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奇特的故事，只能发生在那个奇特而荒诞的年代——一个原本正常的人，突然有一天，她决定要疯掉。
　　 这个决定要疯掉的人叫郝一凡。
　　 1966年到1976年之间的那一代人，命中注定要生长在浊浪滔天，光怪陆离的世纪，红宝书，忠字舞，批斗会，破四旧，告密，吊死，游街，大字报——这一切构成了汹涌而来的浪潮，陷身其中的人，没有谁有任何力量阻挡这铺天盖地奔腾而来的水。
　　 顺流而上的人是可以自保的，可那些逆行者就没有那么好运气了。1968年，很多人都知道和田皮山县劳改农场收押了百余个犯有各种罪行的人，一大批失去人身自由的，叫作囚犯的生物：有神秘的政治犯，有“偷听敌台的特务”，有里通外国的“间谍”，有死不悔改的老右派，还有一些人犯的罪不值一提：有偷砍树木的，偷粮食的，偷抄家物资的，与有妇之夫通奸搞“破鞋”的，有说错了话的，等等吧——都通通关到了这里。
　　 命运的风总是突如其来。一个叫郝一凡的女人也关在了这里——和田皮山县劳改农场。在我父亲听说郝一凡这个名字之前，她只是一个名字而已，从某一个犯人的嘴里说出来，没有形状，没有高矮胖瘦，没有说话的声音和走路的姿势，后来，她“装疯”这个事件有如在她名字的空壳里填东西，越填越清晰。
　　 我父亲也是这所劳改农场的犯人。他听说她是从上海来的，就格外地关注她，以至于后来，断断续续地听说了她的一些经历：国外名牌大学毕业，出生于书香门第之家。她来这里是接受劳教的，原因是她打算偷渡香港和身在国外的丈夫相会，被人发现后发配到这鸟不拉屎的南疆戈壁沙漠。
　　 父亲回忆起她当初来劳改农场的模样——模糊的年纪，皮肤很白净，她冷静地抽烟动作——她把香烟夹在食指和中指之间，用火柴点燃，缓缓送到嘴边，吸一口，再徐徐地将烟雾吐出的过程，有一种沉入往事的非现实感，令他难忘——至少，在当地农场，没有人见过这样的女人的作派，她的一切都是神秘的。包括她写在劳改农场黑板报，墙报上的板书，从不潦草，是有根有底的廋金体。
　　 那个时候，劳改是有期的，而劳教，则是没有期限的。有海外关系的郝一凡，来到这样一个荒凉的，距离劳改农场最近的县城也有几百公里，而这几百公里，几乎是寸草不生的白花花的戈壁滩，再往前走，周围就是茫茫无际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如果没有车，没人能活着走出这戈壁沙漠。
　　 有个别的犯人试着逃走过，在他躺在戈壁滩上被渴死之前，他被人找到了。
　　 垦荒是农场犯人们最难熬的日子。在白天，大荒戈壁滩上，劳动的场面铺得很开阔，缓缓起伏的戈壁梁子上，每隔十来米远就有一个徒劳挥动镐头的犯人。他们开辟的是戈壁滩上万年的荒草地。有人曾用了无数种形容，来表达镐头落地时他手臂的感觉：每一镐落下，大荒地都通过镐头和他的臂骨撞击着他的内脏，而不是用他的镐头和手臂撞击大戈壁，因此，不是人垦荒，而是荒垦人。
　　 在这里，几乎没人能够完成一日垦三分荒的定量。但犯人骨干却能凭着个人好恶给农场的管教干部上报成绩，惩罚自己的同类是做积极分子最省力的方法。得分最低的人要被扣除当天的晚饭。所以，很多犯人们换着花样讨好由“小流氓”“小偷”化身的积极分子，来换取食物。晚上会经常招集犯人们开会，犯人之间互相批斗，揭短，彼此还互扇耳光，惨叫声到出很远的地方
　　 但是有一天，这个叫郝一凡的女人决定要疯掉。
　　 郝一凡其实并不是一个真的疯子，她只是决定让自己疯掉。她的突然发疯是在一个夜里。在这之前，她看起来是一个气质雅洁的知识分子。1967年刚来和田皮山县劳改农场接受劳教的日子里，她是沉默的，也是清洁的。每天勤勤恳恳地和别的犯人一起白天出勤劳动。
　　 一日长于百年，渐渐地，他们丧失了对于时间及空间的敏感，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犯人。罪人。
　　 那是一个初冬至夜。可是天知道是怎么回事。大概只有凌晨三，四点钟的样子，集合的哨子就在大家住的营地急促地吹响了。一片漆黑之中，人们彼此相撞，找衣服找鞋。然后飞一般地往屋子外面跑。所有的犯人都集中到一个土墙围住的地方，进行整训。没有一个人说笑。杂沓的脚步声和黑夜似的沉默里，仿佛隐藏着巨大而无可名状的恐惧。这种恐惧令人不可违抗。甚至，当人们来不及想违抗会带来什么后果时，恐惧已先期到来。
　　 在黑暗中，数百个模糊的人影在铁一般刚硬的“稍息”，“立正”“报数”的口令下，在冷硬黑暗中做着机械的服从——直到天蒙蒙亮了，这些犯人呢们才看到彼此脸上发青的眼窝，篷乱的头发，疲惫，惶惑的眼神。
　　 就在这时，一个倒在土墙角下的人令犯人们吃惊：是个年轻女性，短发上沾满了尘土，只见她口吐白沫，两只手在空气中抓呀抓呀的，好象空气中有飞着的小虫，嘴里还念念念有词：“我是鸟。是一只小鸟。人人都是鸟。”
　　 然后，她爆发出来一阵大笑——那笑声是从她的精神和胸腔里发出来的，她笑得那样突兀，以至于笑声的发启完全是哑在身体深部的一股强大震动。痉挛。
　　 很多年后的一天，我父亲回忆起她装疯临界点那一刻的笑声时，明白了这笑声其实是从某一个痛苦的层次穿越而来，在痛苦的挤压和摩擦中，它穿越而来。然后这笑声成了一股爆破的力量，挣脱了痛苦而上升，形成了一个彻底的盛开。在那一瞬，她的嘴舒展到极致，不仅仅是面孔，她的四肢和身躯都是这狂欢的一部分，必须推波助澜地把笑给播送出去。最后，她笑出了尖啸，变得可怕起来了——这需要观众的笑，不是由欢乐开启，亦不由欢乐完成。
　　 她怎么啦？她怎么会这样笑？犯人们静静地围观着她。劳改农场一侧的灯光把她身体中全部的阴影塑出来，眼眶的两个洞窟，颧骨下的空荡，微突的牙床——但从这一刻起，他们知道，郝一凡的精神不正常：她疯了。是一一个女疯子。从那以后，世界对她而言就是一张网，而夜晚只是劳改农场某一个墙角或垃圾堆旁边的某一个角落……当她衣衫褴褛，脸上的表情丧失了悲喜，在垃圾堆里捡拾发霉腐臭的食物，嘴角流出发黑黏稠的涎水……疯子有很多种，郝一凡装的是一个安静的文疯子。就是那种没有什么危险性，被人嘲笑的那类疯子。她的手里经常举着一根草，长时间地毫无厌倦地看着它，眼神迟缓而飘忽，沉浸在一种梦游般的情景中。
　　 有精神疾病的人被看作是一个情感上大起大伏的人，狂热而不计什么后果，是一个内心太过敏感，以至于不能够承受这个粗俗而平凡的世界的充满恐惧的人。一般说来，精神分裂症这样的疾病是需要隔离的。为了治好病，患者不得不从她或者他的日常生活中被隔离出来，送到一个特殊的封闭式场所。一旦被隔离，病人就进入了一个有着特殊规则的双重世界。
　　 但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郝一凡作为一个政治上有污点的犯人，她绝无可能被人送到这样的诊疗场所。在郝一凡刚开始混乱的日子里，她的行动举止变得很迟缓呆滞，四肢和目光都显示出了同样的质地：软而直。劳改队的人以为她受刺激只是暂时性的，每天照常分配给她一点活儿给她干：垒土块，打石头，种苜蓿等等。
　　 “忙起来也许病就好了。”有人这样说。但是后来，他们认为这样的是无效的，便将她放野农场撒手不管了——任其疯去。
　　 因为他们发现，作为“疯女人”的郝一凡，她的病根儿根本就不是忙与不忙的问题。她早晚像一个哲学家一样问“我是不是人？”“我是不是外星人派到这里来的？”“凳子会不会打我？”见别人不回答她的问题，她扭着腰肢就走了，还往头上插野花。隔好远，都闻得到她身上长期不洗脸洗澡的的臊腥味儿。
　　 脑子生了病的人，是应该从人群中被清除的那一类人。可是，郝一凡却不明智地选择了活着，选择活在人群之中，就像是往每一个人的脸上吐了一口唾沫。人，都是一个一个的，而每一个活着的人，都被她侮辱了。
　　 疯子，使现实中的这一切通通消退。谁会在意一个疯子的穿着打扮和言行呢？要知道，任何一个年代的人，对于疯子，智障者都是抱以宽容之心的。这也是因为，疯子和智障者跟自以为是的正常人不是同一类人。如此，被称为疯子的人游走在地狱和人间，身心悬空，滴水不沾。似乎有一种启示在那奇迹里：她或许是可以活下去的。
　　 我认为，郝一凡选择了活着，既要活着，又要逃离目前的现实生活。装疯，或许是她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保护伞，也是唯一的安全之所，更是命中注定最后的福祉，想到“装疯”这一招，她感觉一下子获救了。
　　 可是，活下去，是为了什么？
　　 装疯，仅仅是为了要活下去吗？
　　 在那个决定发疯的初冬的夜里，郝一凡从监舍里出来，站在发冷的风里，农场监狱操场上唯一一盏煤气灯铺泻着她漫长的影子，她踩着自己的影子急急往队伍的人群里走，事实上，她就已经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我猜想郝一凡在这一时刻决定要疯掉之前，她一定搜肠刮肚地将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或者书中见过的种种疯子的形态一一她把他们的嘻笑怒骂，在心里过了一遍。然后，她做了一件普通人难以理解的大事：纵身跳入自己所设定的疯狂中——她有着真正疯子的装扮：脸是脏污的，有鼻涕，口水和煤灰的痕迹，头发蓬乱，扎着朝天辫，且被各种拣来的脏布条和绳子捆绑，上面沾有些许枯草茎。
　　 疾病是一种通道。从那以后，她的疯像是一堵墙，一堵活生生的墙，在某一个瞬间开始膨胀和变厚，确切无疑地挡住和隔开了郝一凡今后的生活。
　　 可是，当一个人十年如一日，殚精竭虑地装疯卖傻，生活在自己设定的“疯子”情境中，她就一次也没有露陷过吗？她的装疯，只有一个人看出来了。他也是皮山县劳改农场的犯人。
　　 他就是我的父亲。
　　 “是真疯还是假疯？”猜想郝一凡是我父亲在这个夏季里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她的面容在夏季蒸腾的气息中像任何事物一样呈现出隐隐飘动的状态，自由而飘忽，在他的猜疑和想象中往返。而郝一凡，就是他在这个夏季里观察到的奇观。
　　 郝一凡刚开始“疯”的那些日子里，总有一些人围着她看，看她举着一根十分简单的小草对着阳光看，阳光给它镶上了一道金边，看起来毛绒绒的，她的脸上露出了欣喜之色。看她篷乱如草的头发里，细小的虫子在蠕动，犹如野兽穿过原始丛林。还看她的身上，有被锋利麦芒，坚硬的刺扎伤的痕迹，有被寒风冻过，晒过的痕迹。
　　 这一天，我父亲的嘴里叼着一根麦杆，长时间地靠在在院子的墙角里观察郝一凡。好太阳。铮铮作响，不含一点水的黏腻，仿佛不是从天空倾泄下来，而是从田地里涌出。这时候的郝一凡，正蓬头垢面地盘腿坐在垃圾桶的旁边。苍蝇嗡嗡飞。农场里，有不少人拖着倾斜的影子，在酷热的阳光下走着，一粒粒细小的灰尘扬起。
　　 尽管是炎夏，南疆毒辣的日光照在大路旁黑绿色的蜡质叶片上，也照在“疯女人”郝一凡的身上。这样的天气，可她仍然穿着冬天的黑棉袄，油脂麻花的，棉袄是敞开的，暴露出很多的破洞，灰白色的棉絮从破洞里钻出来，阳光钻进这些破洞，这些烂棉絮和衣服纤维的缝隙，进入到她的皮肤深处。只见她在身体上这里挠一下，那里挠一下，一只手还伸进自己的衣领，沿着焦铜般的肌肤小心模索，忽然，手停了下来。待手指慢慢抽出时，上面多了两三个小黑点——虱子。还在指尖不甘心地蠕动。围观的人发出“吁——的声音。
　　 “又逮到了一个？”有人见怪不怪地说，身子却不觉地抖动起来，好像有无数寄生在自己身上的虱子在此刻也同时活动。
　　 她仔细地看了一眼，把虱子“嘎趴”一声咬在嘴里，再“呸”地吐出来，旁观的人一下子哄笑了。笑声融化在太阳光里。
　　 等围观的人散去后，“疯婆子”郝一凡疲倦地把一根草茎咬在嘴里，过了一会儿，她慢慢从衣兜里掏出一块拣来的，缺了口的镜子，仔仔细细地看着自己的脸，微微一笑。这一系列动作自然极了，简直是一气呵成。
　　 这时候的天，浮着几朵稀薄的云，看不见罪恶的痕迹。听不见她的声音。只有白花花盐碱地上的风声。风吹云动，天上的云团犹如自由变幻的动物居所，一会儿是马，一会儿是狮子，一会儿是群雁，它们在天空中排列出谜语般的队形，让春天的天空充满谜语，那谜语他看不懂。她身体的很多谜语他看不懂。
　　 当她感觉有人在盯着自己看，她放下了小镜片，原来是一个男性犯人。她抿了一下嘴角，朝他妩媚一笑，不，那不是妩媚的笑，是嘲讽的笑。但眼睛里透出的光，却像冰一样寒冷，像刀子一样尖利，她的目光中有着无尽的含义。我父亲懵了——他从未见过这样吓人的眼神，随即，他落荒而逃。从那以后，我父亲到哪儿都躲着这个“疯婆子”。
　　 注视她，真的是一件难堪而毛骨悚然的事情。毛骨悚然到。经常会让人不得不低下头装做并不在意，装做没看见她。如果在当时，有人写到她，即便是以最善意的笔调，也是一件可耻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