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提出的“无神论”主张，对于崇尚科学，反对迷信，乃至揭露和批判“邪教”的歪理邪说，仍不失是一件原始武器。《道德经》倡导的“民本论”和“爱民治国”方略，至今仍有借鉴作用。民为邦本，本固邦宁。《道德经》是中国民本思想的源头，提出过“爱民治国”(十章)和“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三十九章)的主张，并倡行“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三章)。这些主张，对于减轻人民负担、简政安民、兴教化、正民风，至今仍有借鉴作用。而《道德经》阐发的领导艺术，对于如何按照“道”、“法”、“术”、“权”、“势”的思路去治国治军治政，至今仍能得到有益的启迪。
　　 《道德经》倡导的节俭论，在现代社会仍有重要的意义。“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要更加繁荣和富强，就必须大兴节俭之风，树立节俭之美德。老子倡导的节俭论，对于反腐倡廉、简政廉政、节制消费，仍不失为一剂救世良方。《道德经》倡导的柔胜论，在外交领域仍有实用价值。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大格局中，中国如何贵柔守拙、贵和持中地争取有利国际环境而独立自主地建设好自己的国家，在《道德经》倡导的柔胜论中仍可找到制胜秘诀。
　　 随着近代物质文明的发展，文明进步的负面效应已经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盲目的索取，无节制的消费，人口、资源、环境、生态结构的失调，已成为全球性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人类文明能否健康、持续地发展?已成为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摆在世人面前。怎样才能走出一条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人的生存发展构成危害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东西方哲人都在寻找救世良方，越来越多的人正把目光投向《道德经》和古希腊的自然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辩证自然观。《道德经》的自然哲学对未来世界可持续发展，可提供理论指导。
　　 马克思主义辩证自然观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实质上是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关系的原理在自然观的具体运用和表现，是人与自然界的统一，是人与自然界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的结果。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观”，包括阴阳观念、整体观念、变易观念、和谐观念，其核心是宇宙、时空、生命的系统理论，最具代表性的是《道德经》的自然哲学。《道德经》认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四十二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五章)。讲的是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事物形成多样性的统一，强调的是天道和人道、自然和人为的和谐统一，和则合众为一，谐则有序不乱。
　　 《道德经》中的自然哲学，类似于古希腊哲学的宇宙观，追溯的是天地万物的总和及根本，讲的是顺应自然的行为准则与“天人合一”的和谐整体观，有助于人们克服人类与自然的对抗，在天、地、人和谐相处的基础上求得社会进步和可持续发展。古今中外无数事实证明，人只有首先顺应自然，然后才能改造自然。如果人为的因素超过自然生态所能忍耐的极限，自然规律就必然向人类进行无情的报复。
　　 和谐在中国古代被统称为“和”，“和”是指万事万物的自然状态，也是《道德经》的核心理念，在《道德经》中，关于“和”的论述颇多，其中最核心的就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发自然”（第二十五章）。这句话完整准确的解答了人、社会、自然三者之间及其三者本身之间的关系问题。《道德经》中的“和”的思想，主要是讲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道德经》这种“和”的理论思想，体现了对人类、对社会、对自然的思考和关怀。《道德经》中“和”的观念主要体现在现代社会的和谐之中，对于现在“倡导和平，反对战争”以及以人为本、崇尚简朴，反对奢华，反对急功近利、反对物质至上，主张服务社会，不为物欲所累，增强个人修养，顺其自然等，对当代社会都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和意义。
　　 《道德经》中涉及到领导人的共有五十三章，约占八十一章的百分之六十五。要知道，老子讲的是“人主之术”，是以“至德之世”为标准，教育人主。对当代领导者治国理政、执政为民颇有引领和借鉴作用。从领导科学的角度看，《道德经》实为一部伟大的经典。“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四十九章），在《道德经》看来，领导人首先要视民众为父母。一些伟大的人物都以人民的儿子自喻，刘少奇和周恩来他们就自称为中国人民的儿子，为了中国的富强民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和楷模。“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四十九章）”《道德经》告诫“人主”在处世判事的时候，无先入之见，以百姓之心为心。再者做到德善、德信，即充分信任民众，广泛听取意见，而且还要听得进不同的意见。
　　 关心民众，为民众谋利益是领导科学的核心，也是《道德经》十分关注的问题。民是江山社稷的基础，“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书·五子之歌》）对民众而言，民生问题很重要。民生问题关系到千家万户，关系到国家稳定和社会安宁，故有“王者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汉书·酈食其传》）和“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管子·治国篇》）之说。荀子根据历史经验对“富民”政策作出了高度概括：“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者富筐箧，实府库。”（《荀子·王制》）近代孙中山先生更将民生问题提升到新的高度。他指出：“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民生主义》），当代社会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更是把“为人民服务”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道德经》“我无事而民自富”（五十七章）便涉及民生问题，老子的富民思想是全面而清晰的，首先要解决民众的温饱问题，之后才可能谈得上逐渐富有。这个“富”是很具体的，涉及吃饭、穿衣、安居、乐业等各个方面。“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八十章）富有之后也要过朴素的生活，同时要关注贫富悬殊的问题，在富有的基础上达到“民莫之令而自均”。老子这一观点对于我们目前“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致富”很有借鉴作用，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道德经》对领导者的告诫和教育是非常严肃认真的，几乎用控诉和谴责的口吻指出：导致“民之饥”和“民之难治”（七十五章）的直接原因是统治者横征暴敛和政令苛繁。如不改弦易辙，势将官逼民反，老百姓只好拼命——“民之轻死”（七十五章），闹到那种地步，就不好收拾了。《道德经》指出，统治者必须以“圣人”为榜样：做到“我（领导者）无事”、“无为”、“好静”和“无欲”，让民众休养生息，达到“自富”、“自化”、“自正”和“自朴”（五十七章），这就是“以正治国”（无为而治）。
　　 《道德经》主张在富有的同时，必须恢复和保持人类朴素天真的本性，反对因为追求富有和物质享受而使人类的本性异化。但是，环顾当今社会：物欲横流，追求财富与物质享受的人如过江之鲫，多如牛毛，他们在媒体和欲望的刺激下超前消费、过度消费，造成严重的资源、能源浪费，环境污染，温室效应，以及社会价值观念与价值取向不同程度的异化和倒退，后果严重，应该予以关注和警惕！面对这些问题，认真研读《道德经》的精髓，显得非常必要和弥足珍贵。 
　　 《道德经》中“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四十七章）。说明领导要科学的掌握全局，运筹帷幄，不在枝节问题上纠缠。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说仅限于局部，没有全局、长远观念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以及“民不畏威，大威至矣”（七十二章），“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七十四章），“民之饥，以其上食税多”（七十五章）。这是告诫领导者要有胸怀全局的气度和应对方方面面的才能，一个活生生的领导形象跃然纸上。《道德经》的这些观点和思想，既是对领导的警示和提醒，也是对领导者的殷切希望，在当今社会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和借鉴作用。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无论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免不了会遭受挫折和困难，甚至面临灭顶之灾。《道德经》的思想却明白地为人类提供了应对挫折、困难和大灾大难的原则和方法。即教育人主始终要有很高的道德水准，恬淡的心境，谦虚的态度；会养生之道有健康的身体；要知道兵法，了解奇正之道；除能努力进取、具有忧患意识之外，还必须有整体观念和长远眼光，从战略的高度思考问题，深谋远虑；会用适当的策略，包括妥协退让，以缓和矛盾，争取时间，保护自己和整个国家，有理有利有节地斗争，以利完成最后的任务（以无事取天下）。
　　 《道德经》和易、儒相辅相成，刚柔相济，也是一种阴阳和合。与他们（还应该包括佛家、法家、墨家、兵家、医家等）的思想相辅相成，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他们共同锻造了中华民族面对困难和强敌的坚韧不拔的精神和争取最后胜利的决心、进取心；教育中华民族要有立足长远、总览大局的谋略以及切实可用的策略；是他们保护了中华民族，使其在历史的长河中始终具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经历过如此深刻教育、熏陶的中华民族又倒过来保护了自己的文化，使中华文化成为世界上唯一连续传承下来、没有中断的文化。老子提出的“报怨以德”和孔子提出的“以德报怨”，对中华民族博大的胸怀和文化包容性的形成，具有极大的贡献。
　　 《道德经》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鲁迅先生曾经讲过：“不读老子书，不知中国文化。”著名学者张默生先生也认为道家的《道德经》和儒家的《论语》是中国历史上流传广泛、影响深远的两部书。《论语》所讲的是做人治事的平实道理，为事理的当然；而《道德经》所讲的是做人治事的最高原理，为事理的所以然。作为中国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一切事理不但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道德经》从更深的层次，把社会、人生等问题置于宇宙发展变化的历史长河中加以探索。所以《道德经》无论在古代还是在当代，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都是当之无愧的哲学巨著。
　　 历代研究注释《道德经》的人很多，从古到今已有数千人注解研究《道德经》。《庄子》、《韩非子》也都效发《道德经》之学，《吕氏春秋》和西汉时的《淮南子》均来源于《道德经》之理论。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都同《道德经》治国理政思想有明显的联系。由于西汉时期研究和注释《道德经》的著作很多，现在通行的王弼注本即为当时的作品。唐太宗、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明成祖等帝王都批注过《道德经》。还有宋代苏辙、王安石等文学巨匠也都研习《道德经》；当代有马叙伦、梁实秋、林语堂、钱穆、张默生等都对《道德经》有所研究，由此折射出《道德经》对后世的巨大影响。
　　 《道德经》不仅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也是人类文明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近代以来，《道德经》己被翻译成数十种文字，在世界各国流传。许多外国哲学家、科学家、政治家、企业家都对《道德经》的思想深感兴趣，并从中受到启发。20世纪的著名哲学家、德国人海德格尔就十分喜欢《道德经》，并曾与人共同研读、翻译《道德经》。美国物理学家卡普拉撰有《物理学之道》一书，认为道家思想在许多方面同现代物理学有着深刻的相似性。他还在《非凡的智慧》一书中说:“在伟大的诸传统中，据我看，道家提供了最深刻并且是最完美的生态智慧。”
　　 古老而又神秘的中国，在西方人的心目中一直是一个难解之谜，而《道德经》更被海外学者视为至宝。美国从事高能物理研究的卡泼勒博士也发现《道德经》哲理与高能物理现象的吻合，他在《物理学之道》中说：“中国的哲学思想，提供了能够适应现代物理学新理论的一个哲学框架，中国哲学思想的‘道’暗示着‘场’的概念，‘气’的概念与量子‘场’的概念也有惊人的类似。《道德经》提出的“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十七章)”的命题，也被当代西方行政管理学家奉为宝典。
　　 《道德经》不仅获得外国政要名人的青睐，更深受外国企业家的重视和好评。正当中国的企业界加快学习西方先进的管理技术时，西方的企业家们也加速了吸纳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步伐。《老子》的“顺其自然、无为而治”的管理思想和“有无相生、虚实相资、祸福依伏”的辩证思维被许多企业家灵活应用于领导艺术和经营之道中。此外，《道德经》的“道法自然”思想所蕴含的生态智慧及反战思想等，也受到世界各国有识之士的普遍重视和推崇。
　　 很早以前，德国学术界就有研究《道德经》和《论语》的学术团体；哲学家罗素也对《道德经》赞赏有加，叹为观止。近年来，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更加频繁深入，《道德经》和《论语》等更为西方学者所重视；有的外国友人甚至建议中国应当重视在青少年中普及《道德经》和四书五经。在国外，《纽约时报》将老子列为古今十大作家之首，世界上的《道德经》译本已经有250种以上，《道德经》在世界上的发行量已经位列第二，仅次于《圣经》。由此可见《道德经》流传之广，影响之大，可谓横空出世，不同凡响。
　　 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道德经》已把对宇宙万物的不断转化和相生相克规律的认识，运用到解释自然和治国安邦的各个方面。时至今日，老子倡导的转化论及哲学思想，对于人们正确地分清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界限，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仍有指导作用。《道德经》饱含着深刻而浓厚的忧患意识和策略思想，紧紧地与当时的发明创造成果相联系。从领导科学的角度看，《道德经》当时要求统治者关心民众，为民众谋利益，这对现在的领导科学、决策科学，仍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和借鉴作用。
　　 社会在前进，时代在进步。老子是人不是神，他的思想也不是万能的，再加上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因此《道德经》中难免存在一些消极落后的东西。老子毕竟是二千五百年前的人，因此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待他，也不能用现在的标准去要求他。我们应当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来对待《道德经》的思想理论，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为当今的现实服务。从总体上看，《道德经》不仅对中国历史产生过深远影响，而且对中国传统文化也影响巨大，不可否认的是，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道德经》仍然具有实用价值和现实意义。因此对于《道德经》一书，我们不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分为二，区别对待，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创造性的学习，选择性的吸取。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把继承和发扬中国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与发展现代科学技术紧密结合起来，弘扬国粹，发展科技，加强修养，提高素质，开拓进取，争优创先，为建设富强民主的和谐社会团结奋斗，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