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最信两句话：第一句“有人不算穷”，所以，她对每一个孩子都倍加爱惜，后来她娶了三个儿媳妇，她和媳妇们说的最多的就是“有人不算穷”。她鼓励媳妇们多生孩子。无论那个媳妇生孩子，她都伺候。第二句：勤劳能致富。她和孩子们说的最多的就是：“勤谨就有饭吃，好好干吧，累不着，气力是奴才，用了还来。”
　　 日本鬼子走后的第二年，奶奶把家里做了规划，我爹和二叔负责种地，农闲时，我爹赶忙去跑买卖，大姑和三叔负责打柴（那时三叔才八岁）。农忙季节，全家人都去地里干活。晚上，大姑还帮助奶奶做针线活，每个月给前线部队做四双军鞋，那时没有缝纫机，千针万线都是双手连啊。前半夜娘俩没有睡过。全家人的日夜劳作，有了收获，这一年的秋天打了不少粮食。我爹的小买卖也赚了点钱，又买了几只羊。
　　 日子刚有好转，灾难又破门而入，大约是一九四四年的傍夏，瘟疫肆虐，我家除了奶奶和我爹外，五个孩子都得了血伤寒，流鼻血，昏睡不醒。请了土医生，医生说，没有办法，让多喝开水。奶奶就去狐仙庙给老人家磕了头，讨了大红的药，回家烧了开水，等一阵，她就挨个叫醒孩子喝点水。整个夜晚，她眼也不敢合。她说，那时，她害怕一合上眼就会有那个孩子离她而去了。白天就让我爹替她，她小睡一会。老天有眼，四天以后，孩子们都醒了，但特别虚弱，不能下地干活了。这一年种下的谷子都让草吃了，没有吃上小米，整个冬天吃的是扁谷面窝头。后来，奶奶好多次和我们说是狐仙给了好药，救了她的孩子们。说来也真奇怪，我小时候，好几次看见奶奶去讨药。有一次，好像是三叔家的孩子病了，奶奶去跟狐仙讨药，我们跟着她看，奶奶烧上香，磕了头，把黄纸放到小庙前，祷告老人家给点大红的药给孩子治好病。不一会，纸上就有了橘黄色的小颗粒，奶奶又祷告说给点大红的，等了好一会也没有讨上大红的药。我始终不明白，橘黄色的颗粒是那里来呢？真有仙吗？可从这次以后，我们再也没有看到奶奶去讨药，这是我心里永远的一个谜。
　　 祸不单行，一九四五的春天，我三爷爷的女儿去山坡上摘杏子吃，不小心掉下山崖，当家里人赶到时，已没了性命。奶奶哭昏了过去，姑姑的意外死亡，成了奶奶一生的疼，她老是觉得自己没有照顾好她，对不住三爷爷。三爷爷活着时，就死了一个五岁的女儿，后来，按照我们当地的风俗，奶奶给这俩个侄女都找了婆家，配了阴婚。按照风俗，我们家应该收点礼金，可是奶奶和孩子们商量了，一分钱也不收。她们的婆家都十分感谢奶奶的无私，就按照奶奶女儿的身份和我们家来往，每逢过年过节都带上礼品看望奶奶。一直到现在和我们家来往得都很好。在奶奶病重期间，她感觉在世间的日子不会长了，就交代给孩子们，在她的葬礼上，让她的几个侄女，包括已去世的（后人代理）都和她的两个女儿穿一样的孝衫。在她的心中，她们都是她的女儿，恐怕错待了那一个。
　　 一九四五年，日本鬼子投降了，我家和全国人民一样，都长长地舒了口气。可好景不长，内战又开始了，村干部几次想让我爹去当兵，可由于过度的劳累，我爹长得又瘦又矮。又是家中唯一的劳力，只好作罢。于是，就让我爹抬担架，送公粮。村里只要有支前的任务就有我爹的份。我爹去出公差，常常半夜才能回来，别人到家了，我爹还得走五六里的山路才能到家，因为我家在大山里居住。奶奶心痛儿子，常常抱怨村干部偏心眼，派我爹公差太多。大约是一九四六年的秋后，在抬担架时，抬了一个大个子的伤病员，翻了一道山，累得我爹吐了血，被伙伴搀着送回家，躺在炕上一个多月下不了地。刚能干点轻活，村干部又派人通知我爹去送公粮，此时的奶奶急了、也怕了，她怕万一失去她的大儿子，一家可怎么过啊！于是奶奶决定她去找村干部求情说理去。她早早地吃了点饭，跌跌跄跄地去了村公所。一见面就“质问”了村干部：“我儿子炕都下不了，你们却又让他送公粮，你干嘛不去，死了我儿子，你养活我吗？我们孤儿寡母可怎么过啊！”顿时，奶奶这几年里的苦闷、委屈、愤怒在顷刻间爆发。说着说着，奶奶就嚎啕大哭起来，她的哭声惊动了村里的婶子大娘，纷纷来劝。等她的情绪平静后，她又怕村干部“报复”，又用好话央求村干部说：“可怜可怜我们孤儿寡母吧，以后军鞋我们多做，公粮我们多交，就是别让大儿子出公差了，他太虚弱了，这一大家子离不了他呀！”也许是奶奶的哭声使村干部起了怜悯之心，他们答应这年冬天不派我爹公差了。
　　 奶奶轻轻松松地往家走，可是她迷路了，绕了好几个圈才找到进沟的路，毕竟她是小脚女人，爷爷在时，外边的事情都是爷爷去办。爷爷走后，她就让我爹去办，现在她是万般无奈。当她走到半山沟时，天气已经快黑了，那时，经过连年的战争，老百姓痛苦饥饿，死人的事经常发生。加上战争的伤亡，到处都散发着血腥的味道，山沟里又人烟稀少，狼群经常出没。想到这些，奶奶心里一阵紧抽，当她环视四周时，的确发现在北面的坡上有两只狼，和她往同一个方向走，还没有发现她。这时侯，奶奶没有慌，急中生智，赶忙把头上的白头巾摘下来，摘了几个带叶子小树枝，插到头发里，她藏到密茂的植物丛中，沿着小山道的边，慢慢地前行。天快黑了，我爹也等不见奶奶回来，很着急。就让大姑和二叔去接奶奶，路过邻居门口，邻居大叔问了原因，赶忙叫上他儿子，四个人一同去找，一边走一边呐喊，奶奶听到了喊声，就大声回应，并让他们赶忙点着火，狼群听见这么多人的喊声，看见火光和浓烟就跑了。
　　 奶奶有惊无险地渡过了这一关后，村里干部也听说了这件事。后来，派我爹抬担架，送公粮任务就少了很多。奶奶就带领几个孩子一心一意地种庄稼、养猪、养羊。我爹特别能干，除了没有继承爷爷的好脾气外，其它方面和爷爷一样厚道、善良、仁义、勤劳、爱朋友。爹把朋友交到了山西，经常去山西干买卖。孩子们也逐渐长大，奶奶又会精打细算，到一九四八时，我家已经能丰衣足食了。这一年的秋天，我爹迎娶了我妈妈。
　　 自从我妈过门，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我家再也没有发生过什么生离死别的大事。我奶奶说：“是喜事赶走了霉运，你妈是有福之人，给我家带来了好运。”
　　 一九四九年，大姑出嫁了，婆家就是我们村的，人家很好，后来我们家有了什么事情，都尽力帮忙。大姑出嫁时，按我们家的情况是买不起嫁妆的，可奶奶实在是不愿意委屈了她女儿，怕受婆婆的数落，于是倾尽全力给大姑打了一副银手镯，用旧棉花做了一床被子。
　　 一九五二年又迎娶了二婶。按我家住的地理位置来说，娶媳妇是很难的。可是我爷爷、我奶奶、我爹的好人缘是出了名的。上下邻村都知道我家的人都勤劳，善良。都是媒人找上门给提亲。几年以后，我三叔也娶了三婶，日子越过越红火。
　　 一九五二年，我家在邻村买了三亩多地。一九五四年，邻居金福家说：他家要搬家，让我家把他家的五亩地当上吧，如果我家不当，他就卖给别人了。我爹和奶奶商量后，按买地的价格付给了金福钱，写了契约，期限三年，到期他家偿还了当金，地还是他家的，还不了当金，地就成了我家的。几年前我爹买的几只羊到了一九五六年增长到了一圈（一百多个），又雇了放羊的。
　　 这时候，国家新政策来了，要入社。因为我家离村远，入社不方便，地还归我家种，羊充了公，当的地，必须归还邻居金福，当金还不给返还。一家人省吃俭用创下的家产，干部的几句就没了。眼巴巴地看着把一群羊被赶走，奶奶又一次流下了心酸的泪水，哭诉道：“那可是我孩子们的血汗钱啊。”奶奶一边哭一边又痛骂邻居金福，难道说我们上辈子欠下他家的债了。孩子们都安慰她说：这是国家的政策，我们服从吧！只要我们人在，什么都会有的。
　　 奶奶痛骂的金福，和我家做了一辈子邻居。可真不知道该用什么词汇形容我们两家的关系，就叫“欢喜冤家吧”。奶奶最讨厌好吃懒做的人，可偏偏和“二流子”金福做了多半辈子邻居。奶奶一辈子大概最看不起的人就是金福两口子了，可交往最多的又是他一家。整个沟里就我们三家人，不和他打交道和谁打交道？
　　 金福家去偏义沟居住的时间和我家差不多。他比我爷爷小十来岁，叫爷爷叫哥哥，叫奶奶嫂子。他的地是他父亲给买的，他家属于赵家沟村。买上地后，又在那里盖了三间土坯房，种地时临时居住。他父亲死后，他一家就搬到这里居住。他家住在沟口，我家住在沟掌，他家的地形低洼，土地肥沃，水源充足。人们常说：人勤地肥。再好的地不去好好耕种，也照样打不下粮食。我家的地大部分是旱地和沙地。可我家的人勤劳，硬是用双手创造财富。金福家是男人懒，女人拙。两口子长得都是一表人才，金福还识几个字，会讲故事会唱小曲。就是不愿意干活，头上戴上一条羊肚白手巾，经常跑到住村里，往妇女群里串，和那些不正经的妇女们唱着卿卿我我的小曲度时光。他媳妇当闺女时就是个风流人，看到男人拈花惹草不干活，她也就破罐子破摔，并且不会做针线活，不会也不学。这样的两口子还生了六个孩子。到了冬天，人们都穿上了棉衣。他家的孩子还光着屁股。这时，他们就找上奶奶，嫂子不离口地让奶奶帮忙做衣服。每次奶奶都是板着脸说：“你两口子能不能勤快点？”
　　 奶奶把他俩数落半天，最后还是帮忙给他家的孩子们做衣服。到了春天，金福家早早地就没有粮食了，拿着口袋跟在奶奶身后，借粮食。奶奶依旧是骂他半天，照旧把粮食借给他们，只借不还，年年如此。爷爷活着的时候是找爷爷借，后来找奶奶借，再后来就找我爹借，奶奶和我爹没有爷爷的脾气好，借给他的同时又数落他。可金福不恼不怒。我家有了事情，很乐于帮忙，跑前跑后，从无怨言。奶奶给他们的评价是：不是坏人；懒人一家。不偷不抢。奶奶说：这样的懒人，实在是不愿意给他帮忙和借给他粮食。可孩子是无辜的，奶奶又可怜他家的孩子们冬天光着屁股，饿着肚子。又感恩他在我家有难时的帮忙。
　　 金福拿着我家给他当地的钱，家也没搬，快活了二年。如今地还是他家的，钱也不用还。奶奶无比的沮丧和愤怒。她不明白国家的政策为什么要偏向懒人。
　　 一九六一年，我三岁的时候，跟着大姑父去了石家庄的大姑有了病，奶奶想去伺候，可家里怎么办？我妈的性格特别好，温柔、随和，一辈子没有和人吵过架。我二婶，快人快语，为人热情，干活从不惜力气。虽然媳妇们都很好，可她们都带着小孩子，家里十二三口人，磨米、磨面、烧水、做饭。奶奶总是第一个先起来，晚上最后一个睡。再说她岁数也大了，体力也有些力不从心，想来想去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就把家分了吧。因为三婶嫁过来时间不长，身体不好，奶奶不放心，就暂且和三叔在一起过。后来，每当说起分家的事，她总显得无可奈何的样子，喃喃地假设，如果这样就分不了家了；如果那样就就分不了家了。这都表现出了奶奶对她千辛万苦经营出的大家庭的不舍和对每一个儿女的牵挂。
　　 大约是在一九七零年左右，奶奶提出她要单过。由三个儿子共同出养老钱。孩子们欣然同意。从这时起，奶奶总算彻底卸下了肩上的重担。从这时起，儿子们再有什么事和她商议，她一概不发表意见，只说：“你们看着办，我老了。”奶奶绝顶的聪明，她知道，她的儿媳妇们已到中年，都能独当一面了。她再唠唠叨叨，都是多余，会惹人嫌。只是谁家有了要紧的活，她都去帮忙。再不发表任何意见。
　　 七零年到八八年，是奶奶最幸福的日子。国家太平，经济平稳发展，我家和全国人民一道共享和平盛世，虽然不是很富足，但家家都能丰衣足食。这时奶奶已经有了六个孙子，六个孙女，三个外甥，五个外甥女。都上了学，长大后，虽然都没有什么大本事，但个个都身体健康，人人勤劳，没有一个不遵纪守法的。他们在不同的行业里努力勤奋地劳动和工作。这是奶奶最愿意看到的。虽然奶奶是单过，可基本上也不做饭。儿子，媳妇，孙子孙女，女儿女婿外甥，人人都尊敬奶奶，谁家吃好饭，都要叫上奶奶。谁家有了客人，都是奶奶陪客。特别是我爹和二婶，对奶奶更是特别地好，我爹对奶奶的关心，真是无微不至。只要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每天晚上，都会和奶奶坐在一起天南海北地闲聊会。二婶家里孩子多，有几年过的比较拮据，但是做了比较好的饭菜，她不吃，也要让奶奶吃。嫁出去的闺女们，无论谁要是回家，再拮据，也要给奶奶买上一瓶酒和好吃的点心。奶奶也特别的知足，玉米饼子蘸辣椒，吃得是津津有味。每天都是乐呵呵地。和她平辈的村邻们，见了她，总是和她开玩笑的问：“嫂子，你还愁不愁？”
　　 她就回答说：“愁啊，愁的是肚子小，吃不快。”闲着没事，她就串串亲戚，上她娘家住几天，无论走到哪里，总是夸她的孩子们好，儿媳妇们孝敬。因此我家又出了名，凡是认识我家的人，都知道奶奶有三个最孝敬老人的儿媳妇。她的媳妇们听了自然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