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的三年高中生涯，都是靠大脚板子走出来的。
　　 我上到高三的时候，伊人也考上了初中。本来我们乡也是有初中的，可我姑父认为乡中的教学质量不如县中。他还认为伊人太娇惯了，应该到离家远一点的学校锻炼锻炼。所以，他就花钱请客走后门，把伊人转到了县城第一中学。
　　 我们学校和一中仅一墙之隔。但两所学校都是封闭式教学，我和伊人是很难碰面的。只有到了星期六的下午放学之后，我和伊人才能见面。伊人上初一时才14岁，步行上学是不可能的。伊人的父亲有足够的钱让伊人坐车。所以我的任务就是把伊人送到车站，花两块五毛钱买了一张车票。再等发往我们乡的班车启动了，我才离开车站，开始四个小时的长征。当然，伊人也多次提议，让我和她一起坐车回家。我怕伊人撒娇，就谎称我还要处理一些事情，要等五点多钟才能回去。因为那时已经没有班车了，所以伊人不便等我。
　　 从县城到我们乡的步行路线是沿河堤下面的沙土路走。沙土细腻，夏天脱掉鞋子，赤脚行走，是很舒服的。但这条路孤寂而荒凉，路边长满野草，夏季茂盛，冬季枯萎。路的左边是奔流不息的淮河，右边是巨蟒一样的河堤，河堤与河道并不平行。它是依据地势和自然村庄而建的，遂地势弯曲。主要为了保护区内的田地和村庄不受淮河的威胁。而我走的小路与河道是平行的。四个小时的路程始终有淮河相伴。我不时地看到溯河而上的队队纤夫和沿河而下的点点白帆。船上人影幢幢，炊烟袅袅。还可以听到渔夫在河面上放鹰时嘴里发出的“噜噜”的叫声。因此。我并不感到寂寞。
　　 又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照例和伊人在一中大门口见面。伊人对我说：“哥，你不用陪我去车站了。我自己知道怎么买车票了。”我说：“不行！我怕你坐错了班车。”伊人说：“没事儿，我知道的，那牌子上都写得清清楚楚呢！”我也想早一点回家，才不至于走黑道。就问：“你真的知道啊小妹？”
　　 伊人坚定地说：“哥，放心吧！错不了！”
　　 这样，我就和伊人分了手，继续走我的长征路。
　　 出了县城，我走过一片芦苇滩，滩上长着密密的苇丛，比人还高。苇丛有时茂密，有时稀疏。每一根苇竿都顶着一蓬毛茸茸的芦花。芦花也是花，我就钻进去采摘了一支最大的芦花。这时，两只正在做爱的鸟儿被惊起，“嗖”地一声窜出苇丛，扑愣愣冲向圆圆的太阳。当我钻出来的时候，看见后面有一个女孩儿，躲躲闪闪的地跟着我，身影极为熟悉。等女孩走近了我才从从苇丛里跳出来，叫道：“你敢骗我！看我不打你烂你的头！”
　　 伊人一惊，随即嗔怪道：“吓人家一大跳!看我不回家告诉舅舅！”
　　 我说：“不好好坐车，干吗跟着我？”
　　 伊人说：“这路又不是你开的，我就不能走？”
　　 我说：“逞能呀你！二三十里，走不动，别叫我背着！”
　　 伊人说：“小看人呀你！你能走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这是伊人第一次和我顶嘴。我觉得她好像一下子长大了。几十里路程，我们虽然歇了两次，但她毕竟没有叫我背着。一路上，她小心翼翼地跟在我的后面，一副小鸟依人的神情。这样的路程，我和伊人走了近一年。开始一个阶段，伊人每回都要休息一两次的。后来习惯了，她也和我一样，一路走了下来。我考上大学之后，伊人独自一人在县城里读完了初中和高中。但她在高中阶段的成绩不很理想，最终没能戴上“天之娇子”的桂冠。
　　 我和伊人的婚事，虽然遭到了两个当家主事的男人的反对，但也不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没有一点机会的。伊人曾约我“私奔”，去南方打工，永远不进这个家门了。我当时觉得这个办法虽不是上策，但又没有更好的手段可以使父辈们回心转意。于是，我就答应了伊人，相约在次日早上七点半钟，乘坐渡轮南下。
　　 可是，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便觉得烦躁不安。躺在床上，望着窗外几颗闪闪烁烁的星光，久久不能成眠。我从8岁开始上学，16年的学生生涯，一路走来，是多么的艰难。为了供我上学，我的父母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吃得比猪坏，干得比牛累。我的两个弟弟，夏天掏黄鳝、采鸡头米，冬天捕鱼、拉菱角，全力以赴地为我的大学铺路。我们兄妹五人，只有我一人读书。现在，我好不容易地有了一份固定的工作和收入，我理所当然地要反哺父母，反哺弟妹。我如果放弃这份工作，置全家人的渴望于不顾，是不是太自私了？何况此时，大规模的打工行动正处于高潮，好的工作并不好找。如果我和伊人“私奔”，找不到事做，无以为生，我自己吃苦遭罪不说，伊人怎么办？这个从小就生活在中等家庭的女孩子，能适应奔波劳顿的苦日子吗？过细的思考，使我惧怕，使我退缩。孔老夫子说：凡事要“三思而后行”，其实，很多事思考过细，反而会畏缩不前，坏了大事。我和伊人的最终分手，都是“三思”惹得祸！一夜的思考，我感到十分疲乏和困倦。天色将曙之时，我昏然睡去。迷迷糊糊中，我听到了报时钟的敲击声。睁眼一看，不觉大吃一惊：还有半个小时伊人就要乘船南下了。我必须在三十分钟内赶到渡口，把伊人追回来，然后再从长计议。然而，等我大汗淋漓地赶到渡口时，已经是八点四十分。伊人表妹已经孤帆远影，顺流而东了。
　　 我对伊人的思念是无休无止的。当初我和伊人计划南下，并没有确定具体的目的地。她不写信来，我即使想去找她，也无从下手啊！我的姑姑几乎天天来询问伊人的下落。我姑父在我姑姑的指责下，也向我表示：“只要找到伊人，我就同意你们结婚。”
　　 对我来说，伊人父亲态度的转变，真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可是，我不知道伊人身在何处，根本无法把这个消息告诉她。加上我担任毕业班的班主任和政治、历史两门课程，一时也难以脱身。所以，寻找伊人的事儿一拖再拖。
　　 日子久了，我对伊人的思念出现了两个极端。白天，我脑子里尽是关于伊人的美好故事。伊人做了老板，做了官员，做了大学生，做了博士，开着小轿车回来了；夜晚，我在梦中看见伊人被人拐骗，被人逼婚，被人强暴，被人残害。白日梦和黑夜梦的巨大反差，将我折磨得心力交瘁，神智恍惚。上课的时候，我正在读课本，伊人忽然跳进书中，我便马上语无伦次，不知所云了。看见一片落叶，眼泪就蓄满了眼眶；听见有人呻吟，便想放声大哭。心理脆弱得如同三岁的娃娃。可是，一旦有了空闲，我坐在那里真正去想伊人的时候，伊人却消失的无影无踪，不论怎样努力，都没有办法找到清晰具体的伊人。伊人在我心里，成了一个符号，一个轮廓，一个抽象。
　　 这样子熬到了寒假，我准备了一个简单的行囊，去南方寻找伊人。第一站计划去上海，然后再往南，直到广州。我们这个县城，水路比陆路通畅。县政府的口号是“打造公、铁、水一体化”。相比之下，水路既安全，又实惠，坐船出门虽然比较慢，但舒适安全。这一天下午五时许，我来到渡口，准备乘船。冬天的淮河渡口，一派萧杀景象。河滩上的白杨树枯枝四射，有一两片枯叶在枝间摇曳，宣告着最后的坚持。树林里的蓝色帐篷，是待渡人休息娱乐的驿站，从那里散播出来的摇滚乐，疯狂而富有节奏感，给这个沉闷的古渡口点缀着生气。
　　 在河岸边站立了一会儿，一艘渡轮鸣笛而至。等船的人纷纷从不同的地方汇集到登船的平台上。渡轮停稳，我夹在人群中缓步登船。这时，一个女子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哥哥！”我循声望去，只见一位穿着红色翻毛长袄的女子，正迎面走来。细细看去，我大喜过望，原来正是我要寻找的表妹伊人！
　　 我面前的伊人，比五年前年前越发漂亮。她穿戴时尚，珠光宝气，人面桃花，娇美动人。这个不期而遇，让我终身都相信巧合是上帝的杰作！
　　 在松软的沙滩上，伊人边走边埋怨我。这是我第一次遭遇伊人的指责。她说她在渡口心急如焚地等待我，她说她是一怒之下才决定独闯天下的。她质问我为什么要爽约！我支支唔唔地说明了理由。她瞪着我说：“舍不得丢下工作？现在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政府官员还有下海的呢！何况一个破教师！舍得、舍得，有舍才能有得！你舍不得你的工作，你就得不到我！”
　　 我怯怯地问：“现在弥补还来得及吧？”
　　 “迟啦！”伊人说，“我已经跟‘那个人’同居了。他说过了年就跟老婆离婚，然后跟我结婚！”
　　 伊人的话令我十分震惊。我惶恐地望着她，问：“这么说，你要嫁给一个大叔，还是二婚……”
　　 伊人打断我，说：“嫁给大叔，现在是时尚。何况人家还是大官呢！”
　　 我的大脑“嗡嗡”乱响。伊人直截了当的话使我乱了方寸。我像一个被人操控的机器人似的，沿着河岸只管走。伊人跟在我的后面，悠悠诉说着她在某市的种种艰辛和磨难：她怎么摸到一个电子厂，怎么机缘巧合，认识了前来做‘安检’的那个人。她说那个人就像一个父亲，对她特别好。不是遇见那个人，她的精神就会崩溃，身体就会垮掉云云。她的话我根本听不进去，也不想听进去。我承认伊人的话有一定道理，凡事有舍才能有得，没有舍就没有得。我也理解伊人在生存危机时做出的决定。但，我却难以接受这个事实！
　　 伊人发现我有些不大对劲儿，就叫了一辆出租车，把我送回学校。我跌跌撞撞地走进卧室，一头倒在床上，睡了两天两夜。
　　 这个寒假以及这个春节，我都是在忧郁中度过的。以前过年，我都率领弟弟妹妹们去姑姑家拜年。但这一年我没有去姑姑家。我哪里也不想去，什么事也不想做。只是睡觉睡觉睡觉。
　　 农历正月初五，伊人来看我。她说我明显瘦了。她噙着眼泪对我说：“哥，对不起。这辈子我们只能做兄妹了，下辈子再做夫妻吧！你要觉得难受，你想让我怎么做，只管说出来好了。”
　　 我知道伊人的意思，我摇了摇头说：“没事儿……”
　　 伊人送了我一部小巧玲珑的翻盖手机。这部手机就是他们那个电子厂生产的。她说：“只要想我了，打个电话我就来陪你。”
　　 我说：“没事儿……”
　　 过了元宵节，伊人打来电话，说她要走了，问我要不要送送她。我骑上自行车赶去渡口，伊人和她的父母早就到了那里。开船的时间到了，伊人让她的父母站在岸边，把手里的提包递给我，说：“哥，送我上船吧？”我拎起提包，伊人挽了我的胳膊，我们缓缓地走上渡轮。
　　 渡轮拉响了高亢的笛声，伊人突然抱紧我，说：“亲我！”我在她光滑的额头上吻了一下，眼泪汹涌而出。豆大的泪珠毫无顾忌地掉落在伊人秀美的头发里。
　　 伊人站在渡船上，挥手的倩影越来越小了。我泪眼朦胧地矗立水边，一任波浪打湿我的鞋子。这时，河岸边的蓝色帐篷里，传来李叔同的《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这首歌把我的心彻底揉碎了。从此，我一听到有人唱“夕阳山外山”就伤感流泪。
　　 我的父亲和伊人的父亲都已经老了。我父亲平反的时候，也到了退休年龄，他得到了一些微不足道的补助，加上退休工资，养活他自己和我母亲，没有问题；我姑父的遭遇不太好，临时工的身份一直没有得到改变。当然，他在指责当今社会“一切向钱看”的同时，还埋怨自己的命不好。本世纪初，粮管所人事改革，他被踢出这个单位，拿了一万多元的补贴，美其名曰“买断”了。我父亲和我姑父，经常相聚，大杯喝酒，划拳行令，乐不思蜀。他们对于我和伊人的干涉好像全部忘掉了，谁也不提这件往事了。
　　 我在三十岁那年，与一个农村姑娘结了婚。这在我们当地，叫做“一头沉”，也就是两口子，一个是公职，一个是农民。这虽然没有双职工过得潇洒，但娶一个农村姑娘，也有一定的好处。她的经济收入不如我，就得听我的话，跟着我走。所以，我经常在梦里喊伊人的名字，她听了，也不敢生气，还怯怯地劝说我：“老想着一个人，别把自个的身体弄坏了。”我积极筹钱救伊人出来，她虽然生气，但却不敢阻止。我当然也不在乎她生气不生气，我所做的一切大事，从来不与她商量。最后，她看着我为筹钱发愁，还主动跑她娘家，借了五千块钱来。
　　 回到我和伊人的问题上，此时似乎没有辩解的必要性。但追根究底，我是有责任的，所以，我一个劲儿地长吁短叹。
　　 伊人岔开话题说：“如果不是酒店总经理这么对待我，我是不会离开的。我不信我等不来那个人！”
　　 我问：“总经理怎么对待你？”
　　 伊人说：“那个人在的时候，总经理对我低眉顺眼，点头哈腰，像个干儿子似的；那个人一消失，他就翻脸不认人，把我从“包间”里轰出来，软禁在这间狗窝里。还威胁我一周内不把九万元拿来，就把我送上法庭……我不愿意上法庭，我怕丢人！”
　　 我说：“钱不是问题，我和姑姑给你凑够了。你今后怎么打算？”
　　 伊人说：“先回老家喘口气，把那个人的孩子养大，毕竟孩子是无辜的，又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
　　 我点点头说：“也好。”
　　 伊人说：“哥，我知道母亲的钱不够，是你帮我的。等我有钱了，一定还你。”
　　 我说：“说这些干嘛？你能归来，比什么都好。”
　　 正说着话，突然“嘭”地一声暴响，把我们吓了一跳，五岁的小外甥——那个大官的儿子，终于把那只粉红色的气球吹炸了。就像一个巨大的梦，瞬间破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