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有人说，为什么地球是圆的，是好让失散的人儿再相逢。
　　 这话，最近在我的身上应验了。
　　 两周前，一直潜水不吭声的洪，突然发给我一条留言。
　　 我点开一看，留言不是洪写的，而是一个姓宁的人写的。
　　 宁说：在阵地网站看到散文《故乡的辣蓼花》。文章以一个情字贯穿全文，深深打动了我。记起作者刘，是我的老邻居，他住四楼，我住一楼。十多年、快二十年过去了，我和刘失去了联系，不知还能不能联系上刘。我的真名叫宁某某，电话是……
　　 我看了这则留言后，不由得在心里惊呼一声：啊，事隔十六年，宁竟然又出现了！
　　 我推测：去年，我将几篇稿子发给了洪。洪又将稿子推荐给阵地网站。网站将其中这篇发了出来。宁在阵地看到我的稿子，又看到文章后头的作者照片和文字介绍，发现是她邻居刘，一股怀旧之情油然而生。于是就在我的这篇散文后头，留了这几句话。洪看到留言后，又转发给我。
　　 宁的留言，像一股清风，吹开了尘封的记忆之窗，让我重新回到二十年前那段漂泊的打工岁月之中。
　　
　　 二
　　 一九九九年十月中旬，我辞了广州《嘉应文学》杂志文字编辑，辗转来到长沙，加入老乡郑的《金田》杂志队伍。
　　 《金田》杂志，是广西玉林市文联的机关刊物。由长沙书商李与和两人合伙承包下来，加厚页码，由原来的四十八页，增加到一百一十二页，编些小说散文诗歌之类的内容，面向全国发行。
　　 我去时，这家杂志只有郑一个光杆司令。我去后，也只有两个人。两人却要办一百多页的月刊，可想而知编辑任务有多艰巨。
　　 要命的是，郑完全不插手编辑事务，他只顾埋头写连载小说捞稿费。
　　 五十块钱一千字，郑在杂志上每期会写四到五万字连载，光是稿费就有两千到二千五百块钱。
　　 那时的两千多块钱，顶得现在的上万吧。
　　 杂志编稿的任务，全都落在我一个人头上。我不分白天黑夜，忙得连轴转。凌晨两点钟，还是看清样。
　　 如果不是我在广州时，写了几十篇纪实特稿，交给打字的红，给我打出来，放在杂志上，弄些稿费，那我根本没有时间弄稿费的。我的稿费少多了，每月只有一千多一点。
　　 而郑还嫌自己弄少了，说两个老板，一月弄八万，他才两千，太不公平了。
　　 杂志出来后，出现四五个错别字，郑反而向老总告状，说我只顾写稿，不看稿子，不改错别字。
　　 两千年的八月初，老总在郑的起哄下，将我开走了。
　　 杂志招了两三位年轻人，跟着郑一起瞎干。没到两个月，杂志销量骤降。加上李总印盗版书进了班房，剩下的张完全撑不下去了，将郑和年轻人一并开走，重新招了一个在校大学生业余编稿。
　　 所谓编稿，完全是在网上七摘八摘，没有一篇是自然来稿要付稿费的文章。老总省去了稿费这一大头，开给在校生的工资，也极为低廉。这样，杂志要死不活地勉强办了下去。
　　 九月，我来到邓老板手下做编辑。
　　 邓是沅江人，我在广州《嘉应文学》杂志时，就认识来广州办事的他了。
　　 邓问过我，跟他一起回长沙做么？我当时没有答应他。
　　 没想到，我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是他帮了我一把。
　　 邓家住在河西。
　　 在河西，他按揭了一套一百多平的新房子。
　　 他和老婆，每天坐公汽来五一路做杂志和开书店。
　　 在定王台书市，邓的胖老婆，经营着一家门脸不大的书店。
　　 邓呢，租的房子做杂志。
　　 他租的房子，就在五一路音乐喷泉后头的府后街。
　　 没想到，宁的出现，让我的记忆，与府后街结下不解之缘。
　　 从此，只要一提起长沙的府后街，我就想起了宁。
　　 想起与宁做邻居的那些日子，觉得那是我来到这个世上，那里是我感觉很温暖、感情很柔软的地方。
　　 府后街，是长沙古城最老的一条街，与昔日潭州衙门仅隔着一条街，可以说是老衙门的后院。
　　 府后街的周围有黄泥街、邵阳坪、都正街、府正街、浏正街等小街小巷。
　　 这些小巷，像城市这棵大树伸出去的枝丫一样，给老城带来稠密的人烟，同时也带来浓厚的城市风情、历史文化、以及岁月的沧桑气息。
　　 一间连一间的铺子，对街而开。吃穿住行，样样都有：小炒排档、蒸菜盒饭、按摩松骨、美容美甲、二手手机店、修车补胎店、时时客满的麻将茶馆。
　　 青葱的长沙妹子，静坐在铺门口，看着过身的行人。
　　 乡里进城的妇人，撅一个大屁股，在水盆边洗碗洗菜。
　　 一小伙在丁字胡同的档口，坐下来弹起了电子琴。一曲《走进新时代》，悠扬的曲乐缠绕得行人，放慢了脚步。
　　 深深的胡同弯弯绕绕，七伸八拐。初次进入，不知深浅，给人神秘难测的新奇与茫然。
　　 小街也是城市巨人的毛细血管，小街的繁荣，给城市增添盎然的生气与活力。
　　 走在这条窄窄的小街上，据说过去能听到，衙门里传来清晰的升堂吆喝声、拍打惊堂木的噼叭声，以及一彪官吏人马、奔驰过去的得得马蹄声。
　　 这些，对于一个打工漂泊者的我来说皆无关。
　　 而自从结识府后街的老住民宁，从此就与我有了前世修来的缘分。当然，这只是佛家说的禅语，凡夫俗子不必非得相信。
　　 宁一定是记错了，我与她住同一栋楼，不是在四楼，而是住二楼。
　　 她住一楼没有错。每当我上楼时，总会习惯性地看楼梯左手边的宁家。看门打开没有，看她在不在门边。
　　 有时候我从宁家过身时，不由自主地寻思：宁是一个人住，还是有老公住在这里？好想走进她家看一看，里面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在长沙待了几年，还没有真正认识一个长沙本地人呢。好想通过宁，了解长沙人呢。
　　 记不起我第一次与宁是怎么认识的了。反正我只要看到她，就会跟她打招呼。
　　 宁个头不高不矮，单单瘦瘦，乍看一眼，很清秀的样子。
　　 她说话的长沙口音不太浓，是普通话加长沙本地腔的混合口音。
　　 那时的宁，夏天傍晚出门，喜欢披一条自己亲手钩的白丝巾在肩上。合身得体的旗袍裙，配上雪白的丝披肩，将她颀长的身材，衬托得更为素静与清秀。
　　 我第一眼看到她这幅装扮出门时，不由得于心里暗暗赞叹：省城女人就是不一样，格调高雅多了。
　　 现在想来，为什么我很珍惜与宁相处的那段岁月，是因为那段日子，是我人生的低谷时期吧，她是我情绪低落时的一剂安慰，是我看不到曙色时的一线光明。
　　 在长沙快三年，从金田杂志转到邓老板这里，先是做丛书。一编就是十来本。
　　 后做《雪峰》期刊。连做三期后，改做《关东作家》杂志。《关东作家》仅做两期就停了。
　　 邓给我开的工资只有一千块钱。比在广州邹总手上做的一千三少多了。
　　 而且邓开的工资，不是按时发放，老是拖欠，有时一拖就是两三个月。
　　 这让我很纳闷，家里要钱催得紧，我只好厚着脸皮请求邓把工资发给我。
　　 在邓的眼中，我就是一个可怜巴巴的讨薪农民工吧。
　　 虽然包吃住，一日两餐供应，自管早餐。吃得勉勉强强，能温饱就行。住的地方，就不讲究了，我住在二楼一间租屋的办公室里，隔间是做饭的一对夫妇住。
　　 夫妇是邓的姨姐、姨姐夫。姨姐夫一家，也是沅江人，农村的木匠师傅。说不来长沙和姨妹夫做事，在家里干木匠活，还挣得多一些。
　　 老婆对他说：“挣得多，也累得多。这里好耍多了，总得图一头。”
　　 男人回答道：“也是的，权当来省城看世界吧。”
　　 邓的老婆一大家子，全在长沙做书生意。
　　 连八十多岁的老娘，也到省城享福来了。
　　 阿舅子那时快三十岁了，找了个长沙女校的大学生，正准备结婚。他也是书商个体户，自己当老板。
　　 大姐和大姐夫住在长沙黄泥街的租屋里。黄泥街隔府后街很近，大姐有时候会弯到府后街，找她的妹妹，也就是邓的夫人玩，说说家长里短。大姐在定王台书市，也有一间门面卖书。
　　 姨姐夫与邓的老婆，一道看守书店和仓库，当当搬运工，为邓装卸货物。
　　 姨姐做饭。中午和晚餐，邓的一家三口，与我们一道进餐。六口人，男男女女围着一张矮桌子吃饭。炒的菜，夹一轮或者两轮就见了底。饭倒是管饱。
　　 寄人篱下，就不要奢求那么多了。把自己放低，低到尘埃里，好丑不做声，日子是一天一天的熬着过。
　　 唯有楼下的宁，她一出现，就让我心软软的，妥妥的，漂流的浮萍，有了止息的依傍。
　　 后来，邓在同一小区另租了一套间，辟为办公室。我从二楼的租屋搬出来，搬到新的办公室去了。三室两厅的大房子，只有我一个人住在小卧室里。
　　 到吃饭的时候，我得回到原来的租屋去吃。
　　 人生在世不称意，孤身于别人的城市，周遭环绕着的只有陌生与冷漠。
　　 而宁呢，与她打招呼时，露出温暖的微笑，雪白的贝齿像珍珠一样，向我展示人性的美好，让我内心充满纯净的温情。
　　 每次经过一楼时，只要宁出现在家门口，我就会跟她打打招呼：“你好！”
　　 她启齿一笑，回道：“你也好！”又问我，“准备去哪里？”
　　 我说：“去定王台买小报。”或者说，“去省新华书店看一看。”
　　 她赞道：“嗯，你是文化人。”
　　 我谦说道：“不是，只是打工的。”
　　 她否认道：“你不是普通打工的，打的是文字工。”
　　 其实，我与宁的交集交并不多。
　　 上下楼梯时，宁家的门，老是关着的。
　　 宁极少出现在家门口。
　　 没看到她，心里就袭上一丝莫名的茫然和惆怅：“宁一定是关在屋里不出来了。”或者“她到哪里去了，怎么看不到她了？”
　　 听宁说，这边小区的这栋楼里，一楼六十平米，她一个人住着。四楼还有四十多平米，租出去了。
　　 在府后街的另一小区，她还有一套一百多平米的房子，给女儿一家住。那时候，女儿已经结婚，有孩子了。
　　 白天，宁一般待在女儿家中，和女儿带孩子和做饭。
　　 只有晚上才过来睡觉。
　　 没看到她的时候，我就想，一定是去她女儿家了。
　　
　　 三
　　 我与宁同住一楼的时候，她来过我所在的二楼房间，看到我有一台手提电脑。
　　 那是一台很原始的四八六。虽然是东芝品牌，可在那年代，四八六也早就淘汰多时，速度慢得像蜗牛，不能上网。
　　 可对我来说，四八六能打字写文章，就绰绰有余。
　　 宁来看我的时候，我正端坐在电脑面前打字。她站在我的身旁，一边看我在键盘上胡乱起落着手指，一边说：“啊，你会打五笔？”
　　 我边打边回道：“会一点。”
　　 宁说：“看你打得这么熟练，那不是会一点的事，而是蛮会打五笔了。好想跟你学五笔呢！”她冲我笑了笑，又问道，“你收我这个徒弟么？”
　　 我不假思索地答应道：“收你这个徒弟。”
　　 宁开心地笑了起来：“要得，我一有空，就来找你学打五笔。”
　　 我搬到新办公室后，宁来过我这里一次。
　　 那是晚上八点多钟的时候。
　　 我去湘江大桥附近走了一圈回来后，刚落座，就响起了敲门声。
　　 我起身去开门。没想到是宁。
　　 宁站在门口，一件无领短袖白上衣，下着一条黑色的七分裤，她笑着说：“来看看你打字。”
　　 我说：“欢迎，进来吧。”
　　 她跟随我进入房间，在小卧室的写字台前，静静站着，我招呼她坐，也不肯落座，站着看我打开的电脑，说：“这电脑不错嘛，字迹不大不小，看得蛮清楚。”
　　 其实，那时的四八六，显示器连彩色的不是，只有黑白两色。
　　 液晶屏近看有密密麻麻的横纹，侧着看，字迹很模糊。
　　 宁问我：“你这里应该有杂志看吧？”
　　 我说有。说着就去隔壁办公室取了一本最新的期刊《雪峰》杂志，递给她。
　　 她翻了翻，问道：“哪篇是你写的？”
　　 我翻出一篇《月下漂流》的短文，给她看。
　　 “写得蛮好咧！”宁认真看后，夸奖道，“你的文笔好，文章很有意境，蛮喜欢看。”
　　 她拿着杂志，请求道：“借给我回去看好么？”
　　 我说：“你拿去吧。”
　　 宁说：”要回去了，下次再来请你教打五笔。”
　　 说罢，就转身往门口走去。
　　 我送她到门边，问一声：“什么时候来学五笔？”
　　 宁说：“现在还不能定，到时候再说吧。”
　　 这是我在长沙三年，接触到、并有交集的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女性。
　　 邓总租屋对面的沅江老乡妇人，喜欢上午来我们这边玩。
　　 这个高颧骨、高身量的年轻妇人，抱着孩子走过来，边逗孩子边对我说：“你怎么不回邵阳看老婆，也不找女人呢？”
　　 “……”我没有回答她。
　　 宁晚上去我住处的消息，像无腿的风，传得飞快。
　　 第二天中午，做饭的邓总姨姐就知道了，她一边切菜，一边跟对门的女人说，我昨晚和宁约会办公室的事情。
　　 她俩在客厅的窃窃私语，被坐在里间办公室的我听到了，心里很烦，很有气：嚼舌头的女人，和宁见个面，关你什么事？要是干了出格的事情，岂不闹翻个天了！
　　 与宁还有一次交集，那是我快要离开长沙的二零零二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