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上海人在珲春：收获了深情厚谊
　　
　　 知青这一辈子经受过无数的幻灭与失败，但在维护人的价值尊严上，毕竟加倍地奋斗过、追求过，对待人生不曾敷衍和麻木过。只要是踏踏实实地淌过血汗和泪水的，不管是否收获依然有种青春堂堂去的慨叹。尽管与前辈们打江山的戎马生涯相比，失却了那种叱咤风云的豪情、可歌可泣的壮举，然而在稚气与无奈、磋砣和磨难中，却留存下了那么多挥之不去难以割舍的“情结”，它曾在灰暗的心底里投进过亮色，在失衡的躯体中搭起过支架。
　　
　　 这“亮色”与“支架”时时在脑海中闪现。年轻时代的苦难渐渐的烟消云散、淡漠遗忘。模糊了白天筋疲力竭的农活，半夜轮流站岗放哨那无休止的困乏和瞌睡。淡化了那饥肠辘辘的躯体，在零下30度的冰雪里饥寒交迫的磨砺与忍耐。弱化了那万籁无声中思乡思亲的孤单和寂寞。遗忘了这种种难熬有开头的时光没有结束的岁月。
　　
　　 唯独与乡亲们胼手胝足放浪山野，嘘寒问暖谈笑热炕的深情厚谊让我们记忆犹新。
　　
　　 忘不了狂风暴雪夜，我高烧躺在炕上难以下咽玉米窝头，阿兹妈妮闻讯将自家仅存的一点玉米面条做了送来，上边还加了个水煮鸡蛋，那葱花的香味至今还停留在鼻息间。忘不了酷暑夏日图们江边筑堤挑土篮子，带着满腿的泥泞累倒在炕上，朦胧中只见阿巴依就着微弱的油灯，替我擦洗双脚，替我挑去脚底的水泡，那痒酥酥的滋味反而让我的泪水夺眶而出。忘不了那回放牛，有头小牛丢失在山上，待我寻找到时天已大黑，我与小牛都无法下山，队长打着手电一路呼叫寻找到山上，队长带着责备地说：“你一个人的黑夜上山，不会说话的告诉？急死人了！”我由于激动喉咙已经哽咽住了，第一次拉着队长的大手用力地点着头，多好的队长啊！那双大手一直温暖着我的心窝。忘不在田间地头一起用废报纸卷旱烟，用简单的词汇谈天说地。婚丧嫁娶一起喝酒猜拳，狂歌乱舞，我们的情感深深地融入了珲春这块黑土地。
　　
　　 第一年春节，我们集体户请了队长、老户长、老会计等来吃“上海”的年夜饭。第二天，二队老金头娶媳妇让我帮厨。除了他们早已准备的“道拉基”（一种山菜）、打糕、小鱼干、“酱沬利”（汤）等，我就地取材用木耳炒辣椒、辣椒炒土豆、土豆烧蘑菇、蘑菇拌粉条、粉条炖猪肉，外加一道上海点心——八宝饭，也弄得像模像样。席间客人们都感谢我的厨艺，一杯杯高度白酒下肚，仿佛吞下一团团火焰。撤了酒席，腾出热炕，众人围着新郎新娘唱歌跳舞。我完全沉醉在一种仙境般的幻想里，那是难得的一次超脱物质的情感升华……
　　
　　 两年之后，总算能回上海探亲。老乡们总是往我们几只硕大的人造革旅行袋里塞满土产山货，木耳、大豆、白参、黄芪，大米、小米，松子、榛子，还有枸杞子、南瓜子、黄花菜、蕨菜干……我们从上海回来，也是大包小件地铺满大炕，引得老乡挤着看。那时的上海是中国名牌的产地，且不说上海牌手表，永久、凤凰牌自行车，蜜蜂牌、无敌牌缝纫机，红灯牌收音机，九寸黑白电视机，都是外地人渴望得到的大件。我们回来通常会捎带大到涤卡中山装、的确良衬衫，的确良“假领”，小到上海卷面、什锦糖果、饼干云片糕，甚至打火石都是大受欢迎的物品。
　　
　　 每位知青成了珲春和上海间城乡贸易的实施者，从中也不难看出，上海知青的心绪与珲春老乡贴得多近啊！
　　
　　
　　
　　 （四）上海人回上海：“不回城，不瞑目！”
　　
　　 当时的城市与农村的进出转换，完全是用行政手段卡死，这显然是违背城市化发展规律的。那僵化的户籍制度人为地将城乡居民割裂开来，似乎人们天生地成为农村人或城里人，农民就命里注定永远要陷在泥土里。当时上海城市与珲春农村的差距少说也有三五十年的发展水平。所以，过着比自己的出生地的文明落后好几个年代生活的上海知青们，他们的青春真正是“有悔”得痛心，“有悔”得疾首！
　　
　　 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了，开始忽明忽暗局部个别地否定文化大革命了。上山下乡插队落户本身就是文革的产物，无辜的知青为了论证伟大领袖的一句两句讲话，竟然贡献出了将近十年的宝贵青春。在农村的知青们无不企首翘盼这种变相劳改式的苦难，是不是随着四人帮的垮台也随之分崩离析，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去呢？知青们已经不再年轻，他们的前景能不能等到这迟到的暮春？腐败那时就已存在，有门路的知青在农村早已经不见了踪影，留下的全是没有社会关系的贫民子弟。再让他们为了解放全人类而继续过着这种离乡背井衣食无着的日子，显得更加虚伪与残忍。
　　
　　 知青们终于觉醒了，云南知青、陕西知青、北京知青风卷残云般地起来抗争，要求脱离农村回到城市去！社会各界也对知青产生同情与支持，认为极左路线对知青欠下的历史债必须予以解决。“上帝已死”，万岁不再。沉默太久的知青们终于爆发了，“不回城，毋宁死！”这个并不高尚的口号，却赢得了上千万知青的响应，历史低头了，历史流泪了……
　　
　　 当时上海政府也十分为难。“文革”将社会搞得支离破碎，无法一下子接纳几十万回流知青，所以坚决抵制知青返城。但中央考虑到不解决知青回城肯定要出大事。在中央的干预下上海才勉强接受。知青们可别把自己太当回事，咱们不是“宝”是“累赘”。
　　
　　 谁想成为社会的“累赘”？更何况是年富力强的“累赘”。
　　
　　 不久，留在珲春务农的上海知青绝大多数人通过假病退，顶替父母岗位等回到了故乡上海。
　　
　　 然而离开了十年的故乡上海，已经没有了自己的位置。
　　
　　 他们没有青春，没有钱没有房没有地位，却是上有老下有小，一根生活的扁担艰辛地挑着这样一老一少的两头。他们基本都处于社会底层。
　　
　　 全国1600万学子失学务农，本来按万分之一的概率也能出1000多个大师级的人才，但事实呢？出了名的知青又有几个堪比钱三强、黄万里、曹禺、老舍？由于他们耽误了大好年华，许多已近中年，刚刚返城工作、婚姻、子女、老人等问题接踵而至，无暇获得应有的文化和文凭，在城市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一代青年就这样在“伟人”手中荒废掉了！
　　
　　 知青是个大群体，除极个别“成功”了的人会将那段经历用作谈资，大多数要么麻木了，要么还沉浸在被利用、被抛弃、被耽误的心灵伤痛之中。
　　
　　 不久前，我到珲春与留在当地的上海人相聚。我愧疚地对他们说：“想当年我们同乘一列火车离开上海来到珲春，我们也曾一同呼喊过扎根边疆的口号。
　　
　　 然而我却早早离开了农村、又回到了上海，而你们仍然留在了条件不如故乡的珲春……”我们的眼睛同时湿润了。
　　
　　 当时延边地区的上海知青两万名，珲春也有近六千名，如今留下来的也就五六十名。这些真正的“扎根派”也是出于千种缘由万般无奈，他们远离了城镇落户在少数民族边陲，好像当年运载途中震落的几粒石子、遗漏的一线沙土，与建造宏伟的大厦失之交臂，不能为之添砖加瓦而沉默于山村，更不能追随绝大多数“插兄”一起成为故乡的一道风景。付出过沉重代价的“扎根派”，历史将记住你们！
　　
　　
　　
　　 （五）珲春人到上海：安居乐业
　　
　　 我们共同经历的那场以国家意志为意志的“上山下乡运动”，不仅违背了城市化的经济规律；也是对国内本来就低下的生产力的严重摧残；更可怕地是它扭曲了一代人的价值观，几乎改变了整整一代人的生命轨迹。
　　
　　 历史终于翻开了新的一页。
　　
　　 自主迁徙、自主经营带来的是划时代的变化。与上海在珲春的“扎根派”相反的是，祖祖辈辈生活在珲春这块土地上的年轻有志者，用自己的聪明能干，用自己的不懈努力，前所未有的涌动起对新生活的憧憬，向往着前辈们不敢向往的梦想——向往城市、向往幸福、也向往着大上海的生活。
　　
　　 珲春敬信乡朝阳村是我四十九年前插队落户的地方。民兵指导员老金是朝鲜族，那时也就四十多岁。整日披着一件皴得发亮的黑棉袄，袖口衣角挂着棉花条。那时生产队穷，一工只有2角9分，家家吃着救济粮。那年吃返销，成人劳动力一年只有420斤带壳的等外高粱米，满是沙子与小石头。部队拉炮的马匹吃的还是二等高粱米，我们不如一匹马。集体户也是严重的闹饥荒。饥荒催来了上海的众多食品，从大头菜到炒面粉，从年糕片到卷子面，从什锦糖到五香豆……
　　
　　 一次“大寨评分”，讲到教育革命接班人的事情，指导员说知青吃不了艰苦，从上海寄来大量的食品，这怎么能行，以后打起仗来还能上前线？我们听了莫名其妙，打仗也要让人吃饱饭不是？
　　
　　 评工分历来是个“马拉松”。待结束回来知青们已经饿得嗓子眼里伸出小巴掌，于是分头掏出食物充饥。不料指导员走了进来，大家想将食品蔵起来已经来不及。正尴尬着，指导员却挟着黑棉衣坐在炕沿上，向我们摆着手：“没事没事。队里有人反映知青从上海寄吃的东西。会上我不说不行啊！”知青们舒了一口气，随即将饼干递给指导员，显然他十分满意嘴里的味道；又递给他一颗苏州话梅，刚入口就吐了出来，一连声地说难吃；又抓了几颗糖果给他，他像吃蚕豆一般一下子嚼掉了好几颗。他告诉我们：“想不到上海的饼干糖果这样好吃，生活在大上海多幸福——”说到这儿，他自觉在我们面前说这些话不合适：“离开上海实在是太苦了你们！”我们感激能够体贴知青的指导员，又抓了几颗糖果给他，这回他却撰在手心里不吃，我们催他吃，他说：“正好是五颗糖果，给我的五个孩子一人一颗。”
　　
　　 说到孩子，指导员的大儿子金成忠比我们小六七岁。我们下乡时，金成忠在二道泡上中学，经常从公社给我们捎带信笺包裹，和我们混得很熟。高中毕业后，当上了村长。他说他知道外面精彩的世界、幸福的生活是从上海知青身上了解到的。所以他悉心培养孩子，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走出山沟，走进城市，走向大上海。他的女儿没有辜负父亲的愿望，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了上海工作。前些年结了婚成了家，有了自己的房子，将父母也接到了上海生活。丈夫许先生就在上海金融中心陆家嘴八十八层的金贸大厦上班。一家人生活在上海和睦安逸。如今，知青有活动就把金成忠也找来聚聚。我们经常会说到去世的指导员。
　　
　　 五十年前上海人到珲春务农；五十年后珲春人却拼博进了上海，名副其实当了城里人。这是不是人生的轮回抑或是命运的螺旋式上升？
　　
　　 同样也是在敬信乡金塘村。四十年前，十六名上海知青在这里插队落户。生产队高队长对远离父母的知青关怀备至。知青们也将他视为自己的“阿兹爸依”（在朝鲜语里是叔叔的意思）。镰刀缺了口，锄头断了把就去找高“阿兹爸依”修理。男生争斗，女生拌嘴也去找高“阿兹爸依”评说。连集体户揭不开锅也要往高“阿兹爸依”家里跑，其实高“阿兹爸依”家也是有上顿愁下顿的。有年冬天小黄胃痛，高“阿兹爸依”将家中仅存的一点小米拿出来熬粥让小黄吃，自己家孩子发高烧倒是吃玉米大饼子。至今谈起此事小黄总要掉眼泪。
　　
　　 三十年后，高“阿兹爸依”已经不在了。他的外孙女高红花考上了江西财经学院，成了金塘村的第一名朝鲜族大学生。不幸的是高“阿兹爸爷”的儿子又突然去逝，家中没有能力供红花上大学。这年夏天正巧集体户小吴去东北出差，特地到金塘村去看望乡亲。当见到愁眉苦脸的红花时，小吴当即表示一定要让红花上大学。消息迅速传到了分散在全国各地十六名当年在金塘村的上海知青。一时间原集体户户长张妙旗接到了来自上海、四川、江苏、浙江、广东、安徽的电话和书信，大家一致表示愿意资助高红花上大学。大家认为当年高队长是我们的“阿兹爸依”，今天我们是高红花的“阿兹爸依”和“阿兹妈妮”，我们有责任资助她上大学。于是你出主意他定方案，一份“四年大学的资助方案”落实了。其中有不少人已下了岗、退了休，在不多的收入中硬是挤出了一份资助款，说什么也不让减免。
　　
　　 那年春节，十六名曾在金塘村插队的上海知青集体出资邀请高红花到上海，与从未见面的上海的“阿兹爸依”“阿兹妈妮”见了面。乘此机会我托户长妙旗将《回望中国知青》和《白山黑水—一个上海知青的尘封日记》两本书转交给高红花，让她了解当年的上海知青是怎样远离故土，又怎样将当地的“阿兹爸依”“阿兹妈妮”当作自己的亲人的。同时我也担当了高红花在上海的“阿兹爸依”，就是将自己纳入到第十七名资助高红花上大学的“阿兹爸依”“阿兹妈妮”的队伍中去。
　　
　　 高红花大学毕业后，一心要到上海来工作，一是向往上海的大城市气魄，二是上海还有这么多的“阿兹爸依”“阿兹妈妮”。如今，她在上海有了自己的事业，也有了自己美满的家庭。
　　
　　 上海人与珲春人，前后五十年截然相反的两种命运，你能不惊奇吗？
　　
　　
　　
　　 结束语：追求世界文明珲春上海续写两地书
　　
　　 如今的文明世界，有一半的人类已经生活在城市中。我们国家也进入了这个行列，2050年城市人口可望超过70%，达10亿人。到2050年，世界城市人口将达到60亿。文明城市的创建是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载体和有效手段，也一直是人类共同探索美好未来的互动场所，它讲述并预言着世界的改变。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从乡村文明到城市文明，从高碳文明到低碳文明……人类不懈追求城市化的进程在文明史上留下醒目的足迹，城市化成为人类社会进五十年前步的标志。这是一场不断期待的文明预演，这是一场精彩绝伦的发展征程。
　　
　　 我们应该庆幸的是，终于走过了那种种的闭塞与无知，终于迎来了科学发展的春天。在科学的春天里，上海这座城市已经成了中国大陆第一金融中心，正在向着世界更高目标挺进。
　　
　　 珲春，一个几经跌宕的边陲小城，在上海这个老大哥面前还是一个初学走路的小弟弟。但是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和国家优惠政策的扶持，
　　
　　 已被打造成吉林省东部重要的商埠。原来的珲春镇只有2万人口，现在的珲春市人口已经达到23万了。珲春地处东北亚“金三角”，独特的区位优势，完善的基础设施，优良的投资环境，越来越得到“老外”们的青睐，纷至沓来的外商在这片热土上寻找着他们的“黄金海岸”。
　　
　　 珲春，你的儿女不但走向大上海，而且还远赴韩国、俄罗斯、朝鲜、日本等寻求新的机遇。上海知青也引导资金去珲春寻找商机。珲春与上海、朝鲜族和上海人通婚联姻、移居联络，不胜其数。我们相信今后将会源源不断地各自输送着新的信息营养来反馈报答自己的故乡。珲春与上海将迈开国际化都市的步伐，走向日本海，走向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