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到了，一个熟悉而远去的身影伴随着缕缕哀思涌上心头，他，就是教我们初中数学的何兴隆老师。
　　 提起何老师，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土坪中学读书的学生几乎都有深刻的印象。他身材矮小，五十多岁，头发花白，慈眉善目，尤其让大家难忘的是他上数学课时拖得长长的“x——y——”，这声音婉转悠扬，悦耳动听，差不多成了何老师的标签。
　　 何老师讲课干净利落，从不拖泥带水，不讲与课堂无关的事。他每次上课都是提前进教室，从不拖堂。他上课由浅入深，思路清晰，通俗易懂；他的板书工整、简洁、明了；他任两个班的数学课，一个班五、六十个学生，每天要批改一百多本作业，但他却一丝不苟。每次批改时除了判断对错，指出错误的地方，还常常用心写几句激励或者鞭策性的评语。我们的作业本，比小学生作业本要宽一些，在那经济拮据的年代，他手把手的教我们把作业本的页面对折为两部分，左边写完了，再写右边，这样做既不浪费，又很美观。他要求每个学生准备三个作业本，一个做课堂练习，两个做课堂作业。课堂作业分甲、乙两本，轮换做。每个同学的作业本他都根据组别、座位写上编号，交作业本、发作业本都很省时间。我们学规矩，大概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何老师有时也幽默。他讲例题，当计算结果为零时，他装出一副遗憾而狡黠的表情说：“哎，空做了空做了，等于零。”然后引来一阵笑声。他点名提问时总是别具一格，他明明知道你叫彭志德或者叫段世明，他却慢吞吞的说：“你叫彭，彭志什么德呢？”或者“你叫段，段世什么明呢？”
　　 那时，几乎看不到课外资料，也买不到单元测试卷。每次单元测验，何老师都要独自完成出题、刻蜡纸、油印等一连串的工作，每次测验他都要熬好几个夜。出题，没有资料书借鉴，试卷难易程度，试题类型、题量、分值都全靠自己拿捏。刻蜡纸是个技术活儿，刻轻了，印不明，看不清；刻重了，蜡纸会被刻破，油印时，油墨就从破处渗出，不但印不了两个班的试卷，还会严重影响印刷质量。每次测验，他总是当天熬更守夜的改完、登好分，做好质量分析。
　　 每个单元测试一次，一学期每个学生收一角或者两角钱购买白纸。学期结束扎帐，如果出现“财政赤字”，他自己掏腰包填补亏空，倘若有结余，就退给我们。记得有个期末退给我们每人五分钱。
　　 何老师是五十年代的师范毕业生，教材不断改版，他的知识也在不断更新。有时候，同学们不知从哪里找一些难题、怪题来问他，他思考一会，不能解答，就一边挠脑壳，一边面有愧色地点点头说：“这个这个问题有点难，嗯，我再思考思考。”第二天，当我们都以为他已经丢开这件事了，没有想到他上完课后利用课余时间给我们讲解。
　　 何老师关心爱护学生，从不打骂学生，就是批评也很委婉，但却很有力。他因为年事高，没有当班主任，除了课堂上，和我们接触的时间不多。他熟悉同学们的面孔，了解同学们学习情况。但有的同学以为自己学习不冒尖，也不调皮，认为他老眼昏花，认不出自己，就肆无忌惮的有些放纵，上课东歪西倒，甚至搞起小动作来。有时被他冷不防点出名字，吓了一大跳。他不但说出你家住哪里，还说赶场天碰到你的爸爸或者爷爷，摆谈了些什么什么内容，让你顿时无地自容，马上改“邪”归正，不敢再调皮捣蛋了。有时，他轻言细语地说：“你爸爸妈妈脸朝黄土背朝天，太阳一背雨一背的在山坡上做，你在教室不遭太阳晒，不遭雨淋，哈哈，你们全家人吃饭，就你一个人读书，辛苦你了，劳累你了！”被批评的同学总是在全班的笑声中无比羞愧地低下头，不敢再造次了。遇到学生课堂上打瞌睡，他就喊同桌把他叫醒，或者用商量的口吻说：“你看你看，是不是到最后一排站着听一会儿，把瞌睡请走？”或者不温不火地说：“同学，教室打瞌睡，怕整感冒了，你还是到寝室睡一会吧！那里更舒服些！”于是，这个同学的瞌睡就被大家的笑声赶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