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如今，那种老式的屋檐、老式的瓦房，已经很少见了，麻雀的生存空间也大为狭窄。从前，人之无情，雀何以堪；如今，人之有意，雀谁与归？
　　
　　 十、上房揭瓦
　　
　　 土豆花开的时候，麻雀就开始孵蛋了。从麻雀叽叽喳喳地絮窝开始，我们这些调皮捣蛋的孩子们对上房揭瓦掏鸟蛋就已经觊觎好久了。那时我们小赵家只有生产队有瓦房，但是房顶一但上人，半个村子都能看到，大人们是不会允许孩子们上房揭瓦的。曾经有一次我们才登墙头上房，就被队长田宝国发现，从房下扔土块让我们下来，鸟蛋没掏到，还挨了顿骂。
　　 一个礼拜天，赵三、吴大春我们三个一合计，柳家中学都是瓦房，麻雀做窝多，又僻静，正是掏鸟蛋的好去处。中学房屋没墙头可上，赵三就从他家把梯子偷出来，我们三个抬着梯子兴匆匆地来到中学院里。我们选准第二趟房中间的瓦房，把梯子架到北墙，正要往上爬，校长董万德不知从哪里冒出来，大喊一声，不许上房！我们三个立即撒丫子跑开了。董万德追了几步追不上，眼巴巴地看着我们越过矮墙，逃离校园。
　　 我们正在庆幸侥幸脱险，如果当时已经爬到房上，就肯定被抓了，赵三忽然一拍大腿，不好，我家的梯子丢在那了。我和大春说，别要了，回去肯定挨抓。赵三不干，说他爸知道梯子弄丢了，会打他半死。让赵三自己去找董校长要梯子，他又不肯。我和大春只好硬着头皮陪着赵三回到校园。我们一看，梯子已经斜立在校长办公室窗前。董万德从办公室里看到我们三个探头探脑地，就出来把我们三个揪到办公室，对我们一顿训斥，又让写保证书，站了好久，这才放我们回家，梯子也还给我们了。抬着梯子回家路上，我们三个议论说，再过两年就升中学了，老董头会不会报复。又说，不会的，看他那么大年纪了，过两年就退休了。结果是，过了两年，我们都从赵家小学升入中学，董校长根本没提这事，也许没当回事，也许早就忘记了。一直到初中毕业，董万德也没退休，还是继续当校长，后来又调到沟帮子三高当高中校长，很多年之后才退休回乡养老。儿时的想法真是太天真了。
　　
　　 十一、民间正骨
　　
　　 柳家中学，位于小赵家屯和大赵家屯中间，距我家只有大约三百米的路程。而我童年就读的赵家小学，反倒离家稍远一些，在大赵家屯中间的位置。柳家中学有一个阔大的操场，四周绿树成荫，体育设施也较多。因此，童年时，每逢假日，小伙伴们就经常去离家既近又好玩的柳家中学去打闹嬉戏。
　　 一天午后，我和孩子头王福林、赵三赵志双、大眼珠子李国库等童年玩伴在柳家中学操场玩逮人游戏。中间休息时，我双臂吊在篮球架的横梁上打悠荡，身体正晃荡呢，王福林猛然在我后背上推了一把，我登时双手脱离横梁，身体悬空，然后重重摔在地上。落下时，左胳膊肘先着地，当时也没觉得疼痛，只是有些麻木，但起来时左臂却不能活动了。他们几个也无心再做游戏，一起送我回家。送我到当街，就都做鸟兽散了。姥姥正在我家里，向我问明情况，动动我的胳膊，这时，我才感到左胳膊钻心似在疼痛。姥姥说，肯定是错骨缝了。于是对王福林大为埋怨一番，什么不懂事了，欺负比他小的，惹事了又不敢来家道歉，并叮嘱我下次别和他玩。姥姥说，错骨缝不能隔夜，隔夜就端不上了。于是，草草地吃了几口晚饭，就带我去尚驿站找人端骨缝。
　　 尚驿站，是夏家屯的一个自然屯，距我家二里多地，隔着一条县道。尚驿站在县道南，小赵家在县道北。那里有一个老老太会正骨，姥姥认识她。姥姥带着我进入一座茅草房，炕头坐着一个慈祥的老奶奶，笑咪咪地问明情况，然后她挪到炕沿上，让我站在她面前。老奶奶把住我的左胳膊，说，孩子，让奶奶看看，别怕，伤得不重，一会就好。话音未落，我隐约听得咯巴一声，错位的关节就被端上了。胳膊马上就能活动了，也不疼了。姥姥看到外孙子的伤被治好了，很是高兴，问，多少钱？老奶奶说，前后屯住着，要啥钱，领孩子回去吧。
　　 第二天，姥姥把自己家和我家的鸡蛋合在一起，凑了一小筐，用草末蓄上，给那位老奶奶送去了。回来时，姥姥说，这是规矩，人家不要钱但不能不答谢，这鸡蛋本应该让王福林他妈给拿，要不是两家有亲戚，我非找他家要去不可！
　　 王福林是我老舅爷的二儿子，论辈份我得叫二叔。
　　
　　 十二、王洪达墓
　　
　　 出小赵家屯往东南五百米，就到了新河的南大桥。南大桥以东，复有一漫水桥，过漫水桥，在左侧的草甸子中，有一座被荒草埋没的土坟。坟前立一块破旧的木牌，上面用红色铅油写着五个大字——王洪达之墓。
　　 从我童年记事时起，到离开家乡来外地工作为止，记忆中，这个写着红字的小木牌，就始终插在那座几乎看不见拱土，也从没有人来祭奠过的荒墓旁。
　　 之所以对王洪达三字这么熟记于心，是因为在当时，王洪达之墓成了我们儿时玩伴们心目中的一个地名，一个座标。劳改四大队，田多，树多，水多，沟沟坎坎多，儿时的活动，大多集中在那片土上。每当去那里打鸟、捉鱼、挖菜、拾荒、拣柴，一过南大桥，就会看见和路过那座并不起眼的荒坟。
　　 在那个年代，尤其是文革时期，是不允许为故去的人树碑立传的。而王洪达死后，居然有一木牌权当墓碑。王洪达何许人也？
　　 据知道一些内情的长辈讲，王洪达原是大城市的知识分子，因为散布反动言论被判劳动教养，并被取消了城市户口。在高山子教养院（现在的高山子监狱）服刑期满后，就地安置，安排在砖场就业。砖场位于前边说的漫水桥东北二百多米的地方。
　　 当时人们对于这种劳教释放犯的称呼是“就业工人”，就业工人比照其他工人，是倍受歧视的。对王洪达在砖厂的工作表现，人们不得而知。但是，发生在六十年代的一件事，却使他一时成为了使人敬佩却不被宣扬的英雄。
　　 那一天，王洪达正在砖厂工作，有一些教养犯在管教的监视下，在机器前脱毛坯。忽然听到有人喊：“犯人逃跑了，快抓呀！”王洪达一抬头，看见有一个犯人跑过来。王洪达身边不远处，就是一大片高高的玉米地，犯人只要一进玉米地，就很难抓捕了。王洪达不容多想，上前拦住犯人。犯人威胁说：“让开，再不让开我动手了。”王洪达的回答是没有让开。犯人从地上拣起一块砖头，恶狠狠地向王洪达的脑袋砸去。王洪达死命抓住犯人不放，直到犯人被赶上来的管教抓住。而王洪达却倒在了血泊中。
　　 从此，在县道边，在漫水桥一侧的荒草甸子里，就有了一座孤坟和一块鲜红的木碑。
　　 多年之后，我再次回到家乡，车辆驶在宽阔的大路上，路过南大桥，漫水桥已不复存在，曾经是桥的位置，已经铺成了厚实的路基。当年那片荒草甸子，都已开发成为了田地，种上了玉米。而王洪达之墓，从此永远地消失在我的视线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