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乡政府庄严宽大的门楼里走出来，王玉霞改变了主意。原本她打算事儿完了，要去中学向二堂兄汇报。二堂兄盼望她辞职，已经把两只眼睛盼出了血。然后，对侄子张越提出一点要求：她每月二百元的退休补助，最好从村办公费上挤出来，不要占用低保指标，低保还是留给最困难的群众。很多村干部退休之后，村里都以低保代替退休金。顺便在二堂兄家把午饭解决了，下午一点坐班车返回县城。她的村官生涯到此终结。
　　 但是，党委书记曾贵林没有接收她的辞职申请。还说，你就是辞职，也得等下一届选举有结果了再说。她并不死心，还想着找好朋友邓丽乡长把辞职申请交了，偏偏邓乡长又出差去了。这张王庄村支部书记的职务还得继续下去。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不当和尚不敲磬，她现在得去村部看看“困难户危房改造”的公示情况，顺便看望一下82岁的婆婆。主意已定，她踏上通往本村的泊油路。
　　 手机铃声响起，王玉霞拉开皮包，取出手机，是二堂兄张英龙打来的。接通后，张英龙问道：“玉霞，你到了吗？”
　　 “早到了。”
　　 “那你过来一下。”
　　 “你有什么事儿？非得让我过去？”
　　 张英龙压低声音：“我准备了一个数，你见曾书记时带给他，顺便推荐一下张越。”
　　 “现在送礼，不合时宜吧？你难道不知道眼下的形势？”
　　 “啥形势？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自古就如此。妈的！老娄别调走，就不用送了。”
　　 “你给娄书记送过礼了？”
　　 “也是一个数。”
　　 “一个数”就是一万元。一万元当然不是什么大礼，但二堂兄的大儿子张超是人大办公室副主任，人大一把手的大秘书，与各乡党委书记都脸儿熟，面子有时比票子还要值钱。所以，二堂兄送一万，也说得过去了。
　　 王玉霞一向对二堂兄没有好感，特别是那年的电视风波，在她心里打下二堂兄就是现代版南霸天的深刻烙印。她觉得二堂兄在某些方面比大堂兄还要可恶。二十几年过去了，虽然她与二堂兄没再发生不愉快，但关系也十分淡漠。现在，二堂兄想让她代为送礼，那就有点拿自己不当外人了。她对着手机大声地说：“我这辈子没给人送过礼。怕送不出去，丢人！”
　　 “送出去更好，送不出去就是你的了。这可以吧？”
　　 “那就更不能代送了。如果送不出去，你会不会说我是故意的呀？”王玉霞的话有点尖刻，但二堂兄并不生气：“呵呵，怎么这样说呀玉霞？我啥时候不相信你呢？”
　　 相信个鬼！王玉霞在心里说：让我辞职，还让我替你送礼！你以为你是谁呀？王玉霞决定把一贯张狂的二堂兄打击一下，出出心里的闷气：“实话跟你说吧，我已经找过曾书记了。辞职申请没交掉，人家根本没有让你二儿子当代理支部书记的意思！你大儿那顿五星级酒饭我看是白请了。把人家曾书记背回家，人家也不给面子。”
　　 那边张英龙一时没话，好像被人打了一记闷棍，晕掉了。王玉霞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她“啪”地把电话挂了。想象着二堂兄的尴尬表情，她“扑哧”笑了。
　　 “辞职”一事，起于2016年11月1号。二堂兄打来电话，说他大儿子张超已经在县城唯一的五星级大酒店——淮河饭店请过了乡党委书记和乡长。他们同意让张越担任村代理支部书记。请王玉霞赶紧趁热打铁，找曾书记把村支书的职务辞掉。二堂兄特别强调，一定要赶在村两委换届选举前做成新老交替工作，以便于张越在换届选举中先声夺人，一举高票拿下村支部书记这个职务。
　　 对于禅让这件事，王玉霞没什么可说的。三年前，也就是本届村两委换届选举之初，一向选举顺利的她，突然被重重地绊了一个大跟头，不是二堂兄联系到远在佛山打工的亲侄子张起，关键时刻打个电话，给她补了一票，她就灰溜溜地下台了。这倒不是她贪恋这个破支书，而是被村党员群众抛弃的干部，连一分钱的退休金也拿不到。真是“落难的凤凰不如鸡，落选的干部不如人（普通人）”啊！
　　 尽管不喜欢二堂兄，但不影响王玉霞培养侄子张越。张越上过中专，当过乡里办事员。后来机构改革落聘，去上海打工。每年回来过春节，见面婶儿长、婶儿短地叫着，挺真诚的样儿。那一年春节，王玉霞和张英厚去大堂兄张英虎家拜年，正碰上张赴、张起、张超、张越等七八个侄子在推牌九，他们看见二人进来，都站起来打招呼。但侄子们跟张英厚喊叔，跟她却喊书记。虽然表面上很热情，但谁都听得出来，那书记二字里包含的是什么。不知是这些侄子们打工打发了，还是做了国家公务员，忘了姓甚名谁了。唯一跟她喊婶儿的就是张越，这多少也给她一点小安慰。所以，王玉霞一直对张越印象不错。本届选举结束后，经过王玉霞和原党委书记老娄的帮助，张越进村任了副村长。这期间，张越代她开无关紧要的会议，出席乡镇企业开业或宣传活动。王玉霞计划，等她本届任期结束时，一定让张越接替她当支部书记。这样做，一来可以还二堂兄一个人情，二来可以缓和家族内部的紧张气氛。大堂兄的五个儿子都饿兽样地瞅着支部书记这块肉，没入党的，嗷嗷叫着要入党。这块肉与其被那些不成器的家伙叼走，不如扔给张越这小子。
　　 侄子接班，在邓集乡或者整个县域都算不上新闻。本乡16个村支部书记的趋向，大致可以分成四块：有四分之一被自己儿子“世袭”了，有四分之一被亲侄子接班了，有四分之一撞到苍蝇拍上去了，还有四分之一像陀螺样，一边被抽，一边旋转着。而继续旋转的都是女支部书记，王玉霞就是其中之一，而且是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只是她的这位侄子，并不亲。侄子他爹张英龙跟她的丈夫张英厚乃是同一个老太爷的兄弟；说不亲吧，也不确切，乡下习俗，没出五服就是门里的亲人。
　　 虽然辞职是出于她的自愿，但要真辞了，这心里还是纠结和郁闷的。本届任期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下届选举坚决不能再参加了，不说她的年龄已经到站，就是没有年龄问题，她也不想再和王辉、张万良等人竞争或同朝为官了。那帮家伙伤透了她的心。曾书记让她等下届选举结束再决定去留，她以为这是纯粹要看她的笑话了。无论如何，她也不会答应。
　　 原本郁闷的心情，打击了二堂兄之后，反倒开朗了许多。她正把手机往包里放，耳边突然响起一个苍老的声音：“妹子，俺可逮住你了。”
　　 抬头一看，不免吃了一惊，原来碰上了村里著名的老女人缠死鬼——张王氏！她挎一竹筐鸡蛋到街上卖。躲开已经来不及了，只好硬着头皮笑了笑：“嫂子这么早来赶集？”
　　 张王氏：“妹子这手机跟遥控器样，窄巴巴的；俺儿那手机跟破鞋底样，一把捏不过来哩；俺闺女的手机还能看电影哩！”
　　 王玉霞：“就是啊！你儿、女都用那么好的手机，还好意思跟我要低保吗？”
　　 缠死鬼：“俺那个儿，是老犍（公牛）鸡巴子——皮外货。几个闺女哩有俩钱，都各藏各的，找谁要两个都跟要她们命样，老妹子你说俺难不难？”
　　 缠死鬼生了四个闺女，没有儿子。为继承香火，过继了老二家的三岁小儿子，养大了，娶了媳妇，亲生父母暗地里择毛挑刺，离间婆媳，弄得她跟养子、儿媳之间关系紧张。所以，她话里便透着对养子的不满。
　　 王玉霞：“你难，还有比你更难的哩！我都怕你了老嫂子。”
　　 缠死鬼：“白（别）怕了！白怕了！俺从今儿起不跟你要低保了。”王玉霞：“怎么？想明白了？”
　　 缠死鬼：“俺要了五年的低保没要到手，这回新书记送上门来了哩！俺们大队（村）的干部越来越好了不是？”
　　 一句话把王玉霞说愣了。怎么，我这老书记还没退，新书记就选出来了？自打有了低保，这个老女人每年都要一两次，坐门口不走，见人就说她“可怜”。说得了吼病没钱治，只有到福音堂找主治去。正巧王玉霞的母亲也有哮喘病，经常吃哮喘片。王玉霞便将母亲的药瓶给她，说你吃这种药试一试，不要找主治病！主咋能治病呢？
　　 偏偏这缠死鬼早年上过几天夜校，认识几个字，看了药瓶上的字认真地说：“书记你瞧瞧，这瓶儿上不是写着主治吗？主治不就是主给治病吗？你咋说主不能治病呢？”
　　 弄得王玉霞哭笑不得。
　　 村里的低保是有指标限制的。那些残疾人，病秧子，药罐子，低保名额还不够他们分的呢！做了很多思想工作，就是做不通。王玉霞只好躲起来。每天回家，派人看门口有没有老女人，没有就回家，有，就躲到三弟家里。
　　 张王氏的绰号，是大集体那时得来的。某年某月某日，张王氏的大女儿放牛时贪玩，牛跑地里吃了生产队的一片秧苗，被生产队长逮住，扣了张王氏一家一天的劳动工分。张王氏跟生产队长理论：“生产队的牛吃生产队的庄稼，凭啥扣俺家的工分？”
　　 生产队长：“牛是生产队的，可你家是饲养户，凭啥不能扣你工分？”
　　 张王氏：“常言道，牛嘴有粪，越吃越嫩，你得奖励俺工分知道吗？”
　　 生产队长：“尽放臭屁！你家自留地咋不叫牛吃呢？”
　　 张王氏没有要回工分，并不气馁。收工回家，就顶着驴套到生产队长家去。生产队长屋前有一棵弯枣树，张王氏顶着驴套绕树转悠。这一套，据说是旧社会讨债的一种最卑下、最耻辱的方式，生产队长只得把一天的工分还给她了。所幸现在已经找不到驴套这玩意了，要不，张王氏也许会用在要低保上了。
　　 王玉霞问：“你说新书记给你送低保了？能告诉我是谁吗？”
　　 “告你就告你，是你侄子张越呀！咋地，你装糊涂？”
　　 “给你多少钱哪？”
　　 “一百！红皮儿的。说先给俺一百，算今年补的，明年正式跟人家一样。”
　　 王玉霞觉得蹊跷，村里也没有救济款发下来呀？怎么他自己掏腰包？“给钱了，按没按手印？”
　　 缠死鬼：“没按！只要了俺儿子的电话号码。说要跟俺儿子‘打气家’（结拜兄弟）哩！俺想着，人家是书记，俺儿咋能高攀得起哩？对吧妹子？”
　　 王玉霞摸不着头绪，只好顺水推舟：“所以我说，该你吃低保，不用你要；不该你吃，要也不给。”
　　
　　 二
　　 九点多了，苍白的太阳高过远处的树梢儿，光线没什么温度，像一盏明晃晃的灯。冬天冰冷的脸上正挂着深沉的忧伤朝乡村移动，乡村似乎有畏惧的神色，绿的不那么绿了，红的不那么红了。所有的颜色都失真地遮遮掩掩。最先缴械投降的是白杨树，叶子落了，丢盔弃甲的样子，留下光秃秃的的枝桠裸候着冬天的降临。
　　 一列巨蟒样的火车无声地滑过去。那火车走过的地方，是京九线上一座跨过淮河的铁路桥，那桥，就是张王庄村的边界。风里，有麦苗的青味儿。那是饱饱地吸足了水分又释放出来的青苗味儿。
　　 王玉霞掌舵的这个“张王庄”村，有六个村民小组。张王两大姓，占了百分之九十。用俩姓氏冠名的村庄极为罕见。解放前，有人管这个巨大的自然村叫“张庄”。据说，民国二十七年后，保长王文化主事儿时，王姓人曾经派出青壮年，在赶集必经的路上强迫路人叫“新王庄”。不叫，就抡棍子打。结果，打出了一个“新王庄”。那时，王文化门里男丁众多，有人有枪，一直压着张姓人。
　　 王文化年轻时有一股犟劲。有年春天，息县县长来邓集视察，当地官员在路边跪迎。县长坐在轿子里，偏偏土路又窄巴又不平，轿夫们抬着轿子，磕磕绊绊地从跪迎的土豪官员头上抬过去，县长连轿子都没下。别的人倒没有什么，拍拍膝盖走了。王文化却恼羞成怒，一纸诉状告到信阳专区公署，县长当年就被免职。王文化从此名声大噪。张姓人家早想弄倒王文化，可总是被王文化弄倒。张英虎的老太爷（曾祖父），也同样是王玉霞丈夫张英厚的老太爷，名叫张西泉，是一个有田有地有牲口的富户。张西泉因王文化派壮丁不公，而与王文化打起官司，但很快败诉，还落了个诬告的罪名，赔给王文化十几亩好地，请了三桌客求和。酒宴上，王文化捧着水烟袋笑嘻嘻对张西泉说：“老侄子，啥时候再要告状，给老姑父打个响声，好给你凑俩路费呀！不能叫你把家业都赔光了。”
　　 张西泉一听，羞红了脸，当即掀翻桌子，离席而去。再次到息县告状去了。但告了两年，皆无功而返，地也卖差不多了，一下子由富户变成了半个佃户。
　　 说来该有转机。这一年，息县来了一个新县长，也姓张。张西泉得知消息，再起诉讼。
　　 王文化生性好色，好色之徒有钱就任性，他相中的女人，好比导弹打飞机，快速而准确。王文化的妻子姓张，是张西泉的远房小姑。小姑有个妹妹，颇有姿色。一日，妹妹去看姐姐。姐姐知道王文化好色，处处防着，走哪儿跟哪儿，影子样的。王文化却也没有机会。午饭后，王文化说渴了，要喝水。姐姐便到厨房里烧水。刷锅、添水、点火，也就几分钟的时间，姐姐提着烧火棍到堂屋卧室里，看见王文化已经把妹妹放倒在床上了。王文化穿白府绸褂子，妹妹穿着白汗衫，都赤裸着下半身。王文化正趴在妹妹身上大动。气得姐姐拿烧火棍击打王文化的屁股，手里棍子翻飞，厉声大骂“畜生，畜生……”这事儿不知道被谁走漏消息，张西泉便以王文化欺负族人为由上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