥陀寺，婆婆纺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