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姥爷，个子很矮，矮的很，比我姥姥还矮，不到一米六，村子里的人们背地里都叫他“闫矬子”。可也就是只敢在背地里这么叫，当着面那可都是毕恭毕敬的待他。因为，十里八乡的人们谁都知道他打小日本儿、打老蒋那可是不含糊，腰里总是插着两把盒子枪，先是带着十几个人偷偷地打鬼子，后来可是拉起了几百号人的抗日地方武装，还带着队伍配合解放军，取得了解放战争时期的清风店战役的胜利。
　　 打我记事儿起，就知道这小老头儿是非常厉害，更是非同一般的倔。不信？那好，我给你说几件事儿，你看看他能倔到啥程度。
　　
　　 一、和姥姥分居，都是待遇惹的祸
　　
　　 那个时候，城里的人们粮食不够吃。每到寒暑假，头天放假，第二天我妈就会把我们哥儿几个打发回定县乡下的姥爷家。严格的说，我们几乎就是在姥爷家长大的，更严格的说，我们几乎就是在姥姥家长大的。因为，姥爷根本就不在家里住，家里，只有姥姥和老姨。
　　 我的姥爷和姥姥在村子里除了辈份高，威望更高。姥姥在解放前是老根据地村子里的妇救会主任，解放后一直掌管着全生产大队的库房钥匙。姥爷那可更厉害了。只是，姥爷没啥文化，打了一辈子仗，建国后，政府给他留了职位，可他觉得胜利了，新中国成立了，“革命”的目的达到了，该“老婆孩子热炕头”了，非要回家过安稳日子去。没办法，政府因为姥爷的贡献大、资历深，又不能让他回家，就在定县城里专门给他改建了一座“敬老院”，还配备了一匹枣红马和一辆胶轮车。按现在的话说，就算是让他享受待遇吧。
　　 这可好，这待遇其实不如不要。就我姥爷那倔脾气，自打进了敬老院，就开始了和我姥姥的分居生活。
　　 姥爷一直固执的认为：“这是革命照顾我的，你怎么能沾政府这个便宜”。
　　 我们也常常为姥姥打抱不平：“我姥姥也是解放前的老党员，是村子里的老妇救会主任，是老革命，你凭什么不许我姥姥去敬老院？！”政府的民政部门开始时也多少次给他做工作，让把我姥姥接进敬老院，老两口一起过。可惜，别管你是谁，谁说也没用。用我姥爷的话说：“你们非要让她来，那我就回家住。这革命的事儿，绝不能含糊，是给谁的那就是谁的，旁人绝不能沾便宜。”
　　 不让姥姥沾政府的便宜，我们也别想。每次回到姥姥家，我们想去县城的敬老院去看他，他却从来不让，而是每次等我们回到村里，姥姥让村里的人去县城给姥爷报信儿，他再从县城回来看我们。这也是我姥爷再三嘱咐过的：“他们来看我，政府还得管他们吃喝。这政府的便宜，谁也不能沾。”
　　 就连他回来后，大姨二姨她们都会赶到姥姥家里来看姥爷，往回走的时候，我大姨住的那个村子是姥爷回县城的必经之路，按理说搭个顺风车总是可以的吧？不行。那也叫沾政府的便宜了，在他这儿就是不允许。
　　 就为了“不沾政府的一点儿便宜”，直到老人家最后去世，我的姥姥和姥爷也一直过着分居的两地生活。
　　 你说这倔的还不离谱吗？
　　
　　 二、俩姨嫁人，就凭他一句话
　　
　　 我的大姨、二姨出嫁，全都是姥爷做主，就他一句话，闺女的终身大事就给定了。
　　 姥爷每次给我讲起他的那些往事，从来没有过什么感伤啊、愁苦啊什么的，就像是在讲旁人的故事，又像是在说评书，总是讲着讲着就自己先乐得前仰后合的了。就连说起我的两个姨姨的婚嫁之事，他也是跟说故事一样那么轻松、快意。
　　 跟在我姥爷队伍里的年轻人可不少。跟他出生入死跑几个来回，他要是看哪个小伙子不错，就觉得跟他在地方上打游击有些屈才，于是，就总会一批批的送到正规部队上去。我这俩姨夫就是这么先后被送到八路军部队上的。
　　 我姥爷有个倔习惯，凡是他要送到部队上去的，他都要人家先成了家才行。按他的说法：“这战场上的枪子儿可不长眼，去了，兴许就再也回不来了。还没传宗接代呢，怎么能就让人家死外边儿。咱得让人家留下种儿，咱可不能干那绝户事儿。你还别说，越是这样的，打仗才越厉害。你猜这是为什么？那就叫有种儿。哈哈哈哈。”
　　 姥爷怕人家“绝户”喽，可实际上，他自己却成了绝户。大舅是八路军的一个副营长，在一次敌军空袭中，为保护白求恩牺牲了；二舅在还不到一岁的时候，由于村里的汉奸送信，说是我姥爷回了家，日伪军连夜赶来围堵他，结果，扑了空。报信的，实际上是村子里那个被分了财产的地主家的儿子，没抓到我姥爷，恼羞成怒，用刺刀直接就把我的小舅给挑了。
　　 就这样，最担心别人家成绝户的我的姥爷，就只剩下了四个闺女，自己却真的成了人们说得那种“绝户”。
　　 之所以选了我这俩姨夫当女婿，是因为这俩人先后给他当警卫员，他实在是喜欢。他讲话：“这么好的小伙子，我怎么能便宜了别人家。哈哈哈哈。你大姨夫啊，聪明，机灵，我送到部队的时候，还特意叮嘱他们了，让他干了侦察兵，还真不赖，没几年儿就干上了排长，要不是把腿打瘸了，准保还能接着往上升呢！”
　　 我的二姨夫，是个孤儿，跟了我姥爷一年多，在被送走之前，姥爷把他叫到家里，直截了当：“明天你和我二闺女就把婚事儿办了，过几天，我送你们几个去部队。就这么着，就这么痛快，就把你二姨给他了，哈哈哈哈。”
　　 “那我二姨要是不同意呢？”
　　 “敢？！我的闺女，敢不听我的呀！再说了，有你大姨做样子，你二姨又老实，听话着呢。哈哈哈哈。”
　　 得，谁家闺女的终身大事儿就是这么一句话给定了的呢？！难怪我姥姥总磨叨：“哎，见过倔巴的，没见过这死老头子这么倔巴的！”
　　
　　 三、最怕说他是“假党员”
　　
　　 姥爷倔了一辈子，战场上出生入死，还搭进去了两个儿子，就这也还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他常跟我们说：“在长白山打游击那会儿，没得吃，别说熊心豹子胆，就连一尺长的山耗子都吃，有啥好怕的。”还真是，在我眼里，似乎这世间还真没有什么能让我姥爷说声“怕”的。
　　 唯独有一次，我是亲眼看到姥爷那是真的害怕了。
　　 那是文革期间的一个夜里，我从睡梦中被尿憋醒了，一骨碌爬起来，却看见姥爷来了我家，正蜷缩着身子坐在地上的小马扎上，手里端着个白色搪瓷的大茶缸，一颤一颤的，好像在瑟瑟发抖。妈呀，这是怎么了，我可从来没见过姥爷有过这样一幅可怜兮兮的模样。姥爷嘴里低声的说着，妈妈坐在桌子前记着什么。
　　 “姥爷，你怎么啦？”我怯生生的问。
　　 “他们说我是假党员，他们说我是假党员，怎么会，怎么会？”姥爷的声音压得很低，似乎是在对我说，又像是在自言自语。
　　 “不许瞎问，尿完了就赶紧回床上睡去吧。”妈妈一边走过来帮我把被子掩好，一边对着姥爷说：“小孩子家知道什么，你嫑跟他们念叨啦。信，写好啦，我给你念一遍，你再看看还有啥没说清的吗？”
　　 ……
　　 时间过去了许久，我才知道了那个晚上发生的事情的真相。
　　 文革期间，有人检举揭发我的姥爷，说我的姥爷没有入党手续，是个假党员，不仅要把他赶出那个专门给他设立的敬老院，还要把他拉出去批斗，要开除他的党籍。
　　 这下子，可把姥爷给吓着了。他跟那些红卫兵解释：“我不住敬老院了，我回家种地去。批斗会，我跟你们去，我肯定骂过人打过人，你们可着劲儿批斗就是了，我不反抗。可我的党籍是真的呀，你们万万不能开除我的党籍。”
　　 即便这样，那些造反派还是不依不饶，白天就生生地拉出去连着开了好几场批斗会，关键是在批斗大会上，当着那么多的群众，口口声声的“打倒反对派、假党员闫老斌”！这实在是他接受不了的，也是真让他感到害怕的了。
　　 左思右想，他实在是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实在是怕保不住他为之奋斗也伴随了他大半辈子的、在他心里比命都珍贵的这个共产党的党籍。夜晚，趁着看门的人不注意，偷偷溜了出来，连夜坐火车从老家的县城来了我家，要我妈连夜写了两封信，一封是给他当年的警卫员，后来的民兵英雄，现任的省革委会副主任的，一封是写给当时在北京的一位老首长的，内容就是一件事儿，就是要他俩证明自己是真党员，不是假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赶快证明他是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他不能没有了党籍。
　　 用我姥爷的话说：“我跟着共产党闹了一辈子革命，啥也没图过。就图人家跟咱说，你是党的人，你真行。你是党的人，你咋指挥，俺们就咋跟他们干！最后，要是连党籍都没了，那不是要我的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