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子和我有一样的任务，到周日，须在牲口去饮水的路上拾粪。我们自小就有一种意识，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拣回来的东西必然能够添补捉襟见肘的生活。后来出事故了。一次拾粪时，平时听话的灰毛驴突然扬起了蹄子，一下子命中了兔子的嘴巴，他没有喊疼，只感觉到了麻木，随后捂不住的血水从指缝里挤出来，打湿了他单薄的衣衫。这让我一下子想起了旺子妈流血的嘴。血怎么就这么多呢？人到底有多少血呢？赶牲口去饮水的兔子爹赶紧把兔子抱回了家。半月后，兔子又能出来拾粪了，只是下嘴唇上长了个豌豆大的肉包。村里一位唯一在公社卫生院工作的大夫，热情高涨地跑到兔子家，建议由他亲自主刀，割掉兔子嘴唇上的肉疙瘩，兔子爹妈没有答应，理由是怕兔子再受一次疼痛，何况那东西并不影响吃饭，再说家里没有可供手术的三四元钱费用。
　　 兔子嘴唇上的肉疙瘩的确不影响吃喝，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影响美观。假如不是嘴唇上原因，我坚定不移地认为他是个美男。后来，我们长到谈婚的年龄，他爹托人为他说了几个对象，都因一个肉疙瘩而宣布告吹，从此，兔子就萎靡不振。兔子爹妈相继抱着遗憾离开人世后，留给兔子一道破败的院落，心灰意冷的兔子只操心着二亩庄稼，独自艰辛度日。
　　 前年见他时，他差不多五十岁了罢的。见他头发无光散乱，眼神游移不定，一副落魄的样子实在叫人心里发痛，说，怎么不把头发理一下，他说，理了又就长长了，叫自由自在长着更省事。有人问他这样活着的感受，他说，能活着就已经不错，“瞧，有的人不是已经死了么”。我知道他指的是哪位。
　　 这位我几乎淡忘了的同龄者，若不是被作为“活着”的教材所提及，我还真记不得他了。从兔子家出门，朝西走过去，是柱子的家。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柱子为了婚姻大事，在外拼命打工，并将自家的旧瓦房翻修一新。新房子作为可拿出台面的资本，他终于结婚了，可父母之命的夫妻感情并不是很好。据人们说，为了使他们过上正常夫妻生活，柱子的父亲特意在盘土炕时，把中间弄得低些，期望他们能滚进大人设计的生活中。可没有，一年后，女人毅然远走他乡。两年后，柱子因病死亡。
　　 好像一切存在与失去都有一个强大的理由支撑着，不可辩解。
　　
　　 四
　　 我对京都的记忆其实是从他的爷爷开始的。
　　 兔子家后面是京都家，离饲养院很近。京都爷爷年龄太大，除了老人家的几个侄子，村庄其他的老少不论辈分，大都称他“七爷”。为什么呢？时间久了，我便明白这不仅只是一个排行，更有对高寿老人的一种尊敬。七爷不上工，主要任务是靠在饲养院的前墙根下晒太阳，不管有没有太阳。
　　 过年，可以就着油饼吃肉片，每年只有一次，是多么美妙的日子，但七爷仍然靠在墙根下。他坚持不就着油饼吃肉片，认为那是遭大罪，意味着把人间福气享尽。他用跑风漏气的嘴说，“好多人不知道以前我们受过的苦”。他会拿我曾祖母的例子证明他所说的一点不假。说前些年，我曾祖母从生产队的食堂里打了一瓦罐菜汤回家，经过上巷子时不小心摔倒，菜汤洒了一地。我曾祖母赶紧用手把糊口保命的菜汤掬进瓦罐，瓦罐里不乏羊粪和柴草。因为他说的是我的曾祖母，我用袖头擦一下鼻涕，表示深信不疑。
　　 我听说，七爷还对“电”很有质疑。村庄里在外工作的人很有经验地告诉大家，城里用电照明，用电开动车床。七爷觉得那简直是开不着边际的玩笑，是见过几天世面的人糊弄乡下人。他会用典型事例说明他说的是对的。他家有一把两节五号电池的手电筒，连续使用一个小时后就会光线变暗，也就是说，“电”不经用，那得有多少电池啊！后来，村庄里有电了，面对那瞬时的通明，曾经同样有过疑问的人惊讶得十分夸张。一只小小的玻璃球，竟然发出了光线，将低矮的小屋照得通透，许多人的影子互相交织着。有人想弄个究竟，把旱烟锅挨到灯泡上去，但没有像凑到油灯前那样如愿以偿地，终究明白那不是火。终于有人解释光是怎么进入到灯泡的？线，是电线，那家伙就是顺着电线进去的，那个开关，好比闸门，拉一下电就涌了出去，再拉一下，电就堵在了电线里。只可惜，七爷没有看到队里通上大电，也就是说，也没有等到我们这些娃娃长大娶妻，就去世了，似乎终结了一个时代一般。
　　 七爷靠在墙根下，一直看到小学生放学才回家。他会扬起青筋暴突的手说，“孙子京都回来了”。京都听见七爷叫他，有时会摸下七爷的胡须，有时会径直扬长而去而去。京都这名字太拗口，怎么读都没有柱子、丑蛋、大牙顺溜，我那时一点无法理解。看来七爷颇有些学问，对他的这位孙子寄予了诸多的期待，从古代走出来一样。京都总是一副长不高的样子，偏胖，短脖子似乎永远缩在衣领里。他是七爷唯一的孙子，没有人不相信七爷把所有的营养品都私下送给了京都。
　　 那时，闯社会拼天下是我们每一个农村少年的梦想。京都上完小学就辍学在家，我一九八六年过完春节离开老家后，听说他也离开老家闯荡了，具体去了哪里，没有人能明白地告诉我，只是含糊地说，可能在深圳，也可能在广州。第二年夏收时节，我回到老家，一天上午，母亲从院门进来给我说京都找我，我竟然有一丝惊讶而又有一丝平静，这种心态至今我也说不清原因。
　　 刚离家的人都眷顾老家，这是我们回来的唯一理由。京都真会选地方，我出门去，见他就在我家门前的小树林里坐着，口里含着一根草茎，手里摆弄着一朵掐下来的野花——其实是我家树林子里的花。我们竟然很仪式地握了一下手，又用那种貌似阅世颇深的眼神打量对方一番，盘腿坐在了草地上。他说，他已经在深圳混了，在一家大公司混得很不错。深圳，对我只是个地理上的概念，全然没有想那会是多么高大上的地方。
　　 我们没有说多少话，就那么坐着，一直临近中午。分手时，他似乎有话要说，可就是不说出来，只是拉着我的胳膊不放。疑惑中，从那乞求的目光我才明白，他看中了我腕上的一块当时很流行、很时尚且会报时的电子手表，意思要我送给他。我这才记起他一个上午游离不定的眼神，但我婉拒了。我并不是吝啬的人，但这表是大哥攒钱买的，我也喜欢它。更何况，一个在深圳混得很像样子的人，难道稀罕这么一块表！
　　 自此，我一直没有再见到他。倒是他的父亲我却见过几次。他的父亲个子不高，眼睛似乎一直不大好，一只经常半眯着，可他却能老远分辨出对面的来人。有次，我碰见他时，他正赶着毛驴去耕地，我全然不知他在故意躲避着撞见我，我就追上前去问京都的情况，他好像有些不情愿言说，只是说在南方当官哩。不错，厉害！感慨之时，我把京都作为努力改变人生的榜样，学说给其他人听，但他们口气坚定地说，不会的，不会的，怎么会呢！
　　 后来有人告诉我，京都自打出门，一直没有在正经行当上混，他身上有好多伤疤，天知道他挨了多少打。我猛然记起那次见他时，他腕子上的确有一条疤痕，十分酷似刀伤，我还惊讶地问过他是怎么回事，他轻描淡写地说，是工地上的卷扬机发生故障后打出来的。所幸后来我在工地上见过卷扬机，方知大家所言不虚。但我一直关注着他的消息。还好，奔波之时，会有无法求证的消息入耳，有人说他已经从世上消失，有人说他入了牢狱。
　　 都不是。刚进入二十世纪，年近四十的京都回来了，穿戴齐整，俨然老板。更令人们刮目相看的是，他还带回了一个鲜亮的女人，说是要在老家举办婚礼。这些年，能找个媳妇回来，相当于给村庄找回宝贵的财富，消息传开，村庄立即兴奋了起来。京都爸很快与本家们合计了好了日子，几天后，婚事热热闹闹地办了。人们亲眼所见，那女子个子高挑，皮肤白净，像个在都市生活久了的人，并且，她很懂得乡下礼节，见人称呼不乱辈分，嘴甜得让人舒服，就连端茶倒水，下厨做饭，一点也不含糊。几天后，他们离开了，一去又是好多年。这些年里，又是传说不断，说京都那个媳妇是假的，是租回来圆老人心事的。人们就一片惊讶，这世道真怪啊，有租田借粮的，租车借钱的，竟然还有租妻这样的事！
　　 刚刚，听说年过五十的他于二〇一六年秋天真的结婚了。“真的”二字，充满期待，也充满忐忑——我看到人们的表情，在日影下闪烁着几许苦涩。
　　 而现在，又是一个夏天的傍晚时分，村庄陷入半明半暗的日常时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