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村庄都有它的“皮”和“瓤”。在一个村子里，生活几年，甚至几十年，你对这个村子的了解也可能只是个皮毛，对它的“瓤子”你能窥探多少？半截掉渣的土墙，说不定它的主人是位统兵十万的将军呢；颓废荒芜的破小院儿，谁又知道这里曾演绎过多少人间的悲欢离合？一座看上去轩昂葳蕤的村庄，说不定就建在一片白骨累累的古战场上呢！
　　 但你认识一个村庄还是要从掰“皮”开始的。
　　 我们石止村的“皮”是“武术之乡”。据《石止村史》记载，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石止村参加武术的人员，达到了一千多人，几乎占到了青少年的九成以上。那时，每年县上在五高广场闹社火，各村的锣鼓、太搁、旱船、秧歌、狮子龙灯，入场就争技斗艺，把个几万人的场子闹成了一锅粥。突然，一队人马裹挟着“威武之气”出现了，鼎沸的广场，登时就安静了下来。人们惊呼：石止的武术队入场啦。只见头箍白羊肚子手巾的小伙子们，有的手里抖着三截棍、折腰子，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有的手攥大刀、朴刀、红缨枪，日光下，闪闪发光，还有的举着一些耙子、沟钩子从没见过的兵器，真叫“摄人魂魄”。
　　 其实石止的武术，威武而不危险。
　　 这从叫法上就能看出一些端倪来。外乡人说练武术，是打拳，练拳，石止人则叫“耍拳”。“练”与“打”，目的明确，功利性显而易见。石止人自有自己的考量。按一般常规来讲，舞枪弄棒的人，很容易惹事打架，但石止的人很“善气”，“文革”闹腾到那个程度，临村死人的很多，石止的人，只是动动嘴辩论辩论，摇摇笔杆子写写大字报，拳坊的人，依然耍他的拳，没有一个人参加武斗。耍拳不打人，那不等于牛马不耕田，母鸡不下蛋吗？
　　 在这个村住久了，你就感到这是一村子“痴顽不化”的人！
　　 石止人往往这样回答：“老先人耍，我们也跟着耍。”泛黄掉渣的谱谍显示，石止人的先祖是明代从陕西花马池调防过来的一队军户。石止村外围筑有一圈高大厚实的围墙，北、西各开两道城门，东、南各开一道城门，时至今日，还有一道北门和几段土城墙的遗迹依稀可辨。当年这无疑是军事堡垒。根据明律规定，军户除进行少量的屯田外，大部分时间，不是作战就是训练，他们的后代军籍永续，是法定的“预备”军，习武既是他们的必修课，也是他们的喜好。
　　 星移斗转，时代更迭，但祖辈的思维定势，像一条洪流总在浇灌着子孙的心田。洪洞历史上出的进士并不算多，而石止崔氏家族却一门出了两个武进士。《洪洞县志》记载，清朝中后期赵城县（现属洪洞县）石止村崔氏家族可谓人才迭出，历时三代，声名遐迩。尤其崔万清、崔万荣两兄弟，先后高中道光武进士，令人称羡……
　　 崔从彲所处年代正值中国内忧外患之际，乡里武学盛行，练习通背拳之人趋之若鹜。崔从彲自然没有置身事外，积极习武，道光十五年，从彲高中乙未科山西乡试武举人，从此开始其军官生涯。从彲在众多堂兄弟中排行第六，出生于嘉庆初年。崔从彲先后担任过沁州营千总，太原镇右营守备，即补参将，历署隰州营、安东营和东滩营都司。曾随军出师河南，解亳州围，因功赏戴蓝翎。去世后被诰封武功将军，因其子之官位，被赠授武显将军，贻赠奉政大夫。
　　 崔从彲长子崔万清，字虎拜，号松圃，生于道光八年，即1828年。受其父影响，从小习武，道光二十三年考中丁卯科山西乡试武举，次年，年仅十六岁即考中道光二十四年戊辰科三甲第37名武进士。如此少年，实属罕见。中进士后即授六品营守备，从此开始其漫长职业军人生涯。崔万清先后担任过陕甘总督麾下陕西君宜营守备，甘肃西固营都司，陕西汉中营游击。咸丰二年，崔万清以守备职调防新疆，防守毕底儿卡伦（卡伦即关卡）。
　　 六月初六，卡外回人武装袭击哨卡，焚烧军营，导致人员伤亡。崔万清与其上司，驻防副将恒安因此获罪，被交部议处。万清回到家乡后，正值太平天国军兴，在家乡听候处分期间，恰逢咸丰三年太平军北伐将领李开芳、林凤祥进入山西，朝廷在山西无兵可调，连失垣曲、曲沃等城，平阳府亦危在旦夕，只能依赖民团。后在高河桥遭遇崔万清率领民团的阻拦，迟滞了北伐军的行动。因此战功，万清受到清廷奖掖。后朝廷免于处分，开复后，随军征调，曾在曾国藩、李鸿章手下剿太平军、捻军。同治二年起正式担任苏州城守营参将，挂皖南镇总兵衔。光绪九年，左宗棠时任两江总督，奏请崔万清补任江宁城守营副将，时崔万清已五十有六。光绪十年，因训练等军情之需，江苏巡抚卫荣光奏请其暂缓调赴江宁。
　　 光绪十一年至十六年实任江宁城守营副将，后崔万清病逝于任上，时间推测为光绪十七年，享年六十四岁。崔万荣，字欣斋，崔万清胞弟，行二，生于1830年前后，崔万荣也少年英武。先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中山西乡试武举人，次年中庚午科武进士，名列三甲。中进士后即授六品蓝翎侍卫。时值太平天国和捻军兴起之时，清廷绿营已经腐朽不堪，曾国藩和李鸿章先后组建湘军淮军。时安徽巡抚福济赴京公干，与崔万荣相遇，对其才华欣赏有加，调其赴皖。之后崔万荣追随李鸿章之淮军，效命于李之爱将刘铭传麾下。同治四年，已升任参将的崔万荣奉命带领马勇王春德前往口外购买战马，参与组建淮军马队。其墓碑碑文称：
　　 据临淮、围凤阳，上功称最……在当时记名提督、记名总兵漫天飞的情况下，崔万荣亦被保举为记名总兵，实任大名镇游击。崔万荣公余，浸淫诗文，著有《秋灯诗集》，实为一员儒将。清末崔万荣寓居南京，去世后由其子崔浚扶柩归里，葬于祖茔。现存墓碑对其行状亦有描述。崔万清三弟崔万华，字实斋，出继其胞伯父崔从彪为嗣。咸丰九年（1859年），崔万华步其父兄后尘，中戊午科山西乡试武举。万华未能如二位兄长一样高中进士。中举后列为兵部差官，随军征剿，因功获游击衔，尽先都司，赏戴花翎，诰授武翼都尉。其子崔德元也为武庠生……
　　 石止村小北门东边有座院子叫旗杆院，那就是崔氏的祖院。旗杆，是崔氏家族用武功换来的荣耀！
　　 旗杆是有形的，也是无形的，它永远在村人的心目中高高飘扬。
　　 就在你惊叹石止村“武林高手如云”之际，村里人会马上纠正你：“武，是石止的皮，文，才是石止的瓤。”接下来，他们会自豪的如数家珍地说，石止人重武却不轻文，光清代以前，有名的私塾就有四五家，到民国时期有名的乡绅财主董炳耀、许其昌、崔如春等，更是慷慨解囊，出钱出力，大办私塾办义学，先后培养出了洪洞县第一支地方抗日武装领导人王兴吾、国民革命军19军副军长许森、南汉宸的得力助手西北五省贸易公司董事长董林哲等一大批栋梁之才。
　　 “皮”和“瓤”你都看见了，这还不够，你还得知道“皮”和“瓤”包在一起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就拿石止来说吧，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促成了一种独特的风尚。一方面，学武成风，男孩子，自小长大，没有不会三拳两脚的。每到农闲时节，不少宽敞一些的农家院就扎起了“拳坊”，一帮子娃娃在师傅的指导下，不是“拉三进步”，就是“压势”。“三进步”，就三个简单的动作，共进三步，是入门的第一课。师傅们要求徒弟，早上起来，不许上茅房小便，睁开眼就耍“三进步”，要让液体变成汗水从毛孔里排出。“压势”，更是个令人发怵的做法：徒弟们学上几个套路后，师傅就拣选某个动作，让徒弟固定在那个动作上，长时间不动（焚香计时，徒弟头顶瓷碗，手托砖块，稍有差池，一旁的师傅就会训诫）。
　　 通过“压”，让耍拳者练出“根”来，悟出要领来。往往一个势压下来就浑身湿透了。另一方面，师傅们要借机灌输给徒弟们一整套“规矩礼法”。这套“规矩礼法”是个庞大而杂乱的系统，村里的金石山、关帝庙等几十个庙宇道观以及祖辈代代相传的习俗观念，无疑是这些“规矩礼法”生成的温床。有耍拳耍了几十年的高徒，曾绕着弯问师傅套路的“破法”，想不到师傅们不是置之不理，就是顾左右而言他地谈古论今。时间久了，徒弟们也就明白，师傅的“不理”就是一种回答，祖祖辈辈的师傅们是要把拳控制在“耍”的界限内，只图强身健体，不求攻击伤人。
　　 师傅们经常拿张云说事。
　　 张云自幼丧母，父亲在晋城一家煤矿谋生，他与姐姐跟随七十来岁的奶奶过活。村里人记得，他祖孙两代挤在两间低矮破败的南房里，不记得有什么家具摆设，舀水的瓢是矿工的塑料帽。张云的手比一般的人要小的多，人称“憋娃手”，但这双手非常了得，见你不顺眼，不等你反应过来，你脸上已挨了几十个耳刮子，往前一瞅，张云已拐过弯儿了。
　　 张云耍拳没过一个月，就被师傅拒之门外了。
　　 晃荡过了十六岁，托了个关系，张云便接替了父亲的班，成了一名矿工。
　　 有一年，他回来看他姐姐，（奶奶已故），村里人见他脑门塌陷了拳头大的窝，就问他咋会回事。他率意地说，替一位工友出了口气，被人夜里用钩子勾了一家伙。说完，他炯炯有神的目光霎时柔和了下来：“女儿一岁多了，再不能干那样的事了。”但最后他还是没能逃脱他的命运，为给一位工友讨得一口棺材，自卫中一汽车摇把将“老板”撂倒了；见出了人命，张云开车来到野外，将自己吊上了一棵松树……听到这个噩耗，石止的拳师们缄默了好些日子，八十高龄的张师傅自责说：“当初，咱要不撵，张云怕不会是这个结果吧？”……
　　 石止人耍拳，还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就是，无宗无派，没有固定的师傅，没有固定的场所。在石止你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形：几个娃娃在耍拳，有老者下地干活儿路过这里，就会停下来，点拨一二；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个赶车的老头儿路过这里，也会停下来，给娃娃们演示几招儿。至于说到场所嘛，南楼下的憨柱、毛家巷的福顺、西沟的兰成、杜家场的居拽家，都是娃娃们“压势”、练套子的最佳选择。无宗无派，就避免了无谓的纷争，可以说，耍拳的过程也是交流融合的过程，培养团队精神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