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暑假，我们都特别焦躁。玩伴也一下子四散而去。始初说，她去九江上班了，在她父亲单位的子弟学校里，做采购员，一个月有三十四块钱。说这句话的时候，她正在柚子树下的水井台边洗头。脸盆是搪瓷的，盆底有两条红红的锦鲤图案。她说，你帮我洗洗头，我冲水不方便。我用木水勺，从木桶里舀水。我一只手捋起她头发，一只手给她冲洗。井水从木勺了，细细，均匀地，白白亮亮的涓流，轻泻而下。她的头发顺着我的手指，也涤荡起来，水珠从她头发末梢滴下去，晶莹剔透。她穿一件水蓝色的长裙，有一条束腰带子。裙子有碎莲的花纹。河湾呈一把弯刀形，一边是田畴一边是河滩。河滩有榆树，洋槐，柳树，始于四月初，嫩芽尖尖，一卷一卷往枝桠上翻，翻出一层层的波浪，到了五月，波浪汹涌，季风来了，波浪哗哗哗，浪叠着浪，浪推着浪。弯刀始终在发亮，尤其在黑夜里，它把幽亮的荧光聚合在一起，忽闪忽闪。现在是八月，溽热的风有了井水的凉爽，柚子树散发幽蓝色气味。我听到始初轻微短促的呼吸。她的身上有一种香气，扑鼻的，迷乱的，淡淡杜若的香气。
　　 这是一个恍惚的，迷离的下午。我们一直坐在院子里。始初有些慵蜷，靠在竹椅子上，我坐在井沿。井沿下，有一圈油绿的苔藓，几株绿蕨疏疏地长出来。她的脸像个小甜瓜，她的眼睛沉落了一枚月亮。风一直撩起她的发梢，遮住了她半边脸庞。没隔多久，她离开饶北河。她被河水送走，送到信江，送到鄱阳湖的另一个岸边，送到一个我无法想象的遥远他乡。远方以远。在很多年里，我默念着这个和长江相依相拥的城市。仿佛，我和它之间，有着某种隐隐约约的关联。事实上，我至今也没去过。曾经，浓郁的，热烈的，青涩的，完全属于青春时代的，不可捉摸的，那种追寻感，不经意间，从血管里，一点点流失。
　　 一切都令人迷茫。
　　 “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遥远的青稞地/除了青稞一无所有//更远的地方更加孤独/远方啊除了遥远一无所有//……//站在一片荒芜的草原上/那时我在远方/那时我自由而贫穷//远方的幸福是多少痛苦”。四年之后，我坐在饶北河上游的埠头上，对面浩浩而去的流水，朗读海子的《远方》，我的胸中似乎填埋了亿万吨的河水，决堤吞泻，横扫两岸。灵山在闪耀。大地苍茫依旧。那时，我已经到一个偏远的村里，教书。骑一辆破旧的单车沿饶北河而下，在塘底岔一个弯道，逆古城河而上，到一个山冈上。工作的学校，像一个山中寺庙。早上，傍晚，我坐在河堤上读杂七杂八的书。
　　 一边是田园，另一边是屋舍。中间是一条灌水渠，水渠和屋舍间，是一条鹅卵石街，街长达三华里，是村里唯一的街道。屋舍是泥木瓦屋，青砖瓦屋只有六栋，其中一栋是小学学堂。灌水渠有一米多宽，靠田畴的一边，建了一条两米多高的矮墙。矮墙也是鹅卵石夯黄土的，盘满了小叶爬墙虎。野蔴，野蔷薇，萁蕨和麦草遮掩了墙体，阔落的地方，被人种上小葱大蒜薄荷。渠面上，架着一根根圆木棍，笸箩搁在木棍上晒辣椒、花生、酱、玉米粒、葛粉、红薯粉，也晒粉丝、绿豆、豇豆、白玉豆、发霉的不曾穿用的布鞋肚兜袜子毛线手套，还晒木柴、农具、棉絮、洗净的垫床板的稻草。街和小弄小巷，成一个丁字路口。路口边有洗衣洗菜的小埠头。埠头铺青石板，三块五块，妇人从早到晚在这里洗洗涮涮。
　　 三里多长的街，有一个小商店，一个裁缝店，一个诊所，一个台球厅，一个自行车修理店，一个录像厅，一个面条加工店，一个简陋诊所。热闹的地方，是裁缝店。裁缝店在两个自然村交接的丁字路口，一栋水泥房。这是村里唯一的一栋水泥房。有一个大厅，摆了十几张缝纫机。每一张缝纫机前坐了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她们是学裁缝的。女人出嫁前，自带一门手艺，是姑娘的意思，免得看将来婆家脸色。学裁缝是最好的选择，白细的皮肤省了太阳的烧灼。村里的，邻村的，猎狗一样嗷嗷叫的男青年，饭前饭后，都围着裁缝店里，潽口水，给裁缝师傅到河里挑水，到田里挖一担芋头，从卖棒冰的木箱里选一大包白糖棒冰给大家吃，以博取裁缝师傅欢心，给看上的姑娘做媒。姑娘有村里的，也有邻村的。个别的姑娘还是深山人家里来的，最终成了村里的媳妇。学裁缝的姑娘，要交两百块谢师费，学一年，还得给师傅割稻子、插秧、晒谷子收谷子，早起挑水扫院子洗衣服，傍晚喂猪收衣服。大多数姑娘学了三五个月，走了，去义乌宁波，进成衣厂做工人。也有男孩子去学的，到成衣厂找不到工作，返回村里学裁缝，外出工价也会高一些。
　　 村里第一个外出打工的人，是军权。外出时，十五岁，是在一九八五年。初中毕业，他从祖父的锁起来的抽屉里，偷了三十五块钱，去了谁也不知道的地方。他很快来信家里，说去了浙江温岭，在一个大海边的镇里，去海里捕鱼。三两个月，会寄一两百块钱回来。过了三年，他第一次回家，穿了西装。西装是灰黑色的，皱巴巴，带了好多海产品，鱼干、虾干、鱿鱼干、海带、带鱼干、乌贼干、淡菜，分给好友、邻居、亲戚。
　　 军权回家，给村里带来了轰动。他给差不多大的男孩子讲海边的生活，讲小镇里的妓女，讲海上的捕鱼生活。过了春节，他再次去了温岭，有十几个男青年借了路费，一同随他去了。过了三个月，大部分的人又回到了村里，说，海上风浪太大，吃不消。没回来的，是赵家老四，田家板头。回来的人，在村里再也呆不住了，把棉絮衣服日用品打包，坐上客车，再次去浙江，去义乌去慈溪，进工厂做工，一直到过年回家，年复一年。我家老二，结完婚就走了去义乌，足足二十四年，除了过年，都在义乌。二十四年，建了一栋两层的房子，什么都没有。
　　 赵家老四，田家板头，在温岭呆了七个月，当地派出所来电话，说他们偷了晒鱼场的鱿鱼干，有三千多斤，希望家里人去。赵家田家，谁也没去，一则没路费二则找不到路三则去了也没啥用。老四和板头判了七年半。这是温岭法院寄到村里判决书写的。
　　
　　 三
　　 在二十岁之前，我很想去一次九江。我和始初通了两年的信，后来再也没通信了。我都忘记有这个人了，只是每次回我父母那儿，看见她家的柚子树高出屋顶的枝叶，我回到了年少时代记忆之中。夏天，我们去采摘腐婢叶子，把腐婢叶洗净，搓成叶渣，用纱布过滤，汁液调进碱水里，凝固，切成一块块，拌上白糖吃，吃起来，凉凉的，滑滑的，有浓郁的青涩味。我们一人端一个小碗，在柚子树下吃。饶北河从亘古的年代不绝而来，在她的后院形成一股强大的洪荒，把我们搁浅在岸上。夜里的半边街，早早没人了。鹅卵石的路面，有油滑的水渍，门缝里漏出来的半暗的灯光，像浮在晃动的水面上。冷寂的夜晚，不远处的河水在咆哮，扑打，山鹰尖利的叫声划过村舍上空。街上，偶尔有一两个喝醉的人，在唱着不着调门的越剧走路。白天的人迹，此时，被风吹走。在春天或冬天，街上总是湿湿的，走过的人，显得特别孤单，穿着老旧的棉袄，抱一个火熜，棉布鞋有一层灰白的尘土。冷冷的雨水从瓦檐哒哒哒，击打在鹅卵石上，清脆，响声圆润又迅速破碎。在深冬，瓦檐结出长长的倒圆锥形的冰棱，我们敲一节下来，嚼棒冰一样，咯咯咯。浓密的夜色，仿佛是一种粘液。但总有一种稀薄的天光，穿过毛玻璃一样，荡漾在夜空了，鹅卵石会淡薄地闪光，黑魆魆的树梢间透出澄明，屋角、墙垛、稻草堆有了线条勾勒的立体形态。小弄里的水沟、渠边的引水口，汩汩的水声会更加悦耳，咕咕咕，咕咕咕。——这与白天形成强烈的反差。事实上，从凌晨天光泛白，蒙蒙亮，半边街上有了去河埠头挑水的人，有丁字路口洗衣埠用饭萁淘洗米的人，有拎粪萁去河边捡牛屎的人，有走路去八里外小镇坐车前往县城的人，有去田里拔败草的人，有挑粪去浇菜的人，有去深山伐木的人……日头出来了，熙熙攘攘的人，开始了一天的繁忙，挑担子的，端一把锄头的，捆柴刀的，拎手工艺箱子的，背喷雾器的，牵牛的，赶猪牯的，扛一根扁担的，挎菜篮的，抱一大脚盆衣服浆洗的，骑自行车的，拉板车的，推独轮货车的，抬石料的，在半边街上匆匆忙忙地走，小孩推着铁圆箍跑来跑去，或者在打茶树木做的陀螺，陀螺东倒西歪地旋转，在石板上跳来跳去。咚咚咚，货郎摇着拨浪鼓，来了。叮叮叮，拉棒冰的人，摁响了自行车铃，来了。叽咕噶咕，拉二胡的算命瞎子，来了。当叮当叮，卖米糖的人敲着手上的铁片，来了。当哒哒哒，打起竹板唱独角戏的人，来了。噔噔噔，磕扁担卖水果的人，来了。半边街上又热闹了起来。……这是另一条河流，有时间的淹没感，悄悄地，推搡着人，吞没着人。
　　 我参加工作那年，江春考上了中国科技大学。他是村里的第一个名牌大学生。族里，和邻里，开了二十桌酒席。庆喜也考上了财经专科学校，也办了喜酒，但冷清多了，虽也杀了猪，村干部也去了，但没放鞭炮和烟花。喜庆不让放。村舍还是远古时代的泥瓦房，房墙矮矮的，大门窄窄的，窗户小小的。黑色的瓦，破布一样，缝制在屋顶上。破布一块连着一块。在江春读书那几年，我漫游了南方的大部分地区，广东，浙江，福建，江西，安徽南部。我坐火车，坐汽车，一个人背一个牛仔包远行。年轻的时候，我们需要去远方，需要一种无声的召唤。我也会找村里在当地做工的人玩玩。
　　 村里外出务工的人，主要分布在广东东莞、深圳、惠州、中山、佛山和浙江杭州、宁波、温州、金华、绍兴、台州。每年正月，有专门组织客车调配的人，把客车调配到村里，一辆大巴要塞八十多个人。客车早上六点多就停在村小学的操场上，接客。从正月初五至十六，每天有一个大巴来，满载而去。过了十六，村子空了，留下的人一般在十五岁以下，六十岁以上，还有留下的，是孕妇、残疾人、病患者、游手好闲者、濒临消失的手艺人。
　　 裁缝店已经没人去学徒了，裁缝女工在成衣厂已经没了优势，被机器取代，裁缝店变成了超市和麻将房。始终没外出务工的人，是陆波。他在文武学校学了四年武术，镇里已经没人是他对手。他有十几个小弟，他们一人一辆摩托车，呜呜呜，在镇里转来转去，每辆摩托车后座上，用自行车内胎皮绑了一根一米多长的铁棍。陆波人高马大，晚上也戴一副墨色太阳镜，穿花花绿绿的衬杉，不扣扣子，头发披肩。他的摩托车后座上，天天都有女孩子坐在上面，两三个月换一个女孩子。外地来销售啤酒的人，卖水泥钢筋的人，开酱油厂的人，古城山下开碎石厂的人，挖萤石矿的人，承包客车线路营运的人，开酒楼的人，每个月固定缴费给他。不缴费的，他的十几个小弟用铁棍砸场，乒呤乓啷，要不了十分钟，生产器具全砸烂了，成了一堆废垃圾。谁也不敢反抗他。
　　 一九九六年，县里提出开发灵山大理石，允许先乱后治。高南峰是灵山脚下一个大山深处的乡镇，有藏量亿万立方米的大理石，浙江人、福建人被乡政府以招商引资的名义，驻扎进去，开采大理石。灵山天天炮声隆隆。炸药埋在石缝里，放一炮，山体踏下来，工人把石体切割下来，拉到水磨石厂，分割成可用的石材，卖给福建沿海的厂家。饶北河在半年之后，河水浑浊，像米汤一样。河里再也找不到鱼虾蟹，更不用说水獭了。陆波抢了一个山场，建了一个大理石厂。他没出一分钱，机器都是浙江人拉进他厂房的。他的厂房是福建人建的。陆波不去厂里，在县城长年开了宾馆的长包房，陪一些官员朋友赌博。他赌博为了输钱，一万两万，他还包饭包烟包酒，散场了，他还送一人一条烟。有时候，他还一个人陪三桌，两桌麻将一桌扑克牌，分不了身，他请人来陪，扔一扎钱，对请陪的人说：“输了算我的，赢了算你的。”他是县里有名的自主创业的企业家，还评上了县里的“十大杰出青年”。
　　 村里有几个小年轻，跟着他，光头、纹身。也有几个女人跟着他，他赌博，她们坐在他身边，赢了，分她们每人三五百，输了，也分她们每人三五百。
　　 年轻人都以村里出了个陆波而自豪。他们介绍自己是哪里人时，不说某某镇某某村，而说，我是陆波那个村的。陆波的父亲却和他断绝了来往，说，有生之年，我看得到这个忤逆子是怎么死的。
　　 饶北河的冬天，是短暂而寒冷的。风从山梁上滚下来，在河面打着漩涡，激起水浪。深冬了，会有一场大雪。风干燥地刮，把地面刮得发白，川峦枯涩下去，水流羸弱下去，人只能抱着身子弓腰走路。鸟站在电线上，摇来摇去，惊恐不安。晚来的细雨在几天之后到来，像一个垂死的老人，没有一丝力气，任凭风刮着下来，刮到哪算哪儿。细雨也是稀稀疏疏的，散糠灰一样。下了整个下午，天空下的发黑了，阴沉沉，仿佛是倒扣的铁锅。傍晚，雨粒噼噼啪啪，黄豆大小，打在瓦楞上，叮叮当当。风止了。瓦檐嘟嘟嘟嘟，有了长长的帘幕，路上没了行人。各家的人，围拢在火盆边，说说笑笑，妇人在忙碌着一家人的吃喝。入夜，雨停了，当当当当当，在瓦楞上的敲击声，更响亮更密集，急促，热烈，奔放，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