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同”，故名思义，即是同吃、同住、同劳动。是当时中央要求所有的下乡干部与当地的贫下中农亲密相处的三条铁的纪律。
　　 1975年深秋，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随后，长城内外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高潮。当时的口号是：苦战三五年，县县变昔阳。机关抽调三分之一的干部下农村搞基本路线教育。我被派到杨泡公社泡子沿大队第三生产队蹲点。
　　 搞基本路线教育，首先要抓牢阶级斗争这个纲：今天查敌情，明天斗反坏是家常便饭；那些无限上纲、对号入座，寻丝觅迹、捕风捉影则是工作队的看家本事。
　　 相比之下，我是一个不称职的工作队员。我一个人负责一个生产队，一年里只召集过两次学习文件会，更谈不上搞斗争和批判了。掐指算算，我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在全公社的工作队员中，是干活天数最多的一个，达到了二百天；二是严把大寨评分，对耍嘴皮子、出工不出力的坚决不给高分。于是，惹怒了队里的几个调皮无赖，跑到公社告我状。公社派人来调查，社员反映我这个工作队员表现十分不错，尤其是“三同”做得好。实际上只不过将自己摆在穷苦农民同等位置而已。这一来，反而在公社受到了表扬。于是，其他的鸡争狗斗早已烟消云散，唯有这“三同”让我记忆犹新。
　　 先说“同吃”，也就是吃百家饭。我所在的生产队，总共三十二户人家，除去一户跑腿子老安，一户知青集体户，其余三十户，一天吃一户地轮着转，每家每月轮一次，一顿饭付四两粮票一角五分钱。
　　 至今忘不了，冷风冻雨中干了一天农活之后，盘腿坐在生产队长德才家的热炕头。他是日本遗孤，为人正派、性格温和，我和他处得很不错。他媳妇端上一盘黄澄澄的粘火勺——这是用辗碎的粘小米做皮、小豆做馅的一种满族食品，就着白嫩的豆腐脑，饥肠辘辘的我三下五除二，龙掀水似的塞鼓了肚子；热情的德才又让儿子去代销店买回一斤老白干，德才媳妇则添上个酸白菜拌粉皮，末了喝碗飘着葱花香味的土豆汤，加上两小勺油辣子，烫心烫肺地舒坦。我和德才“兄弟、老哥”地满脸通红，酥筋活血地躺在炕上神聊。待起身付饭钱的时候，脑子并没糊涂：我知道粘火勺农村人一年吃不上两回，于是多给个块儿八毛的，推辞了半天我坚持要主人接手，否则于心不忍。
　　 这种美餐实不多有。咸菜就大渣子则习以为常。并非主人小气，实在是太穷，户户都欠着队里的粮食款，油盐酱醋日常花销全指望着养鸡喂猪的收入。
　　 由于自己原在集体户的时候饿肚子是常事，吃得差一些并不在乎。所以在当工作队员时，每每干活回来，主人往往盛上满满的水煮苞米渣子，吃起来真是碰到了自己的鼻子尖，一点不夸张，我则是利利索索地两大碗下肚，也一点不含糊。
　　 然而，农村人的贫穷加落后，祖辈养成的不卫生倒是随处可见；更有甚者，连全村人都一致公认的“埋汰户”则让我难以接受。
　　 有一次轮到郎胜家吃饭。郎胜也是日本投降撤退时留下的日本孤儿，后来被一家满族收养长大。白净净的他一早就来叫我去吃饭，并悄悄告诉我：他媳妇昨天就把一锅好汤给熬上了。望着他，我脑子里在想：不承指望他媳妇会做日本的“寿司”、“鳗鱼饭”；只要求能像日本人那样讲卫生就行了。
　　 一进他家院子，就见老母猪领着一群小猪崽满院子跑，掀起了满地的稀泥，搅得一股腐酸臭气直冲脑门。迈入白雾缭绕的屋子，混浊的空气一时难辨是什么味道，只是不敢大口吸气；灶上的一口大锅里坐着一只牛头，在翻滚的水沫中昂然不动。我想，这就是所谓的“好汤”了吧？看来这顿饭是要做好“艰难”的思想准备了。
　　 上了炕，见郎胜的岳父倚着窗玻璃晒太阳，两岁的孩子嘴里咬着布条子；随着一声“摆桌子吃饭”，门帘掀起，一个黑粗矮胖的女人端盘进来，朝着我灿烂地一笑，满口黄牙塞着绿叶末，许是烧菜尝味道时留下的。我马上将眼光回落到炕桌上：一碟大酱几根大葱；一盘牛肉炒青椒；一盆撒了辣椒面的红彤彤的热汤，马上让我想到坐在大锅里的那只牛头；笤帘上堆着金灿灿圆鼓鼓的玉米掺白面窝窝头。用这样的伙食来款待我这个工作队员，完全是高标准了。
　　 女人左手捏着一把湿筷子，右手扯下铁丝上的毛巾——白颜色完全成了灰黑色，她颇为认真地一双筷子一双筷子地揩干后摆在每人的面前。郎胜岳父对我说:“工作队，吃饭罢！”众人才拿起筷子。郎胜岳父用他那只满是皱纹与裂口的黑手抓住一个窝窝头，像鹰爪钳住了一头小猪崽，便往我手里送。我正谦让着，炕头的孩子叫了：“妈—嗯嗯，妈—嗯嗯……”我不知是咋回事？只听外屋的女人嚷道:“他爸，孩子要拉屎啦！”
　　 郎胜慢吞吞地起身，东张西望地不知还要找什么。孩子蹲在炕席上显然等不及，屁股对着我便一泄千里。郎胜弯下腰用一团废纸收拾着炕席。女人端着几只碗进来，指着孩子笑谑道:“傻样！鼻涕全流嘴里了！”又随手用自己的围裙擦着炕席：“他爸，咋收拾的？都没弄干净。”说着，顺手从铁丝上扯下那块毛巾给孩子抹脸。我心里嘀咕：刚才就是用这块毛巾揩的筷子，谁知道在揩筷子之前又抹过了什么？谁知女人并没将毛巾挂回铁丝，而是当着我的面，用这块毛巾十分讲究地轮番擦着拿进来的那几只碗。然后盛了满满的一碗汤端到我的面前，她的一只大拇指完全陷落在汤碗里。
　　 我满嘴的窝窝头在口腔里打着转，非但进不了食管，肠胃还在往上冲顶：牛头熬汤已是十分让人疑虑的了，加上这只大姆指作伴，更不知是啥滋味？
　　 郎胜岳父一碗汤下肚，抹抹嘴表示用餐结束。然而，并没怠慢我这位贵客，他伸出双手端起我面前的汤要劝我喝，我生怕他的拇指也陷落进汤里，慌忙接过来憋足气喝了一大口，只觉得热辣辣的，不由得连声咳起嗽来。
　　 待我抹干泪水，打算吃根大葱杀杀肠胃里的细菌，抬眼见到郎胜岳父歪躺在窗前阳光里，摊开棉衣里子，翻捡着内衣在角缝里捉拿着蚤子，捏住一只便赌气地说道:“叫你吃我血！叫你吃我血……”随即将蚤子“咯嘣”一声咬进嘴里。这情景，叫我连吃葱的念头也打消了，我迅速地用自己的手背抹着自己的嘴，表示用餐结束。
　　 不料郎胜岳父停下捉拿蚤子的活计，伸出鹰爪似的大手逮了一只“小猪崽”又往我手里塞：“这么个大小伙子，哪能就吃这一点？再干一个。”郎胜和他的媳妇也用火热的目光期盼着，无非就是要见到我大口吃饭大口喝汤的真情回报。无奈，我捧着“小猪崽”进退两难！
　　 我一向在难题面前好阿Q精神。我干脆搬出毛主席“下定决心”的语录用作消灭这只“小猪崽”的动力。可是，咬一口，嘴里似乎就发出“咯嘣”、“咯嘣”的声响，这声响让人联想起郎胜岳父身上的蚤子，那些蹦蹦跳跳的蚤子和血肉模糊的蚤子都叫人难以下咽。我马上转换了一个念头：儿时生病躺在床上，呻吟着这不舒服那不舒服，目的是要母亲去买回一盒饼干或半斤鸡蛋糕来……我拿着平时不易吃到的饼干或鸡蛋糕，舍不得吃地一小口一小口往嘴里送，细细地品尝着那香甜酥软的滋味，历久难忘……于是，就这样的想入非非，让一只“小猪崽”似的窝窝头不知不觉地进了肠胃。
　　 难怪初次下乡的人要将“同吃同住同劳动”作为过关一般来对待。对于“同住”，在我看来竟成不了“关卡”或“难题”。工作队刚下乡时，安排我在光棍老安家住。说是“家”，除了一张黑炕桌，徒有四壁——泥地灰墙土炕，满眼是黄土。他不喂猪不养狗，倒是少了许多异味。由于整年累月一个人，见我和他在一条炕上睡，车轱辘话特多。往往他话匣子还没收场，我已鼾声如雷。
　　 也有例外。一次他因派工受了气，临睡时取出一根手指粗的麻绳给我看，说：活着累赘，这就是给自己预备下的上吊绳。说完，一声不吭地躺下来。可那条决定着生死牌、阴阳界的粗麻绳就横在我和他的中间，唬得我一宿未睡。
　　 老安那年四十六岁，现在说起来还是如日中天的年纪。然而他却一天到晚勾腰曲背、愁眉苦脸。有人戏谑说:“这是想媳妇憋的！”一日山东来了一位大嫂，说是死了男人的，一身蓝布衣裤夹着个蓝布包袱。大伙儿就张罗着给老安介绍。山区农村不会费工夫去谈情说爱，而是“干巴溜脆”实打实地“试婚”。
　　 为成全老安，我搬了被褥到韩大伯家住。第三天，老安拄着锄把来干活，一问，说是散伙了。俊菊娘插话道：那位大嫂天不亮夹着包袱就走了。大伙儿都说老安是“一个嫌少两个嫌多”的主儿。我也埋怨老安挑三拣四。老安苦笑道：没缘的事成不了，工作队，你还是搬回来住，咱好有个伴。我笑着说：不行，说不准啥时候来了黄花闺女找上门，我还得挟被褥给你挪地儿！
　　 我不愿再住老安处，是因为晚上想写写东西看看书，我对于老安的“车轱辘话”已是忍无可忍。但是我又觉得有点对不住老安。为缓解老安的情绪，我将那台花了十元钱买来的半导体送给他作伴，惊得他张口瞪眼的，兴许他估摸不出这半导体的价值连城？让我始料不及的是：基本路线结束，在我离开泡子沿那天，老安事先不知道我提前离去，他竟挎着一篮鸡蛋跑了七里地，送到了公社。他告诉我：为了筹集这一篮鸡蛋，自己破天荒地养起了鸡，足足忙碌了有三个月。一席话打消了我要掏钱给他的念头，知道这份厚谊不是金钱所能买来。
　　 与韩大伯同炕，晚上确实省下了不少时间。他早出晚归为生产队放牛，话不多。我应州报、省报约稿，写下了不少诗歌。美中不足的，只是闭灯后老鼠特多：纸糊的棚顶上时而碎步跳越着或“串门”或“赶集”；时而“篷篷篷”、“吱吱吱”地举办“耗子联欢会”，热闹异常。尤其是夜半三更醒来，那千军万马的呼啸声从脑门奏响，让人惊心动魄！此刻，只要是我的脚触摸到身旁韩大伯那双粗砺滚烫的大脚时，心里就踏实了许多。
　　 韩大伯年轻时，曾给满州国日军驻地送过粮、担过菜，就这点子事，自“四清”运动以来就不断地被炒冷饭，搞得韩大伯整天小心翼翼。我劝解他：按当时的政策你也应该是货真价实的劳动人民，样板戏《杜鹃山》你总看过吧？给恶霸干活的大江同志最后还成为革命烈士呢！韩大伯见我这个工作队发话肯定了，点着头竟落下了眼泪。他把我当作知书达理的人来对待，有关天文地理、前朝后代的事总愿意问我。
　　 韩大伯说话结巴，老两口却经常伴嘴。每次总是韩大伯涨红着脸语无伦次地来向我告状。我一味笑着，也不听谁是谁非，就一手牵着大伯的手，一手拉过来大娘的手，是非不分地你两句他三言地批评表扬混锅炒，我有本事说得老两口“扑哧”一声笑出口来。
　　 铲完三遍地到收割这段时间是个短暂的农闲。工作队员全部回县里集训。一天在镇百货碰到队里的二楞子，说：韩大伯过世了。我忙拉他到我的宿舍细问。二楞极其简单地告诉我：那天后晌回家，大伯一屁股就坐在门槛上，喊头疼；大娘端给他一碗茶，还没等喝就起不来了。到底是啥病？谁也不知道。
　　 听了这话，让我一时半刻没回过神来。
　　 那天，大娘知道我要回来，就倚着门楣等我。瞧这泪眼婆娑的难受样，我二话没说，搀着大娘就到大伯的坟头去。我打开一包从县城带来的油枣果子和几只苹果梨摆在了大伯的坟前，默哀了许久，脑海里时不时涌现出大伯那双粗砺滚烫的大脚……
　　 德才队长让我换一家住。我想：既然已将大伯当作自家人了，更不愿再伤大娘的心，就没同意搬。自此，我便独个一人睡在大伯家东屋的大炕上。每每深夜被老鼠吵醒时，朦胧之际，一只脚总会觉得触摸在韩大伯的那双粗砺滚烫的大脚上，不由得一惊；想想当初与大伯的交情，倒也十分坦然地睡过去了。
　　 工作队结束后，我回过几趟泡子沿。事隔卅多年，当初六十出头的大娘如今该九十多岁了，不知是否健在？
　　 “同劳动”，对于我这个插队落户当过农民的人来说，插秧割稻、挑粮扛麦都是家常便饭，“劳动”二字便不在话下。使我难以忘怀的倒是劳动以外的两件事。
　　 一件事发生在夏天，我随社员去泡子里割苇子。不料在水里踩到了一条蛇，它回头给我小腿肚上就是一口。我慌忙上岸，坐在地上瞅着自己满是乌泥的小腿，虽然只有几个血点点，无甚异常，但一想到是被蛇所咬，就会想到毒；想到毒，又令人联想起金环蛇银环蛇眼镜蛇响尾蛇那些剧毒蛇，于是，神情紧张脸色煞白。
　　 二楞子见我这样，也慌得不行。谁知冷不防他就跪在我的面前，双手抱住我的小腿，俯下身子用嘴对着满是乌泥的伤口就吮吸起来。也不知道是他的那份无私的情谊抑或是吮吸后的效果，竟然很快缓解了我的紧张情绪，居然忘掉了危险。事后才知道那不过是条无毒的水蛇，但二楞子的“无私奉献”精神，让我实实在在碰上了一回“活雷锋”。
　　 另一件事发生在冬天，我和几名男劳力去廿里外的采石场采石。我们每天上工怀里都揣着一盒大队分配的高梁米饭加罗卜干。零下三十度的天气，中午拿出来吃时，冰冷坚硬，嚼在嘴里仿佛是城里人暑期吃的小豆冰棍。我感觉是越吃越冷，越坐越寒。只能站立着乱转。小狗子那年只有十四五岁，见我这副熊样，乐呵呵地跑过来，解开腰上的草绳，从自己的破棉衣里取出一块巴掌大的鹅卵石，忙三豁四地塞进我的棉衣内。顿时，一股暖流在我心中荡漾、扩散。
　　 我摸着这块神奇的滚烫石头，问小狗子是哪来的？怎么会想到这么个办法？他眨眨眼笑道：生堆火烤热它，特耐寒！我打小开始就在怀里装着烤热的石头，可管用呢，顶件棉衣服呢！我见他的棉衣窟窿串窟窿、浑身抖索索的样子，十分过意不去，摸出烫石要还给他。他笑眯眯地摆脱我的手：不用不用，我再去烤一块更烫的来，你等着！
　　 我望着远去的这个小孤儿，心里又是感激又是难过……这以后的下乡蹲点，每每遇上体恤我帮助我的人和事，我的脑海里总会首先涌现出当年的二楞子、小狗子……
　　 我当工作队的那一年风调雨顺。生产队粮食总产由前一年的十万斤增加到十五万斤；单产由460斤增加到590斤，过了“纲要”。这份功劳竟然阴差阳错、莫名其妙地归结到我的头上，作为全县的优秀工作队员出席省里的表彰大会，还与省委书记合了影。尽管总结材料几经修改、拔高，对照实际生活早已是面目全非；然而，剥掉粉饰伪装、除去鱼目杂质，生活的真金与珠宝，仍然埋在泥土的芳香中，闪烁着纯真的光芒：这就是叫我难以忘怀的“三同”及“三同”中与农民建立的那份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