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来，我每每想起母亲心里就会有一阵酸楚，继而背脊微微冒汗。这些微妙的生理变化来自于母亲在世的时候我没让母亲省过心；再者，我一直想写篇悼念祭文，但因自己才疏学浅而不了了之，那诚恐诚惶的羞愧心理自然而然从背脊里渗透出来。
　　 一九六二年七月，中国人民战胜了三年的天灾人祸，父亲却撇下了奶奶、母亲以及我们九个兄弟姐妹因病去世了。父亲的去世如晴天霹雳，使整个家庭生活陷人了难以想象的困境，我母亲也从一个家庭主妇推到了女主人的位子，时年46岁。然而祸不单行，当母亲在女主人的位置上面对阶梯般一档一档嗷嗷待哺的儿女们不知所措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中国的阶级成份再度进行了划分——“地、富、反、坏、右、资”黑六类，我家以第六类不法资本家再次坠入深渊，由此我母亲在女主人的基础上又多了一个身份：不法资本家的不法老板娘。
　　 人们在自然灾难面前表现得异常团结异常大无畏，可在人为灾难来临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下子拉开了距离，邻里关系、同事间的友谊变得异常冷酷。我母亲单位里后来成为造反派的同事来抄家了，抄家的情景现在还历历在目，翻箱倒柜，每个房间，每个角落一片狼藉。当然，抄家的结果多了几条破棉絮，其它什么也没有。那天母亲还在上班，傍晚下班回家母亲的表情异常平静，支开了年幼的我们与已经成年的大姐二姐在房间里挨着头窃窃私语。后来我们才知道，从那天起母亲每天清晨必须在工厂门前的毛主席的塑像前站立请罪，工作也就是打扫工厂大门里外的地面，母亲支开了我们向俩位姐姐通告自己的处境是不想让我们知道，以免给我们幼小的心灵留下阴影。事情就这样冠冕堂皇发生了，母亲也顺里成章地接受了，就像奴隶制社会的奴隶觉得自己生来就是主人的奴仆。
　　 母亲是童养媳，9岁来到我家。我大哥出生后不久和父亲离开家乡诸几来杭州创业，又因日本人带来战火一路颠沛辗转衡阳、长沙、贵阳。日本投降后又回到了杭州，开了铁工厂，1956年公私合营并人杭州锅炉厂。好歹是个股东父亲的收入不菲，但对有十多张嘴的大家庭还是勉为其难的。如果说六二年父亲的去世使我家到了饥寒交迫的境地，那么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家有了缺氧的感觉。全家老小大气不敢出，更不用说欢声笑语了。尤其是母亲，她的声音变了，压着声带，完全用丹田发出来的气和我们说话，惟恐窗外有耳随时会带来什么灾难。
　　 父亲没了后，我们家基本进入了“母系社会”。我大哥因为工厂员工（那时候称学徒）的纠纷经常和父亲吵架，19岁那年就离开杭州去西北投奔我大舅了，下面是20岁左右的大姐和二姐。历史就跟母亲开了个天大的玩笑，把她一个没读过书的家庭妇女推到了女主人的位子，而面对是一个双目失明的婆婆两个涉世不深的女儿和六个学龄期的儿女。一个没过程没预感的“母系”家庭诞生了。母亲知道女人的斤两更知道两个女儿的斤两，在家里精神上是没依靠的。在我的记忆里，母亲在单位里人缘关系很好，也许是家庭特殊少不了同事们的帮助，因此单位里的同事们成了倾诉对象，母亲也在其中得到短暂的愉悦。但是六六年文化大革命把母亲仅有的精神依托扼杀了。在我的记忆里，从那以后母亲没哭声更没笑语，就是骂儿女也是压着声音，要说有点声音那就是深更半夜母亲在床头边丝丝的抽烟声。
　　 母亲心里苦却没地方倾诉，能够诉说的是我两个姐姐，诉说的内容很单一也很有规律就是发工资前半月，主题是：囊中羞涩后半月怎么过？两个姐姐刚工作不久工资也不高，况且她们也交了月规钱了。母亲迫于无奈只能用这种方法从她们身上“榨”点出来维系生活。然而母亲仅有的诉说也引发了家庭矛盾。二姐是在饮食店工作的，因为工作原因温饱是没问题的，条件相对好一点，因此“榨”得也多一点。也许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她开始注意家里的日常开支。买米要背米需要力气，这类工作一般由三哥来承担，很快三哥因为买米短斤缺两被二姐逮个正着，原来精明的二姐在米缸里做了记号，二姐大有管理不善责怪意味地把三哥告上了。类似的事情在其他兄弟姐妹时有发生，每当告到母亲那里，母亲总是摇着头叹口气，然后咬牙切齿压着声音骂上几句。这一幕一直印在我的脑海里，不曾忘却。摇头、叹气、咬牙切齿，当时以为母亲真的生气了，现在自己为人父了，才明白母亲“作秀”以安怃二姐的愤慨。手背手心都是肉，一边是有所靠的女儿，一边是正在长身体的儿子，母亲能说什么呢？父母对儿女的包容犹如大海，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我忘不了小时候母亲经常偷偷地把大块刚烧好的猪头肉塞进我的嘴里，除了宠爱小儿因素外，更多原因不是其他兄弟姐妹多吃了不该吃的，就是母亲觉得你的体质出了问题，趁家里开荤之时多补充一下，就像现在给你享受保健品一样。众多兄弟姐妹都处在不成熟年龄，过错时有发生，只不过母亲睁只眼闭只眼罢了。母亲就这样用心良苦地搞着平衡。可在当时我们特别是二姐理解不了。
　　 母亲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举动！和我家一墙之隔的顾氏邻居，我父亲过世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爆发，他们一家三代人对我们不是冷嘲热讽就是恶言相加，行为上也很可恶。我们两家的天井呈丁字型，我家天井是横切面，他们在自己的屋檐上装了落水管，落水的口正好是我家的天井，每到下雨天就有一柱象消防车上的水龙头倾泻在我家天井里。那时候我们还年幼又恰在“母系”，加上刚抄过家那敢吭声。一晃七年，一九七二年，文化大革命基本结束，我已长大了，有一天我很男人地和他们大打了一场。傍晚母亲回家听了我的陈述，蓦然转过头对他们家喊道：“打得好！我有五个儿子，打死一个还有四个，打死二个还有三个！来呀，打！”那声音虽不宏亮还略带沙哑，但在我心目中特别气壮山河！这时候我很崇拜母亲。对方没吭声，要不我一定把他们打得屁滚尿流，那时候我已经很会打架了。
　　 母亲看似很胆小其实内心好刚强，在西北工作的大舅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迫害之死的，因为落叶归根，家人捧着骨灰盒来老家安葬。那时候我大舅还没平反，住在老家的二舅死活不同意，并提出了很多不能理解的要求。为此，母亲和二舅双方拍桌大闹一场，无果。母亲胸部一拍骨灰盒落户在我家中了。一放就是好多年。也奇怪，以前我们很怕死人、骨灰、棺材，然而母亲的决定使我们丝毫没有恐惧的感觉。
　　 母亲不苟言笑但胸有大爱。上世纪70年代我们兄弟姐妹逐步长大成人，家里人丁兴旺，我们之间有矛盾，母亲总认为是自己儿子错；有时候我们在外面闯了祸，母亲必定指责儿子没带好头。这可能是政治运动给我母亲带来的“强迫症”。母亲的“强迫症”，对我以后的成长有很大的影响，从那时起“责任”在我心里占了很大的位子。
　　 我们兄弟姐妹九个在母亲破碎的羽翼下成长起来。我不相信上帝不相信菩萨，但相信因果报应，有了父母的因才有我们的果。现在我们兄弟姐妹个个活得鲜活，有几个活得很灿烂！
　　 一九七九年，母亲病了！一九六二年父亲去世到一九七九年，整整十七个年头，在强大的命运面前，母亲无可奈何不可抗拒地担当起十一口之家的责任，生活的窘迫、心智的操劳、阶级的歧视、精神的压力，摧残着母亲并不健康的身心。就在母亲退休最小的女儿顶职不久，母亲病了！一纸诊断书——肺癌晚期！我忘不了那一天，那一个凌晨，那一刻死亡是从冰凉开始的，冰凉是从脚底开始的。“冷……冷……”随着母亲微弱的呻吟声，冰凉很快蔓延到了我的胸口。母亲已经吸不了气，只能大口地往外吐气。这个时候，两滴眼泪从母亲的眼角滚落下来。我震惊了！从我懂事伊始没见过母亲流过泪，母亲的泪满含着对人生的眷恋和生的欲望，母亲的泪，让我体会到了什么叫心碎！
　　 一九八0年正月初九凌晨，母亲带着遗憾怀着不为儿女所知的心结离开了我们，年仅六十四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