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25岁大学本科毕业，报名支边到内蒙古，已在草原边疆小镇生活了52年。他娶没有文化的奶奶为妻，做到了执子之手、白头偕老，两家四十多个子孙为他们举行了金婚庆典，为晚辈人做出了榜样。
　　 爷爷运动时受到不公正对待，两次被批判，一次被罢官，但信念不改，从没想到调离内蒙古回河北家乡，常用“天下何处无芳草，何必马革裹尸还”来激励自己。巧的是每次平反后，他品德得到了洗礼，被委以重任，升了职。他还时常背诵抗日英雄吴运铎的话：“得到党的信任是最幸福的。”和保尔.柯察金的话“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不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一生都献给伟大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来勉励后人。他四十六岁入党，四十七岁立二等功，四十九岁获得副高级职称，被最高人民法院公派俄罗斯留学进修。我对奶奶说：“爷爷生平坎坷多舛信仰不变，终于功成名就，真了不起！”
　　 奶奶对我的赞扬并不在意，淡淡地说：“当清官那是他应当做的，要入党，就要经得起挫折和和长期考验！”然后突然用严肃口吻对我说：“你爷爷冒着被打成反革命风险，给周总理写信，替和自己毫无关系的所谓反动组织‘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抱打不平，挽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才是值得说说的大事。那年他二十七岁，你妈才两岁，你姑刚两个多月，还没有你爸和你叔叔呢。你爷爷不顾一切扔下我们娘儿仨，一跺脚上火车去北京告御状，万一走漏消息肯定被打成替阶级敌人翻案的反革命，亲属朋友还要受牵连，太危险了，替他担惊受怕的。”
　　 奶奶看我面有疑色，说完从抽屉拿出2014年《内蒙古史志》第五期，说：“上面有作家夏桂楣写的文章，给周总理写信的草莽之人，介绍了你爷爷的事迹。你看看吧，了解一下那段历史。”说完她脸上闪过笑容，不无夸奖地说：“有时我也觉得你爷爷真神。你说北京那么大，竟能找到不挂牌的国务院接待站。三个月后停止挖内人党时，周总理讲话时真的提到有个天津青年给他写信，说挖内人党挖到生产队蒙古包去了，一个二十多户生产队，只有两户不是内人党，哪有那么多，显然扩大化了嘛！那生产队是我娘家，现在侄男哥女还在那村子，还有两个孩子叫你姑姑呢。”
　　 奶奶讲起爷爷的事很开心，我觉得自己的责任重了，应当更详细了解爷爷的那一段历史。
　　 不到一百页的《内蒙古史志》，在我手里变得沉甸甸的，双手擎不起来，不仅仅因为历史的厚重，更因为里面装的是爷爷敢于担当的勇气和重于泰山的对国家赤诚的心。
　　 感谢作家夏桂楣把二十七岁时的爷爷给周总理上书叙述得如此详细，感谢《内蒙古史志》秉笔直书、实事求是、去华求实的品格，把四十五年前惊天动地的那一桩历史披露于世。
　　 《内蒙古史志》登载的夏桂梅作家以《给周总理写信的草莽之人》为题，讲述爷爷去北京替“内人党”告状经过，没有过分赞誉和夸张，但所述事实足以感动任何人。我尊为神的爷爷的草莽英雄形象一一展现在眼前：
　　 一九六八年十月，内蒙古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挖新内人党运动，王建林所在的乌兰浩特四中老校长赵宇清被造反派活活打死。所谓内人党，指的是搞分裂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要把内蒙古从祖国版图上分裂出去，其实属无稽之谈。王建林再也坐不住了，遂开始秘密调查别人问他：“你不怕受牵连么？”他则回答道：“看到熟识当领导、同事突然变成了闻所未闻的反革命‘内人党徒’，在反省室里被拷打的哀嚎呻吟，瘦得像骷髅，以至死亡、自杀，能无动于衷吗？不够我很小心，害怕被积极分子发现，和爱人约好，半夜调查回来，用指甲盖敲窗户。学校被‘逼供信’挖出的‘内人党’，全都被折磨得骨瘦如柴，死的死，残的残，特别是对教育事业无限忠诚的老教师忠耐爬上几十米高的大烟筒，用蒙语诉说自己不是‘内人党’后，在几百名围观者中一跃而下时，他再也坐不住了。爱人杨淑芹娘家仍然住在生产队，那里的‘挖肃’比城里还厉害，21户竟挖出19户‘内人党’，情况更惨不忍睹。出于良知，王建林下决心向党中央、周总理去告御状。怀着‘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豪情踏上了南去的火车。1969年2月20日，刘俊芳（在国际广播电台任职的高中同学）带着王建林到达劳动人民文化宫东侧小院——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国务院接待站。他将探家证明信和大学毕业证书交给接待员进行了核对。当他像见到亲人一样述说‘内人党’遭受‘逼供信’情况时，不由得潸然泪下，哽咽起来。就连一身戎装的接待员也忍不住泪水涟涟，站起来给他倒了杯热水。接着王建林又将各个学校、农村、牧区很多人被活活打死，自己如何在大年三十辞别嗷嗷待哺的女儿登上火车来北京告御状的经过都讲给了接待员，接待员听后问道：“如果像你说得这么严重，为什么没人向中央反映情况？”王建林说：“积极分子挖起来没完没了，没挖到的怕受牵连，开会迟到都认为对毛主席不忠，谁还敢来向中央反映情况？我是母亲病重请假回来探亲路过北京，又和内人党无任何瓜葛，才准的假。”接待员让王建林把材料留下，但他却说：“如果材料转回去，我必然成为替‘内人党翻案的反革命分子，我的命就没了。”接待员考虑了一下对王建林说：“这样吧，你想给哪个领导人写信，我们给转。”王建林接过接待员给他的纸笔，写到：敬爱的周总理，我是1965年天津河北大学毕业的青年，支援边疆到内蒙科尔沁右翼前旗乌兰浩特四中工作，现在向您老人家反映有关内蒙局势重大问题，即挖‘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问题。巨力很公社前进大队213户，挖出来194户内人党。前进三队是有名的贫下中农队，21户，挖出十九户内人党，只有陈国芹（64岁）、杨二舌子（62岁）不是内人党外，18岁女共产党员杨淑兰都被迫登记为内人党徒。总理，如果内人党发展到如此程度，内蒙不早就叛变了？不早就发现了？现在军民关系已遭到严重破坏，一旦发生侵略战争，祖国北部边疆的红色长城将不复存在。请赶紧派人调查！如有虚假，愿受国法制裁！乌兰浩特四中教员王建林，大学毕业证号00185。
　　 读完这段文字，爷爷的形象不但高大，而且透明起来。原来爷爷不是在法庭上听公、辩双方举证辩论时那么木然，看不出他的倾向，也不是宣判杀人越货罪犯死刑时那么铁面无情。他年轻时有一颗慈悲、火热之心。我望着客厅洁白的墙壁，陷入沉思中。突然，冥冥中白墙上出现了一群变得痴狂的穿着深色衣裤的人流，像海洋，看不到尽头，他们举着红旗，随着一声号令狂舞起来，喊着口号打砸，不分白昼黑夜批斗走资派、深挖暗藏的阶级敌人……突然白墙壁又变成黑洞洞的反省室，皮鞭、木棒、老虎凳、火烤，应有尽有。被炉火烤的面色通红的专案人员怒气冲冲地拷打着、吼叫着，求饶声，哀嚎声，有气无力的呻吟，从墙壁黑洞传出，爷爷从草原深处拍案怒吼，为受苦受难的天大冤枉者抱打不平。
　　 奶奶的问话把我从无限沉思和狂想中拉了回来，她问：“看完了吧？这才是值得赞美的爷爷一生对国家和内蒙古人民最大贡献！”
　　 显然这才是奶奶对爷爷的内心赞美，这种赞美巨大文化差异的两位老人白头偕老的根本。要知道贫农出身的奶奶十八岁就是共产党员，比爷爷早二十年。怪不得爷爷说他就得响应号召向贫下中农学习一辈子了，爱上奶奶是缘分。
　　 正说着，爷爷扛着一袋兴安牌大米进来，说：“咱兴安牌大米又香又甜又粘乎，一开锅满屋香，你回来好好享受吧！”他看着我手里拿着《内蒙古史志》，冲着奶奶说：“又当着孩子表扬我啦！那些陈年往事提它干啥，年轻人谁对它感兴趣？”
　　 我对爷爷说：“写得真详细，爷爷年轻时就学雷锋，尽做好事啊！”
　　 奶奶抢着说：“写的还少呢！造反派把牛棚里的校长书记换了地方，半夜把他们捂着眼睛，在山上转圈，才到新反省室。谁都不知道位置，你爷爷就能找到，并把具体地方、放风上厕所位置告诉家属子女，嘱咐他们提前上公厕蹲着，等着见父亲偷着送点吃的。一天他看见邹副校长隔着走廊玻璃用绝望的眼神看他，他不敢走近打招呼安慰，就唱红灯记选段鼓励他，不要失去信心。邹副校长平反后对我说，那时他正在走廊扫棉袄虱子呢，已经没了活下去的勇气，听到你爷爷唱京剧，知道同志们没忘记就他们，鸠山不会得逞，才丢掉了死的念头……”
　　 “爷爷成了夜游神啦！”
　　 “邹副校长是民主人士，活到了八十六岁，真不容易。他说他最怕魏老师值班，他举起棒子打得又狠又重，好几天起不来。”爷爷说着眼神闪过一丝悲哀、一点怨恨。“为人师表的老师打人，真不应该，犯了哪门子邪？”
　　 “魏老师现在干啥？没受处分吗？”
　　 “内人党平反后，他给邹副校长下跪道歉求情，副校长原谅了他，调查时替他隐瞒了毒打情节，没受到处分。不过老天爷不原谅，四十五岁突发病死了。唉，没有运动他是好老师，工作能力很强。”爷爷有点惋惜地说。
　　 “你没受到过表扬和奖励吗？”
　　 “要奖励干嘛？你不说雷锋吗，他有一句名言：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做一辈子好事。那时的人想的是为人民服务，照毛主席指示办事，像保尔.柯察金一样，把一生献给共产主义事业，想什么奖励、表扬？只想‘内人党’不挖了就好，圈在牛棚里的人不挨打放出来就好，自己和家人平安就好。你奶奶为我担惊受怕，奶水少了，有点亏你二姑。”
　　 说到二姑，爷爷声调变得缓慢、低沉，我有点难受，问不下去了。爷爷长出了一口气，说：“都过去了，要是为了得到表扬，谁能冒打成反革命坐牢风险上访告状？”
　　 “那为什么就你一个人站出来？”
　　 “夏桂楣作家不是说清楚了吗，那是革命委员会发动的挖肃运动，有没有新内人党都不清楚。我也是看到逼供信才怀疑否定的。人什么都可以丢，就是不能丢掉良心！你奶奶宁可春节自己领两个孩子过，也不阻拦我去北京，你奶奶才是你们晚辈人学习的榜样。”
　　 我忽然明白了，正义和良心是弥补他俩巨大文化差异的基础，大学生的爷爷和农村大妞的奶奶冲破世俗，不顾家人反对结了婚，风雨同舟，执子之手，白头偕老。怪不得两位老人在金婚庆典上笑得合不拢嘴。当我大姑宣布以第一个见到父母的身份主持庆典、负担全部酒店费用、不收任何红包时，当我弟弟献上鲜花亲吻爷爷奶奶时，全场四十多位亲属响起了雷鸣般掌声。
　　 我不认识夏作家，只知道他是内蒙古师范学院毕业，和爷爷在一个生产大队搞过四清。然后因专业不同分道扬镳了。他被调到呼和浩特市后极少联系，但对只有21户贫下中农的生产队他再熟悉不过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称爷爷为草莽之人，是为了规避敏感词汇，还是为了突出爷爷的直率性格？我想爷爷挺身而出行为，决不是拳打镇关西的鲁智深，也不是醉打蒋门神的武松可类比的。爷爷是自觉守卫正义底线的卫士，是敢于担当的勇士。
　　 我问爷爷：“众人都醉你独醒，面对强大的运动，万一失败咋办？爷爷毫不犹豫说：“自古燕赵多慷悲人士，谁让咱们是河北人呀！你叫燕真，弟弟叫燕正，就是希望你们不要忘记是河北正定人，是赵子龙家乡人，做敢于向歪风邪气反击、敢于担当的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