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回乡祭祖，八仙桌上只放三样菜，一碗红烧肉，一碗青菜烧豆腐，还有一盘大蒜炒绿豆粉块。这是沿袭了多年的风俗，过去困难时期如此，现在日子好了还这样。
　　 在桌上点燃两支蜡烛，一家人依次对着八仙桌鞠躬。我和父亲已经烧完了纸钱，母亲还在灶间忙碌着。
　　 “素英啊，你不别急着炒菜，坐下来先陪孩子吃几口！”父亲在八仙桌旁朝南坐下，刚把筷子举起，又落了下来，在后屋大堂对着前屋高声喊道。
　　 “你们先吃，炒好这只菜我马上就来！”母亲在灶间回答道，声音还如以往一样的清脆。
　　 “你妈妈还跟过去一样，太有主见，就是不听人劝！”父亲为我斟满一杯白酒说：“我们年纪这么大了，以后在一起过节的……”他话一出口，看出我的脸色不对，立即收口不往下说了。
　　 父亲是无神论者，从来不忌讳谈论生死。虽然我不知道究竟还能与两位老人过多少次节日，但我希望一直能陪伴他们。父亲的话让我听得一阵心酸，脸色很不自然。
　　 记得小时候姑奶奶回娘家，那时她还没到父亲现在的年纪，每逢有人问她：“老人家，您今年高寿啊？”老太太便鼓起瘪嘴，努力关好口风，一字一顿地回答说：“还小呢，过了年才七十八！”我们就在一旁偷笑，姑奶奶算术太差，明明七十八岁了，怎么还小呢？
　　 我佩服耄耋之年的父亲还有如此强的观察力。他把目光从我的脸上移开，微笑着说：“不说这些了，不说这些了。”接着又朝前屋喊了一声：“素英啊，快点来吧，都等你呢！”
　　 “来了，来了，这就来了！”母亲端着盘子，里面盛着荸荠炒青椒，一阵小跑。她一跨过后屋门槛就抱怨父亲说：“催什么催啊，你就不能先跟孩子吃起来？这一桌子的冷菜还不够你们父子俩下酒的？”
　　 父亲这辈子对母亲比对我还有耐心，无论母亲如何抱怨、数落，他也只是“嘿嘿”地笑笑。等母亲抱怨完，他才和悦地说：“大家聚在一起不容易啊，过节嘛，要吃就一起吃！”
　　 见母亲拿起了筷子，我端起酒杯对父亲说：“来，我先敬您老一杯！”说着，仰头一饮而尽。
　　 “你这喝得也太快了，喝酒是为了多吃点菜，要慢点喝。来，先尝尝你妈做的炒荸荠，这是你最喜欢吃的！”父亲看我急着又要给母亲敬酒，连忙阻止我说。
　　 听了父亲的话，我放下酒杯，只感到一股热辣味从胃里泛起，直往喉咙口窜，急忙夹起一片荸荠放入口中轻嚼起来，还好，总算没有呛出泪来。
　　 母亲只吃了几口菜，又起身去灶间了。一道又一道菜上桌，除了六盘冷菜外，又上了八只热菜，最后实在摆不下，只好往盘子上面垒。趁母亲端第九只热菜上桌时，我说：“这菜也太多了，拢共就我们三个人，哪吃得了这么多呀？”
　　 “不多，不多，每一样都吃点，让你尝尝味儿！”不等母亲回答，父亲连忙说。
　　 “我吃了这一顿就回城了，剩下这么多的菜看你们怎么处理，倒掉吧，可惜了；留着吧，你们哪天才能吃完？这不是浪费嘛！”我有点不高兴了。
　　 看着这一大桌的菜，我想起小时候那些青黄不接的时光，想起那种饥肠辘辘的感觉，还想起了四十年前父亲贩卖大麦的一次经历。
　　 我读高中二年级的那年春天，临近高考时我寄宿在父亲的厂里，他在一家汽车修配厂当仓库的小组长。那时整个苏北地区只有两家汽车修配厂，一家在淮阴，一家就在老家江都。仓库里有上千种的汽车零件，库存还有多少？存放在哪个货架上？哪些零件该涂黄油防锈？父亲都稔熟于胸。父亲做事特别认真，曾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厂党委书记赵义贵是一位新四军老干部，正直而廉明，对父亲很欣赏，“我们院子里面停的汽车再多，那都是人家的，只有仓库里的零件才是我们自己的，你把仓库管理好就为工厂当了大半个家呢，我这个书记就靠你啦！”我上高中的那一年，赵书记因工作调动去了江都最北面的樊川区担任书记。
　　 那时我正值发育，每天都像饿鬼似的。晚上吃完饭，要走十五分钟到学校去上晚自修，时常还没到教室门口就又感觉饿了。父亲见我每天饿得慌，东挪西凑筹钱给我买米，最后还把屋后的一棵老榉树给卖了。
　　 有一天下午，父亲听人说樊川镇的粮管所正在用一斤稻子换一斤大麦，制成饲料供应附近养猪场，他觉得用家里的大麦换回稻子很合算。第二天一大早就请假秤了一百四十斤大麦，整整装了两大麻袋，用自行车驮了过去。
　　 两个小时后，父亲终于到了樊川粮管所，他跟柜台后面的人说要换稻子，一位胡子拉渣的彪形大汉走了出来，他仔细打量起父亲，只见父亲上身穿着单衣，外套挂在车把上，头上还冒热汗，一听还是外乡口音，还没等父亲把麻袋卸下来，他就对父亲呵斥道：“你这是长途贩运，属于投机倒把行为，这两袋粮食我们扣下了！”
　　 父亲已经累得筋疲力尽，原本想换完稻子在镇上买两只烧饼吃了就往回赶，没成想麦子连同自行车一起被扣了！
　　 父亲反复解释说：“孩子处于发育阶段，饭量很大，家里的米实在不够吃，我拿大麦换稻子碾米，自己吃，不从中牟利呀！”
　　 胡子大汉的头摇得像货郎鼓，“你说换米自己吃，谁能证明？麦子肯定是要充公的，想取自行车必须回去开三级证明来！”
　　 在那特殊的年代，所谓“三级证明”就是生产队、大队和公社都要出具证明，以证明父亲的行为不属投机倒把。
　　 父亲顿时傻眼了，这么远的路走回家就得三个多小时，再一级一级地去开证明，没有三四天根本就回不来。
　　 父亲守着大麦袋子蹲在粮库的石阶上一时无计可施，正在这时另一位工作人员出来喊胡子大汉去接电话，父亲一拍大腿，“有了！就找他！”
　　 父亲走到柜台旁对一位年长的工作人员说：“老同志，能否把你们的电话借我用一下，我想给赵义贵书记打个电话。”
　　 “赵义贵？你认识赵书记？”胡子大汉捂住话筒回头对父亲说。
　　 “赵书记是我的老领导，后来才调到你们这里来做书记的。他的儿子赵宏结婚那天，还是我给婚车加的油呢！”
　　 “噢，原来是这样！赵书记就是最好的证明，不用给他打电话了，我这就给你换稻子！”胡子大汉连忙放下电话热情地对父亲说。
　　 说着胡子大汉就走了出来，帮父亲卸下了口袋，再秤好稻子，把那秤杆子翘得高高的，最后还帮父亲把装着稻子的口袋搬上自行车用麻绳扎好，很客气地连声说：“一路走好，下次再来！”
　　 父亲被他突转的态度弄得有些懵了，驮着稻子一路念叨：“赵义贵，赵书记……”
　　 父亲每次和我说起这段经历都感概万分：”那时候虽然清苦，但社会风气很正，干部在群众中的威信真是高啊！”
　　 看着母亲忙碌的身影，想起父亲为我的付出，一片荸荠入口，只轻轻一嚼，一股清香味儿顿时就溢满口腔了。
　　 清明节，在祭拜祖辈、感恩父辈的同时，我想，还应该祭拜那个已经逝去的风清气正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