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定川楚陕三省方略策》是对汉唐屯田制的继承与发展。汉唐用兵西域，劳师远征，常受粮草之累，屯田的目的很单纯，即解决军队供给，满足守土之需。严如熤的屯田解决军队供给、缓解国库压力只是一个方面，重心是“安民”与“治乱”，其用意之深与作用之大，都是汉唐屯田不具备的。可以说，他把屯田这一单纯的经济手段，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极大地丰富了屯田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意义。他的某些措施，在我们今天的农垦事业中，也可以看到某些相似的地方。
　　 严如熤参加的应试称为“廷试”“殿试”或“御试”，属于国家大考，皇帝亲自出面，应试者的策论皇帝亲自披阅，这对应试者既是无尚的荣光，也是巨大的压力，成败在此一举。“殿上衮衣明日月，砚中旗影动龙蛇。纵横礼乐三千字，独对丹墀日未斜。”这是宋代诗人夏竦的《廷试》，信心满满，春风得意。“月落鸟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是唐代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应试落榜，迷惘惆怅，抑郁难遣，夜不能寐。
　　 严如熤的《平定川楚陕三省方略策》文笔洋洋洒洒，叙述有理有据，赢得了正苦于面对三省之乱无计可施的嘉庆皇帝的高度赞赏，擢定第一。不知道是为了吸引皇帝的注意力，或的确是意犹未尽，他在结尾处写道：“迫寸晷，限尺幅，未得尽虑愚忱”。这一伏笔打动了嘉庆，传旨严如熤第二天赴军机处作详细说明，这等于是让他这个应试者给军机处上一课。严如熤趁热打铁，再上《屯政方略》十二事，对《平定川楚陕三省方略策》进行补充与完善。郁闷之中的嘉庆眉头舒展开了，降旨在圆明园召见严如熤。一番交谈，君臣甚欢。他的《屯政方略》十二事疏，嘉庆批给川楚陕三省督抚采行。召见后的第二年，即嘉庆六年（公元1801年）二月，严如煜补洵阳知县。侯补期不到一年，可见嘉庆对他的器重。
　　 这场应试，让严如煜风光至极，也史所罕见，对他本人，对严氏家族，对溆浦四都河岸的桥江章池村，都是空前绝后、至高无尚的无限荣光。有关严如熤的所有历史文献、研究著述，几乎无一例外对此事津津乐道，本文也是如此。
　　 当了知县，严如熤由一介书生，一名幕僚，成了朝廷命官，用了大约六年的时光。“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是晚严如熤四十余年的龚自珍的诗，而诗中的“万马齐喑”局面却早已存在。清•嘉庆时期，既有康乾盛世的余光照耀，也腐朽衰落的端倪初现。“地实寒微”的严如熤一跃而起，证明他的确才识过人。但是，精彩的开端未必会带来日后的一帆风顺，人生的过程总是少不了跌宕起伏、荣辱沉浮，仕途更是如此。
　　 洵阳处陕西东南部，为鄂陕边地，交通要道。巴山秦岭，峰峦迭嶂，如同旧时的湖南湘西，堪称“盲肠”，历史上不是兵火战乱，就是盗匪猖獗，少有消停的时候。严如煜出生在湘西，曾在乾州、浦市一带参与平湘黔“苗乱”。凭着他的见识与经验，上任后，面对乱象丛生的洵阳，他实行坚壁清野，动员乡民筑堡以固守，练勇以御敌。洵阳很快得到了有效治理，甚合上心，加知州衔。
　　 出色的管理能力与显著的治乱政绩，换来了职位的不断升迁。嘉庆九年（公元1804年）补定远厅同知，同年又授汉中知府；道光元年（公元1821年）升陕安兵备道，加陕西按察使衔，衔至三品；五年（公元1825年）迁贵州按察使，因陕民上书挽留，未上任即回任陕西按察使。此时，严如煜已年过花甲，一年后病逝于任上。陕人上书，愿以异乡沃土，葬严于当地，以便陕人供奉祭祀。这块土地太了解他了，太熟悉他了，太需要他了，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这块土地，“其卒也，秦民巷哭，如失慈父母”。但是，皇帝却恩准故里父老所请，归乡安葬，同时恩准陕西汉中建祠立位，以慰陕人之愿。
　　 从任洵阳知县算起，严如熤为官二十六年，从姜府幕僚算起，从军从政三十一年。也许是他善于治乱，二十六年的从政为官，都在陕西靖乱安民，治山治水。从洵阳到汉中，从知县到兵备道，到按察使衔，几乎一生都在与“治乱、安民”打交道，而每到一地，总是政绩彰显，深得民心。他旋政的出发点与落脚点，都放在民生这个根本问题上。从早年的治“苗乱”，到陕西的平“教乱”，从“联营伍、立保甲、治堡寨”，到以后的兴水利、开工厂，劝民农桑，鼓励耕作，植棉纺纱，传授技能；建社仓以赈灾荒，修书院以启民智。他的这些举措，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重视民生，标本兼治，老百姓直受其惠。为了这些新政的实施，他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而且把妻儿也搭了上去，夫人教民妇纺织，儿子书院义讲，全家人都在为改善治地民生效劳出力。
　　 当官为民的良知情怀，脚踏实地从政风格，赢得朝野上下的一片赞美之声。但是，他也有过十年政声四起而仕途止步的艰难际遇。政绩说明他无愧于当年张姚成的评定：“为经世之才”，但张姚成的预测没有成为事实，“足当大任”的严如熤没有被委以“大任”。他一生的最高职务是按察使，且还不是升、迁、授、擢、任，而是“加”。“加”即在原有的职务上追加一个较高的职务，相当于现在的以下兼上或者平级兼任。到后来实授时，可惜天不假年，姗姗来迟，几乎成了追任。
　　 清代按察使掌一省之刑名，包括官员的考核纠察，上面还有总督与巡抚，他们才是一省的最高军政长官，按察使与都指挥使司、布政使并列排位第三，相当于现在的省纪检监察部门负责人。站在章池村的屋檐之下看，那当然是很大的官了；站在朝廷之上看，那就很难算得上是大政要员，国之重臣。
　　 严如熤没有被委以“大任”，“为世之才”的“千里马”只在陕西的部分土地上跑了几个来回，转了几个圈子，最终也没有跑出“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没有离开过巴山秦岭，因为自从当了洵阳知县，嘉庆就成了他的“伯乐”。
　　 嘉庆这位“伯乐”既是相马者，更是用马者，他让你驰骋疆场，你可以扬蹄疾驰，昂首奔腾；他让你拉碾子拉磨，你就只能原地转圈圈。也许，嘉庆是在用其所长。严如熤是因为一篇廷试策论博得嘉庆赏识的，尔后又因洵阳、汉中的由乱到治获得赞许。当时的陕西汉中一带，正需要严如熤这样的人去经略。他对治乱与治贫饶有兴趣，尤其亲历亲为；他对地理山川兴味盎然，对百姓的繁务琐事不厌其烦。《苗疆备览》《三省边防备览》《汉江以北四省边舆图》《三省山内总图》《汉江以南三省边舆图》《三省山内风土杂识》以及丁母忧期间应两广总督那彦成之约撰写的《洋防辑要》等著述，虽然事关朝政军机，却都少不了一村一寨、一店一铺、一沟一渠、一关一隘；他的诗与文虽然不失抒情言志，即兴而歌，谈古论今，记事载道，却都离不开桑麻稻麦，春耕夏作。《悯农词》《谕农词》《祈晴词》《喜雨词》《夏耘词》《下乡决讼谕民词》《水厂咏》《铁厂咏》《纸厂咏》等等，所表达的都是一种挥之不去的乡村田园情怀。在嘉庆皇帝看来，对严如熤的使用，正是用其所长。所以有论者认为，严如熤十年未迁正是因为他是治汉中、镇南山的不二人选。但是，陶澍则以为是严“劳于治民，拙于事上。”翻成今天的话，那就是他不善于唯上，只知道唯民。
　　 陶澍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严如熤一生仰慕范仲淹。范仲淹是北宋的名将名相，文武皆备，由于爱对朝政说三道四，由副宰相贬为陜西四路宣抚使，死于任上。严如熤对范仲淹的仰慕，当源于《岳阳楼记》里的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号乐园，著《乐园记》以明志。他们的人生，有相同之处。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是定律。是不是千里马，不仅取决于相，更取决于用。
　　
　　 三、从“经世才”到“经世学”
　　 严如熤为官一生，虽然不是政绩斐然，但赢得了时人的拥戴和后人的赞美，《清史稿》没有忘记他，为他立传。但是，张姚成认定的“为经世之才，足当大任”，如所言，又不如所言。
　　 严如熤一生历任知县、同知、知府、兵备道、按察使。知县、知府为一县一府的最高行政长官，也就是现在的县、市长；同知本为副职，掌管盐、粮、捕盗、江防、海疆、河工、水利等事；厅是同知办公的署衙称谓，尔后演变成为具有行政区划建制性质的组织架构，称为“散厅”，字面意义即为设置在地方行政区划中的独立或半独立的行政机构，大约相当于现在的某些开发园区，同知为这一区域内的最高负责人；兵备道为一省军事重地的兵务管理官员，掌监督军事与参与境内战事。按察使前面有过介绍。由此观之，严如熤官至三品，位到省级，但称得上法定意义上的“经世”，却只有知县与知府，虽然知县知府经略的那个“世界”相对于大清帝国的疆域版图，不过是弹丸之地。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一府一县，农、工、士、学、商，除了外交，朝廷管的那些事儿几乎都有。要说“经世”，这就是“经世”。他以后的官衔品级虽然高于知府知县，但权力却不是全方位的，或为副职，或仅限于某一方面，如果说这也是“经世”的话，那只是广义上的“经世”。从这一层意义上看，严如熤人未尽其才，才未尽其用，“经世之才”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而张姚成所说的“经世之才”，应该不是一个按察使的定位。
　　 “劳于治民，拙于事上”。陶澍这八个字，是对严如熤官场生涯的盖棺论定，既包含了对“经世之才”不“经世”的感慨，也包含了对其人品操守、官德官风的赞许。严如熤仕途上栉风沐雨，砥砺而行；官场中摸爬滚打，心无旁鹜。他既没有因为得到过嘉庆的赏识而炫耀显摆，也没有因为民众的拥戴而邀功争宠，更没有因为十年未迁而心存积怨，不为官而官，不为名而名。仕途官场，得陇而不望蜀者能有几人？严如熤就是这“能有几人”中的一个。他虽然不拒绝权力，但也没有过于奢望，至少没有刻意去追求。他是一个务实的官，无论施政理念或施政行为，都体现了为官者的良知与情怀，关注苍生，不辱职守，不负天下。考察山水地理，了解社情民意，治山治水，解民之困，几乎是他每到一地的必修课。做幕僚时深入苗疆，遂成《苗疆备览》；做知县、知府时唱大风于巴山秦岭，濯双足于汉江渭河，遂有《汉江以南三省边舆图》《三省山内风土杂识》；治乱理政有屯田之议，惠民富民有水利之策，育民化民有书院之兴。他的这些著述，类似今天的政策理论研究和工作调研报告；他的这些举措，用今天的话说都是民生工程。他的诗因情而发，文因事而兴，没有伤世感怀的忧郁之态，没有怀才不遇的艾怨之声，更没有吟风弄月的低俗之气。学为所用，用为所学，由此被后人尊为湖湘文化“经世学”的先驱。又因他的著述着墨非山即水，笔下多农稼桑麻，所以又被称为“田园派”学者。他自己没有想到，时人也没有想到，张姚成认定的“经世才”没有成就他的不朽，后人馈赠的“经世学”却成就了他的永恒。
　　 “经世学”是相对理学而言的，是儒学中的一大学派，形成于北宋，程颢、程颐、朱熹是这一学派的创始人。理学的最大特点是奢谈“义理”，多与事无补，或裨益甚微，因而被视为空疏无用之学,这与魏晋时期的玄学有一点相似。学术风气从来反映社会风貌，烙刻时代印记。一般而言，社会处于太平盛世之际，学术以高深玄奥为荣，士大夫们乐此不疲；社会处于萎糜衰落之时，热衷于坐而论道、空谈清议的学术风气就免不了被世人诟病，取而代之的则是直面世事的经世学风。
　　 清王朝入关，经历了顺康雍三朝的励精图治，到乾隆朝盛世景像达到了顶峰。但物极必反，顶峰就是终点，走到头了，下一个过程就是衰落。衰落到无可挽回时，新的轮回又开始了，所谓凤凰涅磐，浴火重生，指的大概就是这种周而复始的更替现象。
　　 清康乾时期，国运昌盛，宫中无鳌拜之反，内地无“三藩”之乱，边地海疆无葛尔丹、郑经之患，真正的太平盛世。天下歌舞升平，学界“阳春白雪”。乾嘉时期理学再度升温，以空谈为特色的学术风气高涨盛行，疏远社会，漠视现实，如史学，拘限于纠错勘误，对历史发展规律的研究，对古人功过是非的探讨，似乎都是对祖宗的“大不敬”。这样的学术风气引导世人盲目效法祖宗，一如旧时神龕上的对联：敬天地自然富贵，孝祖宗必定荣华。而带来的后果必然是因循守旧，不思进取。
　　 进入嘉庆，衰落的迹象更加明显化了，声势浩大的“白莲教”起义，表明了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激化。嘉庆去后，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接下来的则是中华民族的百年耻辱。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严如熤的“经世学”不仅应运而起，而且得以弦扬光大。湖湘文化一向以“天下情怀、社会担当、敢为人先”著称于世。严如熤成为“经世学”的先驱，既是湖湘文化对他的滋养培育，也是他对湖湘文化的重要贡献。湖湘文化也因“经世学”而更加丰富多彩，充满生机。在他之后，魏源、陶澍、曾国藩、左宗堂、胡林翼等人成为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到清代后期，思想领域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政治生活中的戊戌维新、洋务运动；社会实践中的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口号与思潮的此起彼伏，都与“经世学”有着割不断的联系，甚至就是“经世学”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虽然这些实践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对于推动历史前进，改变历史航向，产生了极其重大的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