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霞：“是啊，上星期，政府办给我打电话，要我报住危房的名单，每家可能补助五千到八千元。我把这事儿交给张越了，要求他原则上每个村民组都照顾到，摸清了，让你签个字，送政府办。然后，搁村部门口公示。怎么，有问题？”
　　 王辉：“你看看就明白了。他根本没有跟我打招呼，自己签了字送去的。昨天，我去政府办办事儿，办公室主任说，名单上没有书记、村长签字，让我补签。我一看，傻了。”
　　 王玉霞看那份“张王庄村村民危房名单”，六户人家，依次是：
　　 户主：张王氏，人口：7人，危房3间；
　　 户主：王文海，人口：7人，危房3间；
　　 户主：张英虎，人口：7人。危房3间；
　　 户主：张英彪，人口：5人。危房3间；
　　 户主：张英骏，人口：5人。危房3间；
　　 户主：吕书珍，人口：5人。危房3间。
　　 王辉：“他把他大爷、三叔、四叔上报倒也罢了，还把他妈也上报！他为啥给缠死鬼、王文海也弄成危房户？就是换了人家的地，还不想自个儿掏钱补贴，拿国家的危房补助相抵，真敢想呀！”
　　 吕书珍就是张越的母亲，他们家住在中学家属楼一单元二楼，135平米的套房。六户人家，没一家住危房的。王玉霞不气反笑：“乖孩子，真不愧是张英龙的儿子！比他婶子我胆大多了。”
　　 王辉：“老姑，我说句不好听的话，你信任他，他未必信任你。迟早他给你捅个大篓子。”
　　 王玉霞讥讽地：“那么我信任谁呢？我还有可信任的人吗？”
　　 王辉的长脸红到脖子。叹气说：“老姑呀，其实上次选举俺们几个真不是针对你的，俺们是怕你把支部书记交给了张越。”
　　 张万良：“没错。”
　　 本次两委换届，是2011年底的事儿。从1985年夏天担任代理村支书到2011年，王玉霞经历了八次村党支部的换届选举，每次她都能顺利当选。所以，对于三年一次的支部选举，她从来不当回事儿。可这一次突然发生宫廷政变。在选举三人支部委员时，她意外地落到第三名还是并列：村支部委员兼会计王辉13票，支委兼治安主任张万良12票，王玉霞与副村长兼计生专干李淑芳都是9票。按王玉霞的意思，让李淑芳退出支部竞选。李淑芳是村委会必选的女干部，当不当支委无所谓。李淑芳当时也同意了。但王辉和张万良坚决不同意。还说：“李淑芳退，俺们都退。”
　　 都退出选举，实际上就是集体罢选。原来，她从村民中精心挑选的同事们一起反水，要把她从支部书记兼村长的位置上拉下马了。说句心里话，王玉霞真不想当这个支部书记了。一个月800块钱，城里刷盘子也不止这几个钱。钱是小事儿，人情是大事儿。现在的村干部在老百姓的眼里越来越不值钱了。大集体的时候，老百姓见到村干部，哪个不是恭恭敬敬的？红白喜事有人请坐上席，就连杀头猪宰条羊也要请村干部啃骨头喝汤。现在，外出打工的农民手里有两个了，不找你办事儿，见了面连句话也懒得跟你说了。住在城里，一个礼拜至少要回来两次，这来来回回的车票一个月就是160元，一年一两千元。那点工资都扔路上了。但此时落选了，多没面子呀！还有，干了30年，大风大浪都闯过来了，不能叫阴沟里翻船是吧？所以，王玉霞当即决定要争！一定要争回来！
　　 王玉霞知道，她当前面临的最大敌人是王辉。这个王辉，跟她合作了二十多年，一向只当会计，不当村长、书记，没有任何野心。八五年因防汛下台的三个老干部，从来不投王玉霞的票，他们深深地忌恨着王玉霞，好像他们下台是王玉霞一手制造的。所以，每次选举，王玉霞都没有王辉的票多，但王辉会及时地宣布退出竞争，老老实实地做一村之“秘书长”。如今，这位“老面”强悍了，公然要跟王玉霞唱对台戏了。他的意见是，由李淑芳和王玉霞两人当场pk，选出一人进入支部。他的用心十分明显，是要把王玉霞挡在支部大门之外。
　　 人算不如天算。这一届选举有一新规：现场投票结束后，可以接受远在外地打工的党员电话投票。电话投票也就一个小时，过期不候。王玉霞立即想起了大堂兄张英虎的二儿子张起。张起在佛山打工，前年五月入党，去年六月转正，具备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王玉霞不知道他的手机号码，她立即打电话给张英厚，让丈夫尽快联系到张起。张英厚偏偏也没有二侄子的电话号码，就把电话打给大堂兄张英虎，但大堂兄的手机停机，只好打给二堂兄张英龙，要张起的电话号码。二堂兄问清了缘由，提出如果王玉霞再次当选，要同意他的二儿子张越进村当干部。事情紧急，张英厚没有多想就答应了二堂兄。二堂兄联系了张起，说明了来龙去脉，张起也给面子，五分钟后，电话里给王玉霞投了复活票。
　　 王玉霞进入村支委班子并不算完，支部书记离她还很遥远。她明白，王辉与张万良、还有李淑芳已经搞到一起去了。至于他们为什么搞到一起，王玉霞琢磨了半天，怎么想也没有想到张越头上去。她认为她与王辉的问题，就是她把王辉掌管的村委会公章给缴械了。王辉身为一村之会计，他为人民服务事无巨细。谁家扯条电线，换个灯泡，修个手扶，或打麻将缺一手，都会来找他。甚至，谁家来客人了，需要吃鲜鱼，他就掂着网帮人家打鱼。身上糊的水是水泥是泥。这样为人民服务当然不是坏事儿，问题是，那些超生的也来找他。本来村里有规定，超生人家，若办理公安户口，须得缴纳罚款，村里才能出具证明。但王辉不管什么规定，只要有人让他开证明，他坚决照办。人家有了所谓公安户口后，再想收他们的超生费就比登天还难了。县乡分给的征收社会抚养费指标，张王庄村总是完不成任务，又不能等着挨批评，只好分摊给各位村干部，村干部拿自己的工资垫。王玉霞就一气之下，把王辉手里的公章给没收了。
　　 至于张万良，更让王玉霞闹心了。张万良有个老舅，在县电业局安装大队做队长，他就成为安装大队的雇员，整天骑着摩托，到县城或乡下竖电线杆，架高压电线，挣比村干工资多几倍的薪酬。村里开会他基本不参加。王玉霞多次对驻村干部杨宝顺说：“年龄大了，不想闹事儿，睁只眼闭只眼算了。换作十年前，我早把他撤职了。”
　　 后来，经过曾书记做王辉的工作，并让王玉霞让出村长一职，由王辉担任，王辉的会计让给张万良，两个人这才侧过身子，让王玉霞过关，担任2012——2014届的张王庄村支部书记。
　　 那些日子，王玉霞真想不通。脑袋想疼了还想不通。王文化的后人被欺负了二三十年，在养成“老面”性格的同时，怎么还“小人”了呢？富农子弟的帽子被摘掉不久，人们鄙视的目光还残余在脊梁上，王玉霞就看上了王德成。王德成丢掉村主任之后，王玉霞没等煮沸一锅开水，就把村会计给了王德成的儿子。王辉倒是比他爹还要勤劳，为王玉霞分担了不少琐碎事务，也给她带来了诸多麻烦。收回王辉手里的公章实在出于无奈。事实证明，收回公章，村里的超生子女社会抚养费有着落了，工作搞上去了，村干部的工资有保障了，乡里返还的一部分回扣，虽然鼓不起腰包，酒肉两顿还是没问题的。这对大家都有好处吧？你就是不满，有意见，也该当面提呀，犯不着背后下黑手、出狠招吧！像有多大的冤仇似的。
　　 想着，想着，王玉霞的呼吸沉重起来，胃里也积极响应着，“嗝儿，嗝儿”地嗳气。尽力平静了一会儿，王玉霞说：“咱们马上去村部，一户一户地梳理，找出真正的困难户，然后公示。你这两条鱼带俺娘那儿，午饭就在老三家里吃吧！”
　　
　　 四
　　 三个人在村部排查了半晌午，最后每个村民小组找出一个严重危房户。然后，由王辉将名单写在一张白纸上，张贴在村部门前政务公开栏里公示。做完这些，三个人拉开桌子，开始斗地主。刚起完牌，王玉霞的手机铃声响起，是驻村干部杨宝顺打来的。
　　 王玉霞叫了一声：“顺子。”
　　 “回城吗？我捎着您。”杨宝顺说。
　　 “不回了。正有事儿。”
　　 “听说您要辞职？”
　　 “是的。你知道了？”
　　 “曾书记跟我说了，他让我再劝劝您，继续干。说你不为村里着想，也该为自己想想。现在上级对支部书记退休没个具体规定，养老还是个问题，曾书记建议再干一届，等新规定下来，退休金有定论了再退不迟。”
　　 杨宝顺在张王庄村呆了五六年，对村里每一个干部都很了解。他说张越不成熟，恐生乱子；王辉“老面”，拿不住人；张万良身在曹营心在汉；李淑芳得过且过混日子。
　　 王玉霞紧紧地把手机捂在耳朵上，仍怕声音泄露出来。
　　 “顺子，回头见面再说好吧？现在正玩牌呢！”
　　 杨宝顺说了一句“好的”，就挂了电话。
　　 打了两圈，张英宽来喊他们吃饭，三个人扔掉扑克，离开村部，往张英宽家里去。经过张王庄村小学时，小学已经放学了，人去楼空，隔着钢筋焊接的大门，王玉霞看了看院内，狐疑地：“我咋看着这院子不对劲儿呀？”
　　 王辉：“宽敞了是吧？”
　　 王玉霞：“不单是宽敞了，好像少了什么。”
　　 王辉：“那18间起脊房被扒掉了，当然宽敞了。”
　　 王玉霞：“这个王炳顺！眼里越来越没有咱们村干部了。过去，村里管着，放个屁都来请示报告，现在属于局里管了，连扒房子这样的大事儿也敢背着俺们干。这18间教室，是俺们村集资盖的，花了三万多，搁现在就是三十多万。他怎么说扒就扒呀？我给他打电话。”说着掏包里的手机。王辉问：“老姑，扒房子你不知道？”
　　 王玉霞：“知道屁！”
　　 王辉：“不是王炳顺扒的，是张越。”
　　 王玉霞惊问：“怎么又是他？你咋不管呢？”
　　 王辉：“我以为是你叫张越扒的。管他还不遭二脸那。”
　　 张万良：“遭二脸还是好的哩！不高兴了还绝你哩！今年秋里，咱乡水稻发生了穗颈瘟，农业局免费分给咱们村50瓶稻瘟灵，村长安排我和他负责分给种地大户，咱俩把50瓶农药领出来放药店门口，我去街上找人，让他看着。等我找来了十几个种水稻多的农户，一堆农药全被赶闲集的顺走了。我还没说他两句，他带着弦子（粗口）说，妈的，你管得真宽，谁用不是用。你一个小治安主任还想管老子。我说我好歹是你叔，啥老子老子的？你猜他咋说的？他说，你那张姓是水货，我还是你叔哩！”
　　 王玉霞笑道：“你们老张家干脆推倒重来算了，黄鳝泥鳅一般长，乌龟王八一样团。”
　　 张万良回道：“那你能占到啥便宜呢，嫂子？”
　　 王辉接着说：“张越连我这村长都不放眼里，何况你一个治安主任。前几天我主持报各组水稻损失情况，村干部、六大员都到齐了，他还不来。大家都等着种麦子，就把各组损失大户定下来了。这时他来了，说你们弄的不算。我说你迟到俩小时，谁愿意在这儿等？都走半天了。他说，等我当了书记，看我咋治你们。’”
　　 王玉霞：“我这辈子还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呢！他敢这样说？”
　　 张英宽：“是这样说的，我也在场。”
　　 王玉霞骂了一句“日他妈”，然后回到正题上：“他扒那些破砖烂瓦干啥用？”
　　 张英宽：“都卖给四组五组盖猪圈、垒鸡棚、打地坪了。总共卖了八千，付俺们工钱一千。净剩七千块。”
　　 王玉霞：“今后不管他张越干什么，你们都得给我打电话，白（别）以为我跟他是啥亲头热脑子，有屁憋在肚子里！”又说张英宽：“你也是，他叫你扒你就扒呀？咋不给我打个电话呢！真是的。”
　　 张英宽：“我也以为是你安排的哩！”
　　 张万良：“村里的财产，谁想扒就扒，想卖就卖，那还得了？”
　　 15间教室，3间教师办公室，是王玉霞亲自组织人马建起来的。为盖这些房子，不知跑了多少路，费了多少口舌和心血。一天，累病了，头晕，在卫生院里打吊瓶，校长王炳顺来找她，说二组没有人出工，王玉霞没等说完，就自己拔掉针头，把半瓶加了药的注射液当凉水喝进肚里，跟王炳顺一起走了。房子盖起来了，整个人瘦了一圈。这所小学，当初五个班级二百多人，现在只剩下三个班级，五十多个人了。上级拨款盖了一栋两层小楼，一层是一、二年级，二层三年级和教师办公室。王玉霞站那儿看看校园和两层教学楼，从心里漫上来一腔愁绪，钻进鼻孔是酸的，跑到眼里是热的。
　　 张英宽：“迟早要扒掉的。张越扒了，给村里省个事儿。”
　　 张万良：“他这是磕一个头，放两个屁，行善没得作恶多。”
　　 王玉霞：“已经扒掉了，还说啥呢？能叫他把钱交出来吗？”
　　 大家听出王玉霞的话音，便不再说什么了，都沉默着往前走。
　　 自从王玉霞搬到城里之后，没有重要的事儿她一般不回来。乡里开会，或者上级来检查工作的，她就打的赶来，完事儿了，她要么坐班车，要么搭杨宝顺的私家车回城，一般不需亲力亲为的事情，她都是让张越或者杨宝顺干。张越敢于私自扒掉老教室，她也是有些责任的。
　　 几个人来到张英宽家。王玉霞82岁的婆婆佝偻着腰出来迎接。王玉霞便握了婆婆老树皮样的手，问寒问暖。婆婆姓田，也是个政治人物，五八年大跃进时入的党。文革时期当过几年妇女队长。经历了如火如荼的幸福岁月，当年坚强而挺拔的身板转眼间衰在了坎坷的日子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