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坟那天，有六十多辆轿车开到了王寨村。一条三里路的狭窄土路被轿车塞得满满的。在李二斗茅屋旁，一顶硕大的蓝色救灾帐篷紧紧地罩住王华光的墓地，帐篷只有一个出口，一名武警战士持枪在出口站岗。帐篷内，挖土的都是县专业树碑、起坟、出殡和上坟的失地农民。负责骨骼装殓入棺的是从县医院请来的骨科专家。
　　 李二斗是获准进入帐篷之内的唯一一位王寨村的村民。当初为了怕王华光的尸体被饿狗扒出来，他兄弟俩特意把坑挖得很深。专业出殡队按照李二斗的指引，从距离茅屋三尺的地方下锹开挖，逐渐挖出了一个大坑。当李二斗觉得快要挖到尸骨的时候他提醒施工人员。于是，大家像考古似的用铲子和刷子取土、扫土，不一会儿，一堆白骨渐次清晰地显露出来。骨科专家捧起王华光的头颅用细毛刷子扫了又扫，然后像捧着一件精美瓷器似的轻手轻脚地放进横在一旁的红漆棺材里。全部的骨骼收拾完毕已经快要晌午了。
　　 前来参加王华光重葬的都是我们县有头有脸的人物。多半是县里的重要官员，上自县委、县政府、人大、政协等“四大班子”的头头，下至县统战部长、县港澳台办主任、乡镇企业局局长、宗教局局长、县发改委主任和各局局长以及乡“三大班子”的首要人物等；少数是本县和外县来的企业家。王寨村的人们连同身兼支部书记和村长两职的我妻子及村“两委”的农村干部都抄着手，聚集在道路两旁的麦地里等待着出棺时的热闹场面。
　　 十二点一刻，硕大的救灾帐篷终于被收起。一副火红的棺材显露在大家的眼前。王锡昶手持引魂幡、身穿重孝走在棺木的前面。执绋者两边各四位，都是身穿灰色制服、胸佩白花的保安。抬棺的是18个精壮汉子，他们都戴着孝帽穿着白色孝衣。沉重的“五六七”规格的棺木在他们的肩上毫无吃力之感。他们步履稳健腰肢挺直神色严肃目不斜视，一看便知是受过专业出殡训练的队伍。跟在棺木后的便是那些轿车的主人。他们不论男女都穿着黑色风衣佩戴白花神情肃然。走在最后面的便是李二斗。在这群一色黑的队伍里，李二斗就像一个讨吃的乞丐跟着一群富人似的格外显眼。
　　 全县最棒的农民管乐队，在送葬队伍的后边紧紧跟着，他们在一个大腹便便、手持唢呐的男人指挥下，一遍又一遍地演奏着曲剧的一种哀号悠长的旋律，让那些在麦地里看热闹的人也不禁泪水盈眶。
　　 走完三里土路，来到月牙湖东侧。这里就是一座正在建设中的陵园。陵园的四周围着箭头形状的黑色铁栅栏，陵园入口建有高大的平顶大门，大门两侧的立柱用黑色大理石镶嵌，显得庄严肃穆。门顶上站立着六个白底红漆大字，王公华光之墓。陵园内是刚从外地移来的雪松、刺柏、黄杨、法桐、广玉兰、桂花等风景树。一个用挖掘机挖出来的深坑就是王华光的新坟墓。抬棺的人们杠子都下了肩，他们紧贴着棺材，像一群合伙抬动一只巨大甲虫的白蚁。他们手把着系在棺底的粗麻辫子，在手挥白色小旗的班头指挥下，沿着漫长的甬道正在移棺入墓。这时，陵园内响起震耳的礼炮声。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同时向空中释放烟花。虽然在白天看不清烟花的色彩，但烟花升空的哨声和“啪啪”的爆炸声把葬礼推向了高潮。
　　 棺木入坑，班头随即跳下墓坑，用罗盘和细绳调整了方位之后，放置了阴宅凭证、撒下五谷杂粮，然后喝声奏乐封土！于是，唢呐和管弦响起，前来送葬的官员们每人先后执锹封了三掀土。接下来是专业队的挖掘机继续封土，片刻过后，一只硕大的老坟便拔地而起了。
　　 李二斗是一直陪着王锡昶跪在坟墓旁的。他想起了他和哥哥李大斗像偷死狗一样把王华光的尸体偷走深埋并伪装，他想起哥哥李大斗为了保存这具尸体，保护自己而撒手人寰的惨状不禁痛哭失声。王锡昶去拉他几次他也不起。最后让保镖和他一起拉才把他拉起来。
　　 有官员悄悄问李二斗是什么人，王锡昶听见了便向众官员介绍说，这就是埋葬我冤死的父亲，看守我父亲坟墓60年的李二斗先生。如果没有他，也就没有我父亲的尸骨，我也就不会回到故乡投资了。众官员听了，都面带笑容如同一群弥勒佛似的走过来与李二斗一一握手致谢。好像这陵园里埋葬的不是王锡昶的父亲而是他们的老爸。有一个官员夸张地表扬，李先生，你的功劳堪与那位保存刘少奇主席骨灰的老工人相比呀！
　　 这是李二斗75年的人生经历中最辉煌的一页。他那粗糙的老树皮一样的蒲扇大手被那些肥腻的柔软的手握出了细密的汗渍。一辈子惧怕官员的李二斗竟然像上帝一样深受官员青睐、爱戴和赞扬。
　　 李二斗棺材前王华光哭够了就对王组长说，李二斗的墓地你们不要操心了，就把他埋在我父亲陵园的西南方吧。
　　 王组长说，那也好，省得王书记到处跑墓地了。随即对我说，姑父，你给王书记打个电话告诉王老板的意思好吧？王组长是我妻子的远房侄子，所以他这样称呼我。我睁开眼说，好的。
　　
　　 五
　　 王锡昶走后，王庆超对我说，姑父，我们叫些饭菜就在这里吃好吧？我说，这影响不好吧？泡一块方便面吃吃算了。张应照说，大哥，吃方便面也行，但我们三个每人得给200元的工钱！我说，村里制定的杠头每人一百杂工每人五十。我们三个都算杂工怎么能给二百呢？组长王庆超说，姑父，我们三个既不是杂工也不是杠头而是总指挥。我们大事小非都得过问，200元都嫌少呢！会计张应照说，是呀，就按二百吧大哥，你跟书记嫂子说说。我说，说说也可以，但人家听不听还是未知数。王组长说，你要说保证管用。张会计说，那我就去买方便面了。我说，得买五桶，这烧纸的金童玉女每人得一桶吧！张会计说，我差一点忘了他们俩。说完就走了。
　　 我说过王庆超和张应照是王寨村张、王两大姓的代表人物，他们对我似乎很尊重并不是因为我是教师年龄又比他们大，而是我妻子是支部书记兼村长他们有用得着我的地方。
　　 我拨通妻子的手机，刚说完李二斗墓地的事儿，我妻子就说，我就说去找你呢！我问，什么事？我妻子说，我去了再说。
　　 我走出李二斗的茅草屋，在门前的槐树下等。此时太阳已经下山光线渐暗。西南风也小了许多凉了许多。妻子手里拿着一件短大衣走来，老远就说，老张，我怕你夜里冷，给你带了一件衣裳。我接过来披在身上问，老王，什么事呀？我妻子走近我，压低声音说，老张，你们老张家有人告我！
　　 我和妻子年轻时互相叫名不叫姓，现在是叫姓不叫名。我妻子经常拿我们“老张家”对她不利说事儿以此打压我；而我也经常拿他们“老王家”对她使坏来报复她。我反唇相讥地笑道，怎么是我们“老张家”告你?还有你们“老王家”的主谋呢！妻子说，你说的是王庆宇？他不过是被别人支使的狗！我说，是你侄子王庆超。我妻子问，你怎么知道？我说，我早就听李二斗说过。我没有告诉你，是因为他们上访的矛头不是直接指向你的。告诉你就徒增烦恼而已。我妻子说，可县委打电话给乡里，乡里打电话给我了。要求我们村从此不得再有上访的事情发生，三天内必须让被拆迁村民全部搬出工程区。前者完不成撤掉我支部书记，后者完不成支部书记、村长一起撤！你说我该怎么办？
　　 我点燃一根烟，用力吸了一口说，从目前情况来看，王庆宇再次上访的可能性极小。因为他害怕被“劳教”。即使王庆超、张应照再派别人去上访，那他们兑钱也不是容易的事！我会安排我亲兄弟、堂兄弟、表兄弟不要兑钱，不要在上访件上签名。现在要盖起三间主房两间偏房，少说也得五六万。王锡昶只给五万显然少了点。而我们想通过李二斗的关系要求王锡昶增加一万的想法完蛋了。为今之计，首先要解决群众的思想顾虑。他们担心把主房建在乱坟岗的前面不吉利。这也是群众支持上访的原因之一，因为清除乱坟岗的所有墓葬要花一大笔钱。村里不妨把群众的住宅与村“两委”办公室，村小学对调一下。让村“两委”、小学校建在乱坟岗之前，群众住宅建在乱坟岗之后。自古以来老百姓就有“不怕人撵鬼，就怕鬼撵人”的说法。这样一对调，就打消了群众顾虑稳定了群众。其实，你们村干部应该跟群众说清楚，环湖路基已经把一组的出路给断了，他们迟早得搬迁的。现在是官商结缘的时代，不用人家王锡昶出面，就有人来强拆他们的破屋将他们扫地出门的。也就是乡党委书记说的给群众点压力和强硬！这样三天内全部搬迁才有可能。我妻子听了顿时脸上露出喜色，说，这个办法好，反正集体单位不在乎“人撵鬼”还是“鬼撵人”！就按你说得办，明天我就让施工队到乱坟岗前面施工！看妻子高兴，我趁机说，王庆超、张应照要把我们三人的工钱增加到二百，希望你能满足他们。这也是稳住他们的措施之一。我妻子说，没问题。不就多出几百块钱吗？你跟他们说我准了。
　　 回到李二斗茅屋，张应照已经买来了方便面。王庆超让两个小孩拿着方便面回家吃，吃了睡觉晚上就不要来了。屋里只有我们三人，大家拿开水泡了面，蹲在棺材前面吸吸溜溜地吃起来。我说，村里已经同意我们三人每人给二百工钱了。王庆超说，好好。又说，墓地问题也解决了。大问题没有了。就是还有一件小事儿，李二斗下地时谁来拉纤？“拉纤”是指棺材下地时要用一块长长的白布一头连着棺材，另一头由孝子顶在头上将棺木象征性地拉到墓地的一种仪式。这是死者下葬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张应照说，李二斗是孤寡老人，我们村里没有一家姓李的更没有李二斗的晚辈侄子侄孙，谁愿意拉他呀？王庆超说，500块找一个单身汉怎么样？张应照说，现在不是过去缺吃少穿的年代，三百五百就能找得到的。王庆超说，从殡葬专业队里找肯定能找到。我说，那样太麻烦了。村里又没有钱。我看就取消这个环节吧！他俩不再吱声儿了。
　　 吃完方便面，我说，你俩就在李二斗床上睡觉吧，我在这儿守着。王庆超说，我有择床的习惯，还是回家睡吧！张应照说，我也择床。大哥你一个人在这儿不害怕吗？我说，不怕。我跟李二斗关系那么好，他不会来找我麻烦的。王庆超说，越是关系好越是来找麻烦！张应照说，干脆我们三个在这儿斗一夜“地主”！工钱增加到三百。王庆超说，三百不行起码也得四百！我说，算了。村里你们又不是不知道穷得叮当响哪里有那么多钱啊！再说我现在也没有那个心情“斗地主”呀。
　　 王张二人走后，我就席地坐在棺木前面烧麻刀纸。说句实在话，我虽然有浓厚的封建迷信思想，但我从来不害怕亲人鬼魂。我爹去世之后，我的弟弟、妹妹、妻子甚至我母亲都不敢单独在夜晚呆在屋里，只有我敢。我与李二斗虽然没有什么血缘上的关联，但自从我岳父和我爹相继去世之后，我觉得李二斗就是我的亲人了。我说过我爹和我岳父在李二斗最困难的时期挽救了他的生命，此事当时并没有被人揭穿。然而，过去了7年之后，在“文革”初期我们村庄分裂为两大派别时，我爹给李二斗“放粮”的事情东窗事发。当年与我爹一起在工地伙房工作过的一个伙夫在帮助卸牛车的时候发现那个麻袋的异样。“文革”刚来时他就向大队造反派头目、我们家的对立面汇报了他的发现，于是，大队造反派头目到粮管所核对了账目并召集红卫兵对我爹和我未来的岳父进行批斗。他们让我爹和我未来的岳父交待当年偷国家粮食的“反革命”行为。我爹为了保护我未来的岳父主动承认是他一人所为。这样，我爹就被造反派定罪为盗窃国家粮食而受到红卫兵的围攻和殴打。李二斗以为他主动承认了可以减轻我爹的罪责，于是李二斗站出来说是他强行扯开麻袋“放”了42斤大豆与我爹没有关系。但是，李二斗的坦白不仅没有帮到我爹反而令我爹和我未来的岳父多了一条“同情地主分子”的罪过。这样，我爹在前、李二斗在中、我未来的岳父在后整整游了一天的街。此后只要造反派头头和大小队干部高兴，就可以把他们三人拴在一条绳子上像串蚂蚱似的批斗、游街。为此我们两家陷入了十年灾难之中。
　　 我们两家的遭遇使李二斗深感对不起我爹和我未来的岳父。一天批斗、游街结束后李二斗偷偷下湖摸了几条鲫鱼，李二斗有着超强的摸鱼本领还是在那个饥饿年代练出来的，每次只要下水都有所收获。他把鲫鱼们放在筐里用野菜紧紧盖着带回家中，烧了鲫鱼灌了一斤红薯干散酒请我爹和我未来的岳父一起品尝。我爹和我未来的岳父最喜欢喝小酒吃鲫鱼。一吃二喝几次下来我爹和我未来的岳父竟然上了瘾。以致于生产队多日不批斗他们，我未来的岳父就着急上火“期待”着干部的批斗。半天的羞辱和劳累他们一吃二喝尽皆释然。他们三人在那个特殊年代的友谊因批斗而愈发牢固。
　　 分田单干后李二斗被摘掉了“地主”帽子，摘掉帽子的同时他也甩掉了棍子，甩掉了棍子的同时他的身体和精气神都恢复到正常人的水平。温饱年月李二斗更是经常与我爹、我岳父一起吃鱼喝酒。以致于我岳父和我爹相继去世之后他还保持着这种怪癖。有鱼有酒时他把我请去与他同吃同喝。我们俩对饮时他还另外给我爹和我岳父摆上筷子和酒杯。他总是把第一杯酒倒在地上祭奠我爹和我岳父。那时候，我已经在镇子上的一所中学里做了教师，每到周末回家，我就买上二斤卤肉与李二斗小酌。我们在小酌中建立了忘年之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