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一辈子只要能干成一件事，只要对社会、对人民有益，那他就该知足了。这点，宋亚平做到了。这就是，他呕心沥血、历经20多年构思，耗费3年多时间著成的长篇小说《光的影子》。
　　 二十多年磨一剑。这除了要具有深厚扎实的文学功底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有对生活、对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片热土的热爱和眷恋，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可以说，没有爱，就没有文学，也就没有文学创作。这点，宋亚平也做到了。
　　 传说，干将莫邪夫妇倾其毕生精力，不断探索、不断锻造，最终制成宝剑，从而改写了冷兵器的历史。宋亚平的《光的影子》无疑又为乡土文学和底层文学的宝库注入了新的活力。
　　 而当我认真读完这本还散发着墨香、45章、500多页、50多万字的文学巨著时，我为书中的故事情节、特别是人物跌宕起伏的命运所深深吸引，所感染。也许是这几年看多了无病呻吟、嗲声嗲气的都市影视以及粗制滥造、虚假捏造的抗战剧的缘故，《光的影子》的确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书中所反映的历史概貌、生活场景、人物形象，乃至人物的一频一笑，一举手一投足，似在眼前，似曾相识，而又十分陌生。这源于作者长期生长生活在农村，对农民、对农村生活有着深入地了解，透彻地理解，有着无法割舍的情怀。换句话说，就是这本书很接地气。对，就是接地气！正因为接地气，所以才倍感亲切，才具有魅力。艺术的魅力，文学的魅力！
　　 或许，已经有人为这部著作写过评论，下过结论。但那是别人的看法。我本人，并非专业的文艺评论家，也很难从专业角度谈什么高深的理论。我只想说，小说是成功的，宋亚平成功了。这就够了。至于别人说什么，怎么议论，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小说在我们这个小镇所产生的轰动，已经远远超过预期。好多天来，凡读过这部小说的人，饭后茶余街谈巷议的话题，都离不开《光的影子》。凭这点，宋亚平以及他的粉丝们应足以感到欣慰，感到自豪。
　　 这里，我只想以一个普通读者的身份，谈点人个人的感受。算是读后感。
　　 总体感觉，《光的影子》充分体现了小说创作典型性和真实性原则，是一部接地气的好作品。
　　 首先是作品所反映的重大历史事件和生活场景接地气。作品描绘了从解放初期的大跃进到改革开放，近60年波澜壮阔的乡村历史，真实地再现了农村变迁的历史画卷，通过杨、柳、刘三姓四代人家庭命运的悲欢离合的叙述，向世人诉说了农民的不易，农村生活的艰辛。实际上，也就是向人们展示了我们的先祖多灾多难、困苦不堪的悲剧遭遇，深刻揭示了在历史跌宕起伏过程中，诸多人物命运的变化。
　　 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是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的一次尝试，也被认为是党的决策层重大失误的开始。那个时候的人们，虽饥肠辘辘，食不果腹，生活及其贫困，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特别高涨。困而这一时期，涌现出的以老支书杨吉泰为首的建设者们，他们以百倍的热情和干劲，背井离乡，全身心地投入到大炼钢铁的运动中去。他们所表现出的干劲和热情也正是那一时代我们农民祖先的真实写照。而此时崭露头角的年轻一辈，如杨清奇、柳安仁等，作为农村经济建设的后起之秀，更是以他们的先辈为榜样，用他们辛勤的双手，以最原始的方式，改变家乡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尽管他们的辛勤努力或许一无所获，但他们身上所表现出的善良单纯勤劳朴实的本质，正是我们农民祖先优秀传统的集中体现，是千千万万个劳动人民的缩影。
　　 提到这些，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生的人应该不会陌生。
　　 接下来的文化大革命，虽几乎将我国引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但此时已长大成人，且能独挡一面的杨清奇、柳安仁他们，以他们满腔的热忱，以他们的血肉之躯，扛起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大蠹，勇挑重担，敢于担当。他们怀着对地主阶级的刻骨仇恨，一方面将全部的憎恨发泄在以刘德禄为首的封建地主阶级身上；一方面将极大的热忱投身于改变家乡面貌的如火如荼的生产劳动当中。虽如此，他们所梦寐以求的美好幸福生活仍遥遥无期。他们是可怜的，是值得人们同情的。
　　 改革开放的实行，无疑是当代中国具有历史意义的壮举。获得第二次解放的杨柳人民，这才真正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向往幸福、追求真善美，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也是文学作品永恒的主题。杨柳人民也如此，他们借改革开放的强劲东风，尽情挥洒着手中的画笔，尽情描绘着心中向往已久的蓝图。但他们又是不幸的。最大的不幸，应当是：面对汹涌澎湖的改革大潮，一些人迷失了，不知如何应对。人的思想不再那么纯洁、单纯、善良，受到太多的各种思潮的干扰、影响，农村也不再是一片净土，各种思潮沉渣泛起，大浪掏沙，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偷鸡摸狗者有之，投机取巧者有之，不劳而获者有之，巧取豪夺者有之，这些光怪陆离、五花八门的众生相，在《光的影子》都得到了较好的体现。
　　 二是人物形象接地气。书中出现的有名有姓的人物约60多人，其中重点描绘的杨、柳、刘三姓近四代共20多人。这些人物的成长史、思想变化的轨迹，以及他们在各个时代所呈现出的个性特征，无不折射出农民身上所特有的品质特点。
　　 故事以杨清奇与柳安仁为争抢刘德禄家的财宝发毒誓为开端，以杨清奇出让财宝给柳安仁，而财宝最终被刘占魁骗走，杨、柳、刘家最终均无善果而告终。故事情节的叙述，人物形象的刻画便由此铺开，众多人物的多舛命运历程也由此开始。
　　 命运不是奖善惩恶的。命运也是很会捉弄人的。杨清奇、柳安仁都是农民代表中最突出的所谓“能不够”的典型。这类人，逞强好胜，自恃高人一等。在他们身上，既有农民勤劳朴素、憨厚老诚、为人实在的优良传统，他们精通各类农活，谙熟农村人情世故，也是种庄稼的好手和农村事务管理的内行，又有乡村基层干部那种贪婪自私、心胸狭窄，嫉妒性强、爱占小便宜的狡黠与小聪明。相比较，倒是杨清奇比较老实厚道沉稳老练一些。
　　 他们将人生近一半的光阴，而且还是青春年少的最宝贵的光阴，都消耗在为争夺刘德禄家的不义之财的较量中，这的确有点悲哀！悲哀的根源在于：他们都想得到、而且得到了本不该属于自己的东西。
　　 杨清奇、柳安仁们身上所折射出的一些潜在的特质，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农民身上的根深蒂固的顽疾，或曰“劣根性”。而恰恰是这种“劣根性”，或多或少地禁锢了、或正在禁锢着农民的思想，使得他们很难有进一步的发展，也使得他们与他们心目中期盼的幸福生活一次次擦肩而过。
　　 刘德禄是弱小者的典型代表，是让人内心同情怜悯又无法、也不敢用语言行动去帮衬的那种人。一是因为出身地主，他不得不装乖卖傻苟延残喘，以求自保；二是在“左”倾思潮泛滥的情况下，高压政策弄得人人自危，谁也不想引火烧身。而当他发现儿媳与柳安仁的奸情之后，自己反遭诬陷，他彻底绝望了，不得已选择了死亡。他到死也没等到他所期盼的好日子。
　　 一个人，在绝望之极、在命运没有转机的前提下，只能以死抗争，以死来证明自己的无辜和清白。因此，刘德禄的死，是对命运无声地抗争！也是对“文革”、对“左”倾思潮的无声地抗争！同时也反映出在那个特定年代，法纪纲常废驰、人性被践踏、良知被泯灭、生命被蔑视的悲剧，历史的悲剧！
　　 小人物的不幸往往是社会大悲哀的折射和反映。这一点，作者把握得很准确！
　　 整部作品中，我最喜欢成秋香这个女人。作为地主刘德禄的儿媳，成秋香前半生受尽了屈辱。她忍辱偷生，低眉顺眼，低三下四，对谁都陪着笑脸，谁也不敢得罪。在极“左”思潮盛行的年月，她只有在社会的夹缝中求生存。这一阶段，是成秋香活得人不人、鬼不鬼、人生最灰暗的时期。更惶论什么人格尊严！
　　 改革开放的春风，给成秋香带来命运的转机与人生的春天。她紧紧抓住这一难得机遇，起早贪黑，勤奋劳动，诚实经营，终于成为勤劳致富的典范。她用一个弱女子柔弱的肩膀扛起生活的重轭，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和聪明才智，为自己赢得了尊严，诠释了新时期农村妇女的人生价值。我们从她身上看到了农村改革和农民奔小康的希望与曙光。
　　 作为杨柳人引以为自豪的杨龙章，他的人生轨迹也是充满着悲剧色彩的。按说，杨龙章自小学业成绩优秀，长大后工作称心如意，仕途顺风顺水，事业如日中天，且官做到副县。作为农民的儿子，这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然而，正当人们对他寄托更大希望之时，他又遭到了命运的捉弄。他有一个不幸的家庭。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儿子的锒铛入狱，使杨龙章颜面丧尽，他的苦处只有他自己打掉牙往肚里咽；妻子的强势暴戾，使他在家庭生活中常常处于被动应付的弱势地位。最终，离婚后，他选择辞官进山育林，以安度余生。一颗政治新星就此悄无声息地陨落。读到这里，人们不禁掩面唏嘘。
　　    杨龙章的悲哀在于，乌托帮式的理想抱负与残酷无情的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他的归隐，是对不完善的社会体制、污浊不堪的社会现实无声地鞭挞和控诉。
　　 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正直善良，心忧天下，一心为公，心里只装着老百姓、一心想着如何改变乡村贫穷落后的面貌，使千千万万像他祖辈那样的劳动人民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的基层干部的光辉形象，又看到一个嫉恶如仇，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好人”形象。我们这个社会，真直正正的好人还是太少了！杨龙章算一个！
　　 我一直在想，是谁逼迫杨龙章最终选择逃避现实，几近遁入空门？是他的儿子？是谢瑞丽？是杨人和？是工作中的失误？是官场的明争暗斗？是，又仿佛不全是。但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欲依靠杨龙章的单打独斗改变社会现状，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根本不可能。我们这个社会需要改变的太多太多了，需要成千上万像杨龙章这样的人民公仆！
　　 同时，我们也看到，农村改革的重点，农村小康社会的建设的至关重要的，应当是如何引导教育农民。教育农民不断提高思想觉悟，切实转变观念，从根本上提高他们的思想道德素质，科技文化素质，使他们能够跟上飞速发展的时代步伐，进而融入时代，成为时代的主人，而不是社会发展进步的绊脚石。
　　 站在这一角度，我们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农村的小康，没有农民的小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只是纸上谈兵。而农村的小康，关键在农民。
　　 扯远了，还是回到正题。这也大概是作者创作这部小说的初衷（我们不妨这样猜度）吧！
　　 至于杨人和、刘占魁者流，人们除了对他们嗤之以鼻以外，还有什么好说的。要说的是，杨人和和刘占魁还是有着本质区别的。我们的周围，不乏杨人和这样投机钻营、巧取豪夺，为一已私利不惜出卖人格尊严，不顾脸面的人（他的陷杨龙章于不义，是不是导致杨龙章辞官归隐的原因，尚不得而知，但他的人品，的确令人不齿）。
　　 我们的周围也不乏刘占魁这样拉大旗做虎皮，借封建迷信，游走于城乡边缘，到处招摇撞骗，谋财害命的不法之徒。至今这类人这类现象还没有灭绝。这不能不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而现如今，在农村，阴阳风水之类是最不讲职业道德、最没有职业操守的行业。
　　 总之，小说中的众多人物群象，都是这个时代极富生活气息的这个人或那个人，他，他们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左右。尤其是他们在社会转型期所表现出的那种迷惘和惶惑，始终使我们想起来如骨梗在喉。作者在大力歌颂他们传统美德的同时，对他们身上所表现出的种种“劣迹”也给予无情地揭露（亦即“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三是细节描写、小说语言接地气。小说中所描绘的众多生活场景、生活细节，都是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司空见惯的而且久违的。生产活动劳动，如批斗会，平田整地大会战，溜粪，割麦、碾场、扬场。生活场景如“叫魂”，舂磨、推磨等。生产农具如手推车、碌碡、碾场挑麦草用的跑车等，都无不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唯其如此，才使作品具有感人的魅力。这里面有些东西虽已经失传，但当一旦出现在文学作品里，又使我们倍感亲切。同时，作者对此难以割舍的情愫也可见一斑。
　　 细节描写，这里仅举一例。小说第十一章写杨昌泰、杨吉泰深夜去王家山给杨金玉“叫魂”的细节：
　　 杨昌泰一边用筷子着碗沿一边拉长声音说：“金玉回来——”杨吉泰便也拉长声音应道：“回来了——”两人一叫一应，筷子敲击碗沿发出清脆的当当声，在冬日的山野里传得很远很远。四周寂静无声，唯有清脆的敲碗声和两个老人的叫应声。
　　 这一段读来令人悲怆欲绝的描述，深刻反映了我们的先祖，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时的无奈与无助。至今，在农村一些地方，仍有大人、孩子生病不求医问药，而“叫魂”的陋习。也有端一碗水，用几双筷子，在水中蘸一下，一边在患者身上敲打，一边口中念念有词，曰“送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