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西安，夜晚再一次降临。车窗外闪过的灯火明显比昨天晚上要热闹许多，但热闹是它们的。我躺在铺位上，思维像窗外闪过的灯火，时断时续，乱七八糟，一会猜想下铺老人的爱情故事，一会替刘大山推测刘边疆的身世，迷迷糊糊分不清是梦是醒。
　　 恍惚中，感觉有人在拍我，睁开眼，竟是对面的老者。他对我做了个“嘘”的手势，这动作在八十多岁的老人做起来，有那么点滑稽。小孙和其他乘客的鼾声此起彼伏，车厢很静。我看了看表，下半夜了，列车此刻应该是奔跑在中原大地上，再有几个小时就要到达终点站济南了。
　　 老人比划着让我跟他走。我梦游一样跟着他穿过两节车厢，到了6号的餐车。餐车很空，有两个乘客在车厢一头喝酒，像电影里的背景。老人在车厢另一头坐下，示意我也坐。老人一改疲惫的状态，精神头挺足，像是解过乏来了。我以为老人饿了，让我陪他吃饭，便招呼正打盹的服务员，要了两个菜和四瓶啤酒，心里纳闷，他为什么不喊醒小孙，却偏偏叫我呢？我刚要付钱，老人开口了：“不用你，我比你有钱。”付过钱后又说，“叔喊起你来，是想和你聊聊天。这两天叔见你是个有学问的好人，叔把憋在心里的话说给你听。叔的这些话对老伴对儿女，对所有认识的人都不能讲，把叔的肚子都快憋爆了。你也别问叔的名姓，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下了车，一转身，再不相见，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就当是个怪梦，醒了，就没了。”
　　 我明白了，老人是遇到了想不通的事情，极有可能是不能说出来的隐私，而不说出来却像大石头压在心头。这会压死人的。人有了心事，都需要一个发泄口，就像有人到教堂的忏悔室，把不能对任何人说的话倾诉给那个无所不能、无所不在、而又似有似无的上帝听一样，也是一种情绪的释放减压。
　　 我打开啤酒，给老人斟满，自己也倒上，陪着老人慢慢喝着，做一个称职的倾听者，尽量不打断老人的说话和思维。
　　 我到新疆是找我妹子的。按现在的小伙子和识字班的说法，叫初恋情人。有点乱是不？说起来，话就长了，得从我爹我叔叔说起。
　　 我们家祖上是地主。到我爹和我叔叔这辈上，两人各分得一份家产，成了两个地主。我爹眼光长远，老早地就和游击队暗暗交往革命了，他自己又喜欢享受，不几年就把家业败落得差不多了，到土改时，成了个中农，还当了村长。我叔叔和我爹看不到一块去，就知道仔细守着家产过日子，土改时，被划成了地主，被分了家产。再后来又摊上“复查”，更是被“倒了筒”。我婶子本来就病恹恹地，这样几次连惊带吓地折腾，就撒手走了，也没给叔叔留下后代。后来经我爹的张罗，给叔叔找了个外县的寡妇，带个拖油瓶，就是我妹子。
　　 听村里人说，我这个婶子是大户人家出身，里面到底怎么个道道我也搞不太明白，挺复杂。我婶子和村里的婆娘媳妇不一样，识文断字，让人亲，还让人敬。尤其是妹子，你看过电影里民国的女学生什么样没？就那样，那叫一个好看呀！我打第一眼看见她就喜欢上了，她也喜欢我，我俩处得好，不管做什么事，形影不离，跟亲兄妹一个样。她比我少两岁，叫我哥，那声音，真甜呀……
　　 车轮敲击铁轨的哒哒声很均匀，像无尽头的省略号。
　　 国民党大反攻那年，全村的人都跑到山里躲避。也该着出事，我叔叔不知道犯得哪根筋，说家里还有两只鸡没有带出来，非要回去带不可。大伙怎么劝他也不听，说国民党也是中国人，和日本鬼子不一样，不会怎么地的。这一走就再没了踪影。
　　 日子不长，我婶子就病了，像原来死去的那个婶子一样，病恹恹的了。还病糊涂了，对我不像原来那么亲热了，还不让妹子和我来往。那时候我们也大了，知道男婚女嫁的事了，妹子总是偷着和我来往，暗暗约好了，我非她不娶，她非我不嫁。
　　 妹子参军走的头一年，我婶子死了，妹子哭得死去活来。不过我们俩来往再也不用偷偷摸摸了。我向我爹提出来要娶妹子，被我爹骂了一顿，说哪有兄妹成亲的。我犟嘴说不是亲兄妹，我爹说不是亲的也不行，再说，她还戴着孝呢！我说那我就等妹子三年。我爹差点没揍到我身上。我妹子也说让我等她三年。她告诉我说婶子临死前让她远走高飞，能走多远走多远。虽然我们都不明白为什么，但妹子为了我，决定违背婶子的遗言。我当时又高兴又心疼，把妹子使劲抱在怀里。那是我第一次抱我妹子，也是仅有的一次。
　　 老人眼里擎着泪水静静地出神，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车窗外，灯火阑珊，列车速度不快，正穿越一个城市。静了好长时间，老人才回过神来，喝了口酒接着讲——
　　 1952年，我记得清清楚楚，是52年，那年我妹子参的军，我二十，妹子十八。有句话说“立秋前后下大雨”。我记得清清楚楚啊，是立秋的头一天。那天，天闷热得叫人想发疯。晌午后突然下起了大雨，还刮着大风。那场雨下得呀，简直吓人，天就像破了一样。我活这么大岁数，再没有见到过那么大的雨。雨稍微小了点时，我爹落汤鸡一样回来了，脸上脖子上好几道血柳子。我问爹咋回事，爹说是去探望烈士家属的情况，被风吹断的树枝挂了。我说了句“我去跟妹子要药”就趟着水跑了出去。妹子跟婶子嫁过来前的家是开药铺的，有家传的红伤药。最主要的是我不放心一个人在家的妹子。妹子家街门敞开着，满院子的水和树枝树叶，那株开得很艳的四季月季，一朵花也没有了，通红的花瓣漂得到处是，像一滩一滩的血。妹子的房门从里面闩死了。我拍着门，喊着妹子，好长时间，妹子才应声，也没开门，说她在睡觉，让我走。我问她要药，她说没有了。我听着她的声音不一样，不像睡觉，再说，这雨下得吓死人，谁能睡得着觉呢？我不走，继续拍门。后来她突然发火了，喊道：“滚！我不想看见你！”那声音像狼嚎，像从血口子喷出来的，瘆人。我吓得打个机灵，没奈何地走了。雨下得又大了起来。我从此就再也没有见到妹子。
　　 老人又停下了。我没沉住气，问为什么？老人叹口气——
　　 这场雨，村里的房子塌了好几栋，还死了两个人。第二天天不亮，我爹就打发我和几个人去县城买石灰，修房子要用。被大雨冲毁的路不好走，这一去就是三天。我心急火燎地回来时，妹子家大门敞着，没有人。我问我爹，说不知道。我就村里、山里找啊找，找了好几天，也没去给村里修房子的人家帮忙，挨了我爹好几次骂。
　　 过了些时日，我和村里的几个青年到县里参加民兵骨干训练。经过武装部门口，看到在招收女兵。在光荣榜上，我看见了妹子的名字！一打听，是我们村的。那就错不了了，肯定是我妹子！我急着想见见，可人家说她们是第一批，已经坐汽车走了好几天了。
　　 我像个傻子一样在县城晃悠，也没有去参加训练。听街上的人议论，招的女兵是去新疆，有天边那么远，是去给当兵的当老婆的。我缓过神来，疯了一样往家里跑。我要质问我爹。他是村支书，没有他的同意，是不可能当上兵的，妹子的事他肯定知道。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我竟然那么能跑，近百里的路，我半天就跑到了。我到家就喘着和我爹大吵了起来。我爹的理由是：让我知道了肯定会拦着，可妹子却是铁了心要当兵，也肯定拦不住；再说了，这是先进的、光荣的事，他当支书的能拦？谁敢拦？敢和组织唱对台戏？后来，我爹软下来劝我，让我把妹子忘了，说她是大户人家出来的小姐，弱不禁风，能过好庄户人家的日子？还有她那样复杂的出身，将来敢保证一帆风顺地过下去？我叔叔的事还是他压着的。
　　 我倒下了，在炕上躺了三天，头痛得厉害。我想不通，为什么妹子会突然变心，宁肯跑到天边给当兵的当老婆也不再和我好？走时连一面也不见、一声招呼也不打？她忘了发过的誓了？怪不得人们都说“女人心，海底针”呢！从那以后，我就恨她，也恨我爹，连带着也讨厌所有的女人。可是，越恨，就越忘不了，越忘不了就越恨。折磨了我一辈子呀！
　　 老人又停下了，使劲地捶着大腿。我问：“您就没写信寻找过？”
　　 “写过，写过好多好多。有的是退回来了，信封上写着查无此人，有的是泥牛入水。再后来，连退信都没有了。”
　　 我脑子一闪，想到小孙说的“找到了”，说：“按理说，那么多的信，不会都丢失了，总该有几封能退回来的。没有退信，说明是收到了，只是不愿意回信吧？”
　　 “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这次我是拼了老命，和老伴吵架出来寻找。”老人苦笑了一下。
　　 我问了句废话：“您老伴知道你们的事？”
　　 “在乡下，闲着没事嚼舌头的人比家雀还多，你在被窝里放个屁，全村的人都会知道是什么味的，她能不知道？再说，我是被我爹硬逼着成的亲，我俩别扭了一辈子。”
　　 我哑然。又问了句废话：“真的就没有一点消息？”
　　 没想到，老人沉默了一会，说：“我爹收到过一封新疆的信，我没看到，不知道是不是她写的。”
　　 “呜”的一声长啸闪过，我们都吓了一跳。是两列列车高速会车的声音。老人显出痛苦的表情。沉默了好长时间又开始讲——
　　 那是1966年。据说，我爹收到一封怪信，地址栏上只写了“内详”俩字，邮戳上是“乌鲁木齐邮电局”。
　　 当时，村里有了红卫兵，分造反派和保皇派两派，闹得很厉害。造反派为了斗倒我爹，就把我家以前是地主的旧账给翻出来了，还有些捕风捉影造谣的事情。我爹一向比较严肃，很少说笑，但他眼光长远，为人正直，主事公道，村里老少爷们多数还是极敬佩他的。我虽然恨我爹，但只是为妹子的事恨他，在我心里，我爹是一个很了不起、很好的爹。我家以前是地主的事，是事实，可我爹早就参加革命了。那些谣言就太恶心人了，说我爹乱搞男女关系，一手遮天、利用职权欺男霸女等等等等。我气不过。我也是血气方刚的汉子，不允许他们这么糟践我爹，就要找他们理论。我爹却强拦着我。不知道是老了还是咋地，我爹变了，不像以前那么沉稳，杀伐果断了，整天忧心忡忡，心神不宁。想想也是，听说外地闹得更厉害，都死人了。也不知道我们这里能闹腾到啥程度。我爹看形势看得远。
　　 这封信，给了造反派理由。他们围攻了我爹好几次，要他交出信来，说那是里通外国搞特务活动的证据，说不准是密电码。乡下人谁知道乌鲁木齐是哪里？更不知道密电码是什么东西，只是听着乌鲁木齐像外国名子，是远在天边的地方，也就都相信。我爹的几个老哥们还劝导我爹交出信来，是真的话，落个坦白从宽，宽大处理；是假的，正好证明自己的清白。我爹却矢口否认，不承认收到过信。我也问过我爹好几次，每次他都对我瞪眼、对我吼：“别听他们造谣！没有的事！”然后就自己躺到炕上闭上眼睛喘粗气。我爹撒谎了。我去问过大队会计，他证实了，说当时感觉奇怪，就仔细看了邮戳，上面是“乌鲁木齐邮电局”。开始我以为一定是关于我妹子的消息，我爹怕又引起我的情绪，不好好过日子，才瞒着我。可没想到，不几天，我爹竟然上吊了。
　　 红卫兵到我家搜了好几次，我自己也把家翻个底朝天，可是就没见到信的影子。我怀疑大队会计在帮造反派造谣，就红着眼睛又去找他质问。他赌咒发誓说是真的，还说我爹对他家有恩，他就是再不是人，也不会恩将仇报。他自己抽了自己几个嘴巴，说要是知道有这样的后果，打死他都不会说出来的。看大队会计的样子，不像是装的。我琢磨着，信，肯定是被我爹烧了。这就成了一个谜，信是谁写的？写的什么？能让见过大世面的爹这样看不开、走了绝路？后来仔细回想，我爹那几天反常得厉害，跟丢了魂似的。有一次还半夜睡觉说梦话，哭一阵笑一阵，说：索命来了！索命来了！报仇了！报仇了……
　　 老人把一杯酒一口喝了下去。从开始，他就只喝酒，没吃过一口菜。列车已经停了，我光顾得听老人的叙述，没看到站牌，也不知道是什么站。大概天快亮了，站台上已经有人在卖吃的。我跑到车门口买了两个咸鸭蛋回来，剥了皮递给老人，问道：“您父亲就没有留下遗书什么的？”
　　 老人接了，却没吃，说：“没有。只是在他贴身的口袋里找到一张我小时候的照片。照片也有点古怪。”
　　 “哦？”
　　 “照片上的我只有十来岁的样子。可是我小时候从来没照过相呀？”
　　 “也许是忘了吧。”
　　 “不能。十来岁早记事了，况且我老家那里穷乡僻壤，到哪照相去？我是直到那年下大雨，去县城买石灰时，才头一次进县城，头一次见到过照相馆，知道照相是怎么回事。”
　　 “那就奇怪了，您肯定照片上的人是您吗？”问完了，我有点后悔，这不礼貌。
　　 果然，老人有点不悦，把咸鸭蛋往桌子上一顿，说：“我能认不出我自己吗？”停了一停又说，“古怪的是，照片被剪过。”见我不解，解释说，“以前的照片不像现在的样子，都有边有角四边整齐，上面还有字，写着某年某月某日，在哪里照的。这张照片被斜着剪了一块去，看位置，应该是剪去了写字的地方。”
　　 列车再次启动，缓缓驶离站台。借着灯光，我看到站牌上写着：枣庄西。老人又喝下一杯酒，叹口气:“唉！人这一辈子，有想象不到的，没有遇不上的。人要倒霉，喝凉水都塞牙。我爹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这还给了红卫兵理由，说我爹死不改悔，畏罪自杀。从此，我家就成了地主成分，成了被监督改造的对象。这一被监督改造，我不敢再写信了，也死了心了。苦啊！就这么，一辈子就这么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