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离家久了，心里难免会堆起层层叠叠的思念。
　　 一眉新月，在天边挂着，那淡淡的月光，似乎流淌着淡淡的哀伤，难道今夜的月光也和我一样，思念自己的故乡了么？
　　 我的故乡是一个贫穷却不失美丽的地方，虽然常说东平湖畔，实际上我们村离东平湖大约得有三十多华里。在东平县城西北二十里地处，九顶凤凰山绵绵延延如安静的长龙，与当地文化名山白佛山相呼应，我们村就坐落在九顶凤凰山脚下。
　　 小时候常听村里的老人们摇着大蔳扇在桥头神聊，他们说这个村名中有山有水，山铸骨，水润魂，当然是人杰地灵了。
　　 山不算高，但很长，绵延十余里，貌似长龙。据县志记载“芦泉山传为尧陵山，环列如屏。”
　　 在山脚下有两汪清泉，似感情亲密的姐妹一样挽着手比邻而居。两泉紧密相连，只一条田间土路相隔，北泉状似太上老君腰间的宝葫芦，土岸自然天成，泉水极清极凉。
　　 这两汪清泉号为芦泉，水因山生，山因水名，山水相融共生，也算得天地之灵气了吧。
　　
　　 二
　　 在我们村庄四周除了北部和西北方向有个小小的缺口，远近被山围成了一个圈儿，人们就根据方向称它们为“东山”、“西山”、“南山”、“东南山”。这些山都不高，也算不上大，更说不上陡峭，好像实在没有什么夸得出口的风景，可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却充满了无穷的乐趣。
　　 记得我第一次读到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时，我心里的那分惊讶和自豪啊！放了学，我拿着课本一路跑着回家对着爷爷大喊：“爷爷，爷爷，这个陶渊明写到我们这里的南山了，他是哪个村的啊？”慈祥的爷爷嘴咧得老大，想了好半天，他老人家怎么也记不起来附近哪个村子有个什么陶渊明了。
　　 上小学时，几乎每一年老师都让我们写《我的家乡》，不知哪位老兄整出了一句“我的家乡在美丽的九顶凤凰山下”，被老师课堂上一念，我们这群小伙伴们崇拜得简直要啃他的脚趾甲了！转眼间，几十年的时光悄然流逝，可那一句话深深刻在了我的脑海里。
　　 关于这九顶凤凰山，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当年，尧王死后，山东人和山西人争着把尧王埋葬在自己的地盘以求尧王保佑一方水土风调雨顺。在山东人抬着尧王的棺材狂奔时，山西人听到了消息尾随追来，每当快追上之时，山东人即虚一假坟。山西人扒开坟墓知道受骗时，山东人又已抬棺走出很远，山西人仍紧追不放，就这样前边建后边扒，一路留下了八百个虚坟，在我们村东南每隔三五里就有一个大大的土封，那就是传说中尧王的坟墓。最后到了我们村附近，眼看着就要追上了，一座大山突然“哗”地裂开一道长缝，山东人立即把棺材放入山缝，当山西人气急败坏要进去抢时，只听“豁”地一声，山又重新合上。
　　 老人们说这座山就是九顶凤凰山，一直到现在，老人煞有介事地说，这山每隔六十年还会裂开一次。
　　 我有时就傻傻地想，什么时候山会突然裂开呢？我能不能看到山裂开的情景呢？因为这个念头，甚至有时夜里醒来我都会跑到院子里，听听有没有山裂的动静……
　　 传说可能虚妄，可这些山却实实在在是我们的乐园，我们这些孩子哪个不是在山的怀抱里长大的啊！
　　 春天，从杏花吐蕊那天起，我们有空就往山里钻，折杏花、偷杏，那些青青的算盘珠子一样的小杏，吃在嘴里牙酸得好几天不敢咬东西，我们就偷来拿它当武器袭击别人，偶尔也会在上课时偷偷地往讲台上扔，气得老师光瞪眼，用教鞭使劲地敲打桌子，我们把头深深地埋在书本后面，脸憋得通红，不敢笑出声。
　　 夏天那就更别提了，桑葚熟透了，红红的，紫紫的，借风儿向我们传递着诱惑的信息；杏已经不酸了，黄莹莹的，红通通的……
　　 这时候，最紧张的要数看山的老头了，他一会也不敢闲着，扛着把铁锨围着果树乱转，虽然他早已被我们锻炼得像兔子的老祖宗一样奔跑如飞，可惜依然跑不过我们，眼看着我们一次次得逞，他气得把肩上的铁锨扔了一回又一回，骂声如雷震得石头都要发抖，我们嘻嘻哈哈地把他的骂声当作胜利回朝的奏乐……
　　 我们经常到山上挖草药逮蝎子卖钱，为此可没少破坏了人家好不容易垒起的地堰，也没少被那些拿着骂人当唱歌的妇女们沿街大骂。
　　 别看那蝎子看起来挺吓人，但我们逮它根本不用任何东西，两根手指一伸，捏住它的尾尖，啪地一下扔在了瓶子里，这可是胆大心细的技术活，有一次我就失手让它蜇了下，好家伙，整根手指迅速肿了起来，黑紫黑紫的闪着亮光，像烧焦了的棒槌。
　　 当大雪过后，我们就踏着厚厚的积雪在树林里乱钻，山上山下乱跑，像一群脱缰的野马，难怪大人们成天骂我们穿鞋太费好像吃鞋似的。
　　 有一次，我哥哥的班主任找到我家，对我母亲说我哥哥为什么不上学了，我母亲很惊讶：“他天天都按时上学啊！”原来，他和另一个伙伴天天按时从家里出发，背着书包往山里跑，看人家放学了，他们也准时回家，一直到了现在，有时母亲还开哥哥的玩笑：“老二（我排行第二）是学校毕业，你是在东山上学啊！”
　　 在山里长大的孩子，哪一个不对山怀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后来上了大学到外地参加了工作，每次回老家时，我经常带着妻子和儿子到山上转转，寻找我快乐童年的梦……
　　
　　 三
　　 在我儿时的印象里，我们村是绿水长流。
　　 一条小河在村子中间分成“人”字形：一路是直接往西，另一路是沿着村子外围往南，然后折而向西，最后在村处又合在一起流向远方。
　　 夏天时，这条小河简直就成了我们男孩子的保姆。放学回到家，放下书包就伸手抓起窝头，顺手拿几根咸菜条，边啃着窝头边往外跑。为此，我可没少挨母亲的揍，可每次都是母亲打完我火还没消呢，我早已趁她不注意一溜烟跑远了。
　　 到了河边脱得光光的，看到小伙伴背上或者屁股上烙着的巴掌或者笤帚红印，心里一下子就高兴起来，我们一个接着一个“扑腾”“扑腾”跳到水里，早就把刚才挨的什么巴掌啊笤帚啊忘得一干二净了！
　　 小河没有很深的地方，但对小孩子来说，在里边游泳打水仗是足够的。除此之外，我们还常常在里边摸鱼捉虾，或者抠螃蟹。
　　 河岸旁边的柳树根须红红的密密的柔柔的，像极了京剧里老生的胡须，手探进去顺着泥洞往里抠，经常会捉出一只肥肥的螃蟹来，螃蟹的两只钳足有时会紧紧地钳住我的手，疼得我咧着嘴眼里泪汪汪的，等到把它甩到岸上，手指被它钳出了血，一边把受伤的手指放到嘴边吸吮着，一边恨恨地盯着篓里那依然张牙舞爪的家伙。
　　 溯流而上，一直来到村外，到了九顶凤凰山脚下，就到了小河的源头，两眼紧挨着的清泉，这就是芦泉了。
　　 站在泉边，只见泉水清澈如镜，在镜子中央有大团大团雪白的水花翻滚，正是这两眼大泉涌出的泉水，浇灌着附近几个村庄的土地。
　　 关于这两眼泉到底有多大年纪，我没有打听清楚，也没人能够说清楚。
　　 在泉的东面不远处就是尧王庙了。说实话，对于庙，我从小在大人那里接受的信息是畏惧的。不说那神像多么狰狞，那壁画多么怪诞，单是那庙里的气氛，就让我的内心七上八下的，生出一种惴惴不安的恐慌感。我小时候经常肚子疼，只要一疼就是七八天，吃药打针之外，也没少惊动本村和外村的“姑娘”（我们当地的说法，类似于巫婆），所以母亲除了在家磕头焚香祈祷之外，也没少到庙里祈祷许愿。因此，我见了庙就有一种莫名的敬畏了。
　　 在我幼年的印象里，那是一个很大的院子，里面立着几块石碑，碑上的文字模糊不清，还有好多的半块的或立或卧在杂草之中。庙又高又大，黑黑的石柱子支撑着大梁，柱子不圆不方，柱上还有着奇怪的文字，墙壁及梁上都画着精美的图案，因为这里太安静了，即使我们都是大胆的孩子，也不敢在这里久留。
　　 让我难忘的是庙前有一棵古老的白果树，树干老粗，我们当时两个人勉强搂得过来，在白果树旁边还有一棵椿树，也像很多年岁的样子，有人说他们是一对母子，至于白果树的年龄，没有人准确知道，都说快一千年了。传说某一天，有个瞎子来到白果树前，想量一量白果树到底有多粗，他把拐杖倚了树上作记号，张开双臂开始量，有个捣蛋的小子悄悄地把他的拐杖拿开，那瞎子一直搂了十八圈，才摸到捣蛋鬼偷偷放回去的拐杖，于是，那个瞎子逢人就说庙里的大树十八搂。
　　 少年的我和一群同样调皮的小子们没少干上山偷果子、下河摸鱼虾的勾当，可唯独在庙里，在白果树下，我们虽然打闹，却又都心存忌惮，不敢干一点坏事，那是神灵，我们可不敢冒犯。
　　 一晃眼，当年的调皮小子已过不惑之年，每次回老家从那庙前的公路上经过，我总是不自觉地侧头探望，在时间的风剥雨蚀中，老庙早已经荒凉的不像样子，像一个沿街乞讨的老人颤微微地抖在那里，我真担心哪一天它会倒塌。那时，倒下去的恐怕不只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童年记忆……
　　
　　 四
　　 故乡，难忘的故乡！难忘的不光是山，是泉，是庙，更是那冥顽无知却又充满了欢笑的童年……
　　 每个不上学的日子，我们一大早起来，就如飞出窝的山鸡，一翅子飞到了山里，在山里一呆就是大半天甚至一整天，渴了，山上有桃儿、杏儿、苹果、梨儿，总有空子钻进去偷几个出来；饿了，就上树掏鸟窝摸鸟蛋，或者用弹弓打树上的鸟儿，架在火上烤熟了吃。
　　 记得有一次逃学到东山半腰偷人家园子里的苹果，遇到一个凶悍的妇女，一路骂着跑着追我们，我们撒开腿就跑，跑了一个又一个山头，好不容易跑回了学校，可是，气还没喘匀，那个女的就赶到了学校，告到了校长那里，顺理成章地我们被提溜到了办公室，那一顿骂啊！家长气急败坏地把我们领回家，屁股当然免不了挨一顿饱揍，好几天都不敢坐下。
　　 那时候，我的嗓子格外的尖，记得那时候正是歌曲《风雨兼程》流行的日子，一进学校，整个校园就会响起我尖利的歌声。那个时候的我可真不算好孩子，记得上初二时，有个女生谈恋爱了，我和另一个伙伴下了第一节晚自习，跟在人家后边用小石头蛋砸人家，破坏人家的好心情。有时就往女生的桌洞里放什么死麻雀什么癞蛤蟆之类的，最后那个女生告到了老师那里，老师叫我在全班面前把那些东西拿走，好家伙，我用纸包了好大一包，全班学生那个笑啊！
　　 那时候好像没有什么作业，也许有，可能是我没大做过，可也奇怪，我的成绩总还不错，在班里从来没考过三名之后，这也许是老师没把我开回家的原因吧。
　　 每到晚上，我们十多个差不多年龄的孩子就集中在村外的打麦场上，模仿电影或电视中的武打动作，当年，《霍元甲》《陈真》正在热播，练武之风狂热。其实，说是红武，是一个领头的伙伴自己创造的，然后再传授给大家，我们就一招一式地练，乐此不疲。
　　 最难忘的是有一个大年初二，我和几个小伙伴从家里偷拿了香，踏着厚厚的积雪，到南山半山腰去拜山神。我们跪在了一片平坦的雪地上，虔诚地点着了香，默默地磕头许愿。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我们都走向了自己的生活，一个到了山西当了煤矿工人，娶了本地的女子，很少回老家看看，一个到了东北做了上门女婿，也几乎断了联系。我也离开了家，虽不算太远，可离我童年的梦想也太遥远了。
　　 有时，我会痴痴地想：也许有一天我们还会相见，也许会谈起童年，可他们还会记起那个大年初二三个傻小子在冰天雪地里许下的愿望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