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保存着德林先生五十年前所赠的一本宣纸手抄的医书《专治时疫白喉提要》。抄写时间在该书最后注明：“宣统元年岁在屠维作噩杏月抄于学塾北牖下。”该书由毛笔小楷工整书写，十分赏目，很是难得。去秋翻出，重新装裱，仍可谓完好如初。从头读来，被书中论述所折服。
　　 物是人非，德林先生过世，茔厝白山黑水之滨也当有四十年了。睹物生情，我回忆起了和他老人家相处时，点点滴滴的如烟往事，写下了下面几段文字，做一个迟到的遥望的清明节之祭。寄托我莫可名状的哀哀之思。古人有诗云：“往事只可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哎！万水千山，关山阻隔，也只有如此了。但愿德林先生在天之灵有知，或能相慰于怀。亦或能使我抱憾不安之心，聊以解忧耳。
　　
　　 一、惜老怜贫的优良家风
　　 据邻里老人们讲，德林先生姓姚，祖上并不是山东人。他们到山东安家落户，到德林先生这一代，按推算不过三代。其先人到田集时操着浓重的山陕口音。他们慷慨大方，四邻八舍请了个遍，鳏寡孤独均在其列。他们并不置田地，在田集南北大街最北端，几近荒凉之地。坐东朝西开一爿生药铺，即中药房，出售草药及膏、丹、丸、散。他们只卖药，来买药者自凭医家处方拿药。据说他们家的药色鲜货新，疗效很好，价钱低廉，童叟无欺。周围百里来买药者络绎不绝。生意很红火。遇有时疫流行之年，他们自请几个名医坐诊，施舍医药与劳苦人家。宣统年间，当地白喉流行，他们到济宁州访请到名医来田集坐诊施救。那时就是出名的医家对白喉的认识亦很肤浅。那名医只有拿出了珍藏多年秘而不宣的医书，按图索骥，治好了不少病人。听中医前辈们说，他家存有该书的抄本，奉为圭臬。后来我曾有求索，德林先生当时只是笑笑，不置可否。
　　 那时的田集远近闻名，地属鲁西南，是苏、鲁、豫、晥交界之繁华集镇。东北到济宁州、西南到归德府（即现在的商丘南）、西北到曹州、东南到湖里（即微山湖）及重镇徐州均有二三百里之遥。那时的交通工具很原始，此地是行旅商贾、车马中转休息、草料补充的必经之地。此地商铺稠集，民风淳朴。姚家乐善好施又是出了名的，在江湖上很有声望。他家老人家被尊称为“姚当家的”，是众望所归。军阀混战时期，有个团长，兵败失势，落魄于此。那人弥留之际，托孤于姚家。他们一诺千金，其后事料理一概应承。为了照顾那孤儿，姚家把药铺移至其家。小时照顾其生活，大了照顾其上学。到了那孩子十五六时，早早为其风光地娶妻成家后，把街坊都请到，当众高价结清药铺近十年的房租，一手交清，把药铺搬回自家老址。那家人后来立世扬名，借用名人铭言，亲自手书“铁肩担道义”敬赠。这墨宝我曾有幸看到，淋漓酣畅，飘逸潇洒，一字千金，不同凡响。
　　 抗日战争初期，天下大乱，形势风云变幻。不管是地方民团，共产党的“抗联”，还是三教九流。哪路人需要看病、养伤、求接济、等关系、避风头等等，只要是抗日，找到他家，姚家一应招待，竭力而为。以致不同的派别同吃、同住。在姚当家的关照、料理下都互不排异，从没有出过差错，有过过节。可他们从不和日伪、汉奸打交道。“兄弟阋于墙，外御欺侮”，“我赞成国难当头，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姚当家的口头禅，被誉为抗日民主人士。直到上个世纪末年，还有离职的共产党老干部、台湾回大陆探亲的抗日老兵，带领子女千里寻亲，向他们的后人表示感谢。有的已是白发苍苍之身，见到他们家老人的遗像，激动得倒头便拜。
　　 我记事时，他家老人早已过世多年。
　　 一九五八年后，严重的自然灾害时期，正是德林先生管理医院药库的时候。他对周围的邻里没少照顾了。看谁家饥饿难耐，就从药库中拿一些薏米、芡实、白扁豆之类救急。后来甚至是生地、熟地送给他们充饥。有时怀揣着地黄丸、归脾丸、补中益气丸，看谁饿得不撑，就偷偷地送给谁一盒，连钱也不要——要也没有——自己回医院交钱走账。那时的中药丸，大都是大蜜丸，每盒十丸，每丸三钱，不要说滋补药，其中的蜂蜜就是一两半。
　　 一天西邻马家（是个烈属）一个老人昏厥不醒，咽气在即，家人哭声惊动了德林先生，他过去一看尚有脉息。急急转回家中，端来一茶盅蜂蜜，温水冲化，慢慢灌了下去，竟起死回生。他又到公社民政部门帮助申请到烈属特殊照顾。那老人又活了十余年，逢人说不尽德林先生的好处。有人说德林先生六零年春天一碗蜂蜜救活了十个人，当不为虚言。在惜老怜贫方面，德林先生最有祖上风范。
　　 古人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姚家寄居田集，当时不过三代，却在我们这名不经传的弹丸之地成就了忠信之名。我每引以为荣。
　　
　　 二、骨肉亲情，莫能如是
　　 德林先生有一个亲生女儿，他早年又收养了一个孤儿。按理说他们中间不会没有隔阂。可德林先生均视为己出。从小吃喝费用足着他，出门应酬带着他。耳熏目染，天长日久，其处世为人，交际关系，很像德林先生的做派，人人称奇。德林先生早早的为其娶妻成家，到五八年后生活困难时，德林先生已有了几个孙子。德林先生视他的孙子，个个如掌上明珠，疼爱之情无以复加。看到为了孙子，老爹不舍得吃，不舍得花。儿子说服了老爹，自己闯关东，辗转到了黑龙江的呼玛煤矿。那个时候所有的工种中，煤矿井下工人工资最高，补助又最多，每月都有钱寄回。
　　 每年的春节那儿子坐几天几夜的火车，都早早回家探望。那时节是德林先生一年之中最快乐的日子。他身上穿着儿子买的皮衣、皮靴。儿子天天陪着他到医院闲话。爷俩一天到晚总有说不完的话。德林先生的宿舍就在中药房的里间，和门诊值班室对过。记得有一天，我在值班，深夜十二点了，爷俩还在说、在问、在讲……融融之情，如沐春风。
　　 他爷俩的关系融洽到可以调侃。
　　 记得有一年年关将近，约好的日子儿子没有到家。德林先生一反常态的如坐针毡。他步到我的诊室说：“准备准备，跟我到济宁去接你存新哥”。那天的午后，天下着鹅毛样的大雪，存新哥顶风冒雪到了医院。
　　 “济宁几点下的车？”德林先生不高兴地问。
　　 “夜里九点半”，放下大包小包，疲惫不堪的儿子陪着小心说。
　　 “怎么来的？”
　　 “走着呗，这点小雪还能挡得住我？”济宁到家一百七十里，儿子却在轻描淡写的说。但满身的狼狈相是遮掩不住的。
　　 “就不会雇个‘脚’（鲁西南方言，即车）？火车钱花起了，花不起这钱？”
　　 “找了，黑更半夜的，再多的钱，他妈的不干。”那儿子又操着东北人的口音说。
　　 “人家都知道黑更半夜的不送，你就不知道黑更半夜的不走？不会找个店住一宿？”这时的德林先生脸上多了几分舔犊之爱的怜惜之色，眼中似乎要落下泪来，也学着东北口音说。
　　 这时那儿子好像忘却了疲惫之苦，突然哈哈大笑起来。他两步走到老爹跟前，两只粗糙有力的大手，同时抓住了老爹的两个上臂，对着从他进门就坐到椅子上一动也不动、眼皮都不抬的老爹说：“不想老爹，我还想您的孙子嘞”，这时他见老爹缓过了心情就调侃起来。只见他走到门口，从大包小包中挑出一个不小的包包，举示着说：“东北‘三宝’！”
　　 “哎---”德林先生不屑地说：“高丽参、鹿茸，中药店就没缺过货。”
　　 “我捎的是乌拉草，火车箱里睡觉，当枕头用的。去年你说没见过。”
　　 哄堂大笑，争着看乌拉草。
　　 这情景，我亲眼所见，几十年了仍历历在目。他们父子融洽之情，我很羡慕。
　　 骨肉亲情，莫能如是哉。
　　
　　 三、仗义执言疾恶如仇
　　 德林先生禀性正直，主持公道。可他与任何人都没有个人恩怨。几届院委会，他都全票当选为群众委员。几届院长每有大事不决，都找他商量，都能迎刃而解。
　　 我到医院的第一天，母亲即对我说：“二先生（街坊邻居都这样尊称他），最说事，到医院除了照顾好你的师父，就是多连随他，别近钱财。”我有时间就到药库帮助他泡药，切、晒、收拾。时间不长，他对我说：“你愿上药库不？我可以给院长说说，估计能行。”我是行过拜师礼，有过承诺的。师父当时已六十多岁（当时没有退休制度），瘦弱多病，工作又特忙。当时我未加思索就说：“师父没法照顾了。”他很理解我，从此再未提及此事。后来我知道，是我辜负了他的一片好心。就在那一年年关，上级拨给医院二百元年关生活救济。经群众评议，德林先生应得二十元的救济（当时医院人均工资每月不到三十元）。当最后大会公布评定结果时，他当众却说：“我不要了”，指名道姓地表态给我。他说：“他家比我家更困难。”得到了大家一致的掌声。那时的我不在编制，根本没有得到救济的参评资格，却意外得到。这样的好心，怎能不让人感动终生。
　　 在那个被诅咒的“文革”时期，我还年轻，不谙世事。德林先生见我草率地发表自己的思想，对我曾经很严肃地说：“你知道‘右派’是怎样打成的不？”我当时虽已明白这话意在儆诫，可我被卷入到那场旋涡之中，等到如梦方醒，想跳出时为时已晚。一天深夜，我还在照顾我年老多病、日渐沉重已卧床不起的师父。夜深人静，我听到德林先生由远而近、异常沉重的脚步声，他推门进来给我说：“你愿去哪个大队（即行政村）卫生室？”他举了当时两个在当地最出名富足的重点大队，说：“我去给你联系。”那天因为师父病重，我没参加会议。我当时就明白：我被挟嫌辞退了。百感交集的我说：“二大爷，我哪里也不去，师父这个样子，我走了，人家笑话我……我回家种地，有时间来照顾师父……”。我觉得我是师父的拐棍，已是寸步不能离了。
　　 德林先生听着我流泪说话，不停地吸着烟，站了很久很久。在那个深夜，他独自踱步而去，我没有去送他。
　　 天刚亮，一夜未睡的我，和师傅说了一声，回家告知。等到我又匆匆回到师父的床前，师父对我说:“德林先生去公社党委了，你去接接他。”可还没等到我走到门口，他又叫住了我，说什么也不叫我去了。
　　 就在那天上午，公社机关党委书记李继启到了医院。注射室护士田金兰借机发一通牢骚：就是个走资派，重新上台就公报私仇撵人回家。又说：“医院就这一个中医了，学了十年，伺候老师十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党的中医政策还要不要？”她点名道姓越说声越大，不怕任何人听见。
　　 一番大义凛然入情入理的话说动了那位书记。他又找其他人座谈，其中就有我的师父和德林先生。后来那位机关党委书记把事情汇报给了党委会。医院那位领导被叫到党委，从而我被辞退的事叫停。
　　 事后德林先生再没有说起那件事。只是那些天他一直有一种掩饰不住的喜悦之情，面带矜持又有得意之色的微笑，看到我，见前后无人拍着我的肩说：“伺候好师父，多看看书吧。”尤其是后一句不无责备之气。话虽简单但入木三分，至今也没敢忘记。
　　 我知道，护士田金兰一番大义凛然、掷地有声的话，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但更离不开德林先生仗义执言的功劳和我师父的苦衷。按理说，事情的起始原由与我“文革”初期莽撞从事有很大关系，我不能不自责。那时我仅是个不在编制的学徒，连个团员都不是，却能惊动上级党委。我并没有寸功寡恩与他们，却能到如此的顾怜，我想都没有想到。
　　 现在，我已是七十多岁的人了，是一个月薪能领到六七千的教授级别的国家退休干部，丰衣足食。我还在，可德林先生他们这些有恩于我的人都不在了，我把他们都快忘记了。想起时只有自己对自己说：“应该谢谢他们”，这样苍白无力的话，我很惭愧。
　　 德林先生心胸宽阔，和谁也没有利害冲突，口舌之争。可他深明大义，疾恶如仇。他说大人物讲忠，平民百姓讲孝，不忠不孝之人，余事不足与论。一个暑热之季的深夜，我在值班室诊断床上纳凉，不知他在和谁说话，也不知他们说了些什么，突然他扑扑踏踏地脚步声走到我的床前。我坐起相问，他俯身小声但语调异常沉重，气愤地说：“xxx不兴长命。我是熬不到了，你一定能看到。”我很愕然，他和那人平常关系很好，何出此言？谁知他和我说罢，没等我发问，扭头就走，我很茫然。直到一两个月以后，我才听别人说那人行为不尊，铸成不孝大错，是使人气愤的事件原因。可从此以后我们二人对于那人那事再没有二次的对话。真想不到十年而别，那人年富力强突然暴亡，我惊叹其预言准确。
　　 先生从不信鬼神，他说人就是鬼、神。我知道那晚那话，是他疾恶如仇愤怒已极，又无可奈何的诅咒而已。就如同“自作孽不可活”那句世俗的老话，不过是人们自圆其说的说教、套话而已，不想却被他不幸言中。使人觉得冥冥之中有一种可怕的力量……哎，公道自在人心！天理人心，原不可欺。
　　
　　 四、兄弟溺爱之伤
　　 德林先生有一个老哥，一个三弟，都循老支，宅心良善。然一木三枝又各有不同。老大爱清闲，凡事不与人争。又好命，儿女双全。尤其是他有个好女婿，是他家早年掩护过的抗联的老八路干部，照顾他不少。早年弟兄们分家时他不要药铺。他说：“这活我干不了”。老三从小混街市，在当时最兴旺，最有油水的粮布行做交易。轻松热闹，进项钱花不了。吃喝玩乐惯了，分家时他也不要药铺。他说：“从秤戥星子中抠钱花太慢，又操心还担风险”。就这样药铺折价三分后，德林先生继承了祖业。解放后，“公私合营”，私有经济国有化时，药铺收归国有公立医院。只是德林先生身份成了公职人员而已。上个世纪五八年以后，鲁西南饥饿不堪足足有三四年。老大一家不用说自有人照顾，老三则迥然不同，晚年游手而闲，乍贫难改旧家风，仍自嫣得不得了。几个闺女相继出嫁，那年头自顾不暇，照顾他的也只能是杯水车薪而已。德林先生对他没少照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