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回家具等杂物，回到村里，大队派人帮助搬到窑洞里，由于汽车不能下到沟底，就只能停在街口，搬东西也是费了许多人力。那时的人热情善良，犹其是房东更是爽快，他是小队长，就招呼人来帮助搬东西，然后和父亲商量怎样摆置。这家房东可不是简单人物，以后我会详细讲讲。东西放好后就像个家了，但一下子觉得窑洞小了许多，许多东西就摞在窑洞的后面，就这样前面也没有什么空间了。好在前面窗户下有一铺大炕，我们小孩就能睡在上面，那年头，有能睡觉的地方就是幸福。五天后家里能自己开伙做饭，就不去大队部吃饭了。窑洞太潮，家里的东西凡是铁制金属的都锈了，被子也潮乎乎的，钻在里面粘乎乎，怪怪的，不管怎样，总算有了一个家了。回想起几天前还在省城的楼房里面，真是难以想象，大人的心思肯定更为复杂，只是难以诉说，也不能流露。房东不错，发现我家太潮后就想了一个办法，担了一担生石灰块过来，没几天石灰块儿吸收了大量的水分，都成了细细的白粉，家里的潮气才减少许多。
　　 现在需要介绍房东了，我们的房东一家四口人，都属蛇，房东说：我家有四条蛇。房东夫妻俩都是三八年的老党员，在省里三八年的党员都是高干，在这里却是寻常事，这里是老区。男主人身材高大，当年是一位重要首长的警卫员，讲起他当年的经历那可是可以说几天的，他说在延安整风时期要人人过关，首长在会上拿着厚厚一摞子纸厉声说：这都是你的揭发材料，你要老实交待。他想不明白，也不知道要交待啥？后来被逼的没办法就打起背包要走，不干了。结果首长又安慰他，让他留下，说是要经得起考验。他说那些揭发我的材料都说什么呢？首长说那是吓唬你的，都是白纸。后来房东还下江南一直打到汉口，直到全国解放了，南下的许多人都在当地当了官，有一个专用词叫“南下干部”。组织上要安排他在汉口当官，他不干，想老家的村妞，结果回来后种地了。不过他有革命经历，还是三八年的老党员，那时年年是模范，披红戴花，骑马游街，那也是一等荣耀啊。说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一个朋友，他父亲也是南下干部，当了一个县长，我那朋友说：我们小时候出门也是坐小车。后来他父亲想回老家，组织上不同意，他就是要回老家，结果回来后没工作，每天蹬三轮养家。回来的人大多数的生活比留在南方的南下干部差远了，但思乡之情冲破了理性，造成了后来的生活不景气。房东还说他至今有一个老毛病，有时候胃难受，吃点小苏打就好一些。他还说：这个老毛病是有一次打仗时，老首长急了眼，把上衣一脱就要跳出战壕去拼命，我一把抱住首长按在地上，结果首长反过身来用手榴弹狠狠地砸在我背上，我忍着巨痛还是把首长按在地上，就不让他起来，后来就落下了这个心口疼的老毛病，后来首长还给我道歉。最后他还说警卫员的第一责任就是保护首长的安全，自己就是死了也不能让首长出事，要不，要你干吗？
　　 我家来了农村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打算今后全家的出路。父亲十六岁参军，打过仗。解放后，因有文化被选拔为新中国第一批军校生，也是前苏联专家培养的第一批空军飞行员。后转业到地方也是省级机关的元老，是创始人之一，在原单位是技术权威。由于是旧知识分子家庭出身，一直不被重用，做人做事也谨慎小心，从不参与单位的是是非非，躲过了历次运动的劫难。这次文革也躲过了批斗抄家等噩运，但命运还是转了一圈，但没有回到原点，退到农村当农民了。毕竟父亲是书香门第，他的父亲是留法回来的，母亲是南京金陵女子学院毕业的，参加过“五四运动”家庭背景深厚。因此，心灰意冷肯定是有的，但在当时就是要考虑一家人的生活和前途，父母只能下地干活挣工分了。我在省城上刚上初中，这个村里没有中学，父母和其他插队干部都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县城里去读书，而且把我当成全家目前的希望。县城离我家有十五里路，我就在学校住校，那个学校大部分的学生都住校，都是各乡镇的学生，所以有两排学生宿舍，还有学生食堂。那时的县中学师资力量不够，是招一期学生就从初中一年级一直教到初中三年级毕业，我去了正赶上是初中三年级的后半年，中间差了两年。没办法，我只能就这样在这里上中学了。
　　 虽然我在学生宿舍有铺位，但我一般不住校，当时我家有一辆自行车，我下学以后就骑十五里回家，让父亲帮我补习差了两年的功课，补到半夜，睡四个小时，早晨天不亮就起来骑车赶到学校上课。到了冬天就更辛苦了，顶着寒风骑车，戴着棉帽，穿着棉衣棉裤，戴着棉手套，艰难着骑着往前走。记得有一天下大雪，正逢星期六，路上的积雪已经很厚，不能骑车了，只能步行回家，我犹豫了一下回还是不回？但想到可以有个星期天补课，还是决定回家。走在路上漫天飞雪，旷野的一切都在白茫茫的掩映之下，雪花好大，身上、脸上积满厚厚的雪。
　　 走到城外，望着风雪迷漫白茫茫的旷野有点后悔，回去也要走一段路，关键是这一切辛苦都白做了。想了想还是往前走，走了七八里路了，雪停了，旷野一片寂静，还有一半的路程。没有深一脚，浅一脚的形容，都是踏深雪走啊走啊，向着西垂的太阳走去。天边红红的太阳在我的注目下一点一点的隐到了地平线下，月光下的原野空旷无边，寂静的只有踏雪声和我的呼吸声，环顾四野只有我一个人在行走。远处似乎传来狼的嚎叫声，心中有点不安，但也没办法，此时只希望那厚厚的雪挡住狼的出行，不要跑过来。此时此刻，天地间，只有我自己，一个孤孤单单的行走少年，我脑海里忽然想起了莱蒙托夫的诗歌《帆》：蔚蓝的海面雾霭茫茫，孤独的帆儿闪着白光……它到遥远的异地寻找着什么，它把什么抛在故乡……呼啸的海风翻卷着波浪，桅杆弓着腰在嘎吱作响……唉，它不是要寻找幸福，也不是逃避幸福的乐疆！下面涌着清澈的碧波，上面洒着金色的阳光……不安分的帆儿却祈求风暴，仿佛风暴里有宁静之邦！
　　 就这样我背诵着莱蒙托夫的诗歌，心里揣着一种悲壮的忧伤，晚上十点多才到家，那年我十四岁。
　　 终于毕业了，那年的插队干部子女只有我一个人毕业，只有我考试及格。然后这个学校不再招初中生，而是要办全县第一批高中班，要招有两年回乡劳动经历的初中学生，后来许多县里住的一些应届毕业生也想上高中，就扩大了一个高中班，我也荣幸的成为其中的高中生，因此高中就成了四个班，这也成了县志上大书特书的一件事——本县历史上第一届高中班。为这第一届的高中班的质量，学校纪律更严了，有点半军事化的味道，每天早六点起床号一吹响，各班十分钟必须要整队跑到操场，然后绕半个县城跑一圈。清晨，学生队伍整齐的跑步声，震荡在宁静的县城上空，不时还有——“—二——三——四”的口令集体齐喊，很壮观，也很让人振奋。这事要是搁在当下，一定会有人投诉说扰民，那时一切公家的事都是正常的，谁都不敢有异议。
　　 记得我在省城时，经常半夜被敲门声惊醒，说是最高指示下来了，要传达不过夜，还要上街庆祝，我就爬起来穿好衣服，到父亲的单位爬到卡车上，坐车绕大街一圈，沿途人流不断，都在高呼口号，朗读最新的最高指示，还放鞭炮，倒也好玩。记得有一次说毛主席的5.20声明发表了，我们小学生也排队上街游行庆祝，走到省委门口，看到前面来了一队中学生的游行队伍，八面军乐大鼓开道，占了整条街道，后面是几排军乐小鼓，再往后是军号，好威风，好开眼，那气势比后来在电视中看到的天安门前的军乐队大多了，因为我身临其境，声浪震撼。街道两边还有人在墙上画大型宣传画，有人在墙上贴白纸，有人就紧接的画，不打底稿，就那么直接画，画的真是好啊，真是人才。若干年后，我在单位也露了一手，在宣传栏上贴上白纸，在众目暌暌之下直接就画，成了那个小城市的名人，许多美术爱好者骑车十几里到我们单位看我的画，那年我也就十六七岁，这也是后话。
　　 我上高中的那年正赶上教育回潮，老师上课都不用当时的教材，就用他那厚厚的文革前的教材上课，那时还真学了一点知识。但那时的教材也不敢不用，也还要学习，只是象征性的过一遍。那时的教材是：语文、数学、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英语，把过去的物理、化学揉到“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里去了。当然学工、学农还是要的，学校在后门搞了一个学工基地，有车床，有老虎钳，还有一个翻砂车间，就是象征性的干一下，给上面有个交待。学农真是干，因为没危险，村里的孩子都会干，还能给学校搞点粮食。学校那时在七八里外弄了一块土地，让学生种，这一届高中生我的年龄最小，只有十四岁。最大的学生能比我大十岁，奇异的年代造成了奇异的学生群体。我参加过深翻土地、掏大粪，然后拉着大粪车走七八里路送到地头。假期还要回乡参加劳动，开学后必须要有队里开具的二十个工的证明，才算是过了一个革命化的假期。
　　 我的房东是小队长，每天早晨五点钟，他就拿了一个用铁皮做的大喇叭，站在院外的空地上大声喊：“上工喽！”喊五六遍。凌晨寂静的乡村，这声音可以传的很远。一会儿人们就扛着工具来了，房东队长就安排人们今天的劳动任务，然后大家就出发了。干活的地方挺远，还要下到沟里，再爬上对面的坡顶，然后再走五里路才能到达地头。干到八点多，有专人负责挑来各家的饭，那时讲究“农业学大寨，一天三送饭”。人们干活就是手拿锄头站成一排，一边锄草一边把土拢到植物的根部。男人们一会儿抽根烟，女人们就慢慢干还聊着天。休息时有的小伙子就撩逗好看的小媳妇，小媳妇就和他推搡，甚至还扭抱在一起打逗，大家伙儿都看着笑哈哈，还起哄怪叫，她的丈夫和队长在一旁一边聊天一边看着，虽然笑咪咪的抽着烟，但还是关注着局势的发展。有时妇女们还打逗玩耍，按住哪个大姑娘扒裤。总之那时的农村就那乡俗，还保留着许多农耕文化的痕迹。到了日头西昏，大家心里就等队长喊“收工了”，队长就不喊，还不紧不慢的干着，让你们急。此时大家都默不作声，一片寂静，似乎是给队长压力，双方都在叫劲，终于队长发话了：“今天就这吧。”大家哄的一声，有说有笑，收拾东西迎着夕阳向着家的方向走去。说实话，这种上工、下工的流程很有仪式感，中间还有打情骂俏的小乐子，倒也是苦中寻乐的一种传统生活方式。
　　 村里没有甜水井，仅有的一口甜水井在沟底，吃水困难，需下到沟里到井边，摇呀摇，从90米深的井底摇上水来，再担着从沟底绕啊绕到沟顶上来，很不容易，可不是现在有些文学作品写的，挑着担子，洒下一路欢歌。因此，房东经常帮我家担水，想到此，真心感激那年那月淳厚质朴的乡亲们。一九七零年的农村真是苦，由于各地都在比学大寨成果，这成果就是看谁打的粮食多。县里就向上面虚报产量，然后让各公社也虚报产量，最后就按各公社报的产量交公粮，农民手里的粮食省吃简用也只够半年，没办法，只能到相邻的外省去买红薯干回来磨红薯面吃。队长回来说：人家那里喂猪用红薯干，我们也说买红薯干是回来喂猪，结果回来是喂人，没办法，只能这样说，不能说我们这里粮食不够吃，这是给咱省脸上抹黑。
　　 县里插队干部安置办公室主任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人挺好，说话总是和和气气。每次遇到他时，他都会悄悄地说：“你们待不长，过几年就回去了。”其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未来的命运，他怎么就知道呢？奇怪的是房东也说：“你们待不长，用不了几年就走了。”县里的这个插队干部安置办公室主任，一九七六年去唐山出差，白天去了，晚上地震时就被压死了，人们都说他是一个好人，真是可惜。这个村里还有二十多个北京知青，尤其是女知青，穿着那种老式的带肩章扣的黄军装，把双手统在袖子里，别有一种老北京风味。这些北京知青都喜欢来我家坐坐，主要是聊聊国与家的事情，从我家的家庭氛围中是否可抚平一点思家的苦闷，也有可能，但同时找到一些谈话聊天的话题是他们主要的目的，因为他们想知道国家未来的命运还有自己的命运。和我们一起来到这里的插队干部，有三个人没有回去，他们就死在了当地，他们的子女有的参加工作远走他乡，有的在当地安排了工作，与当地人结婚生子，繁衍生息。
　　 后来我参加工作到了一个小城市，在那里度过了难忘的十二年，那里的时光岁月又有太多的记忆，只能用另一支笔来讲述，此时的我只能告诉大家：有一年我在这座小城市里，听到了德沃夏克的《自新世界》交响曲，它影响了我生命中的精神成长，直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