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刚麻麻亮，乡里人就到自留地里去忙活，种些红薯或其它的粗食，平日搭配大米当口粮。八点半，榕树上挂着的铁轨一敲响，吃完早饭再去出工，就已经九点钟。午饭大多是在地头吃，一直忙到了天黑才回家。晚饭吃过之后，为了省几块煤油钱，便早早吹灯上床睡觉了。
　　 “冇要紧，冇要紧，你忙完事再给我送。”我也学着乡里人讲土话，放下粥碗拿手背试试嘴，这动作也是跟阮叔学会的，口袋里手帕不好意思掏出使，没话找话：“你爹给你取的名字真好听。”
　　 杨梅还是抿着嘴，露出两口小酒窝，三分浅笑带着七分甜：“我爹没文化，是下乡干部帮取的，我出生时，后院里的杨梅正熟呢。”
　　 “你娘呢？”说出口收不回，我觉得这话不该问。
　　 “娘生下我，没几天，就死了。”她淡淡地说。
　　 “我也没有爹。”这么说，只是想冲淡她那一点点的伤感。我父亲是国民党的军医官，四八年随国民党一支部队登上军舰到了台湾岛。那时母亲怀有我，没跟去，从此一家人再也没聚齐。提起父亲，我心情和杨梅一个样，因为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没有跟他一起生活过，只是看到别人有父亲，心里有些遗憾和惆怅。
　　
　　 五
　　 梅村家家户户院前院后都种果树，那些果儿没人挑到山外卖，只留给自家解解馋。果树容易招蚊虫，一入夏，到傍晚，走在乡村的路上，一大群蚊虫，追你叮、追你咬。屋里闹得还更凶，整夜飞机似嗡嗡叫。
　　 刚来头几天，我快要被蚊子逼疯了，它们“嗡嗡”叫，我两只巴掌拍得“啪啪”响，把自己脸儿也打麻。闹到大半夜，斗不过它，昏昏沉沉睡着了。第二天醒来，脸上、脖子上、手上、脚上隆起无数带红点点的小包包。
　　 阮叔看我这副捅了马蜂窝的模样，不停地摇头，那张像被乌烟熏过布满皱纹的老脸，如柿子裂开花，笑着说：“这城里人，长的可是唐僧肉。你看你，还一天到晚抹香皂，弄不好，哪天苍蝇也想在你身上做个巢。”
　　 我也纳闷了，这蚊子咋就不咬他们呢。杨梅告诉我，乡里人都在屋里撒了“六六六”，难怪村里弥漫着浓郁的农药味。杨梅知道我对这味儿不喜欢，想出驱蚊的办法。她不知从哪抱来晒干的艾草，扎成一小束，教我睡觉前点着它，在屋里头床上、床下，墙边、墙角挨着熏。她说以前没“六六六”，村里人都是这么做。后来有了“六六六”，这药味儿虽然不好闻，倒省去了每天要熏艾草的功夫。
　　 这一晚，熏完艾草带上门。我端把凳子坐在院子石榴树下，等那味儿淡了再进屋。
　　 夏之夜，乡村宛如天然的舞台，编排一幕有色有声的大戏。远处望，黛青色的山峦，似一幅浓汁泼出的水墨画，墨汁仿佛还在缓缓地流淌；田野间，漫空飞舞的萤火虫，一闪闪，亮晶晶；天空上，明月正当中，无数星星若隐若现地眨着；而蛙声，这边才落下，那边又响起，那节奏，或轻或重地拍打着静谧的夜晚。
　　 孤独地坐在这样的夜色中，最容易滋生心事了。
　　 我想起了母亲，她在郊区农场过得怎么样，她从小就是富有人家的千金，除了读书教书外，她哪里懂得喂什么猪。
　　 我想起了还没毕业就被勒令离开的校园，大前年，学院停课了，到处都是五颜六色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到处搭起的都是批斗大会的舞台。我也撞上了枪口，成了只专不红的修正主义的小毒草，树立了典型，我被专政的铁扫帚毫不留情地扫出了校门。在家闲了一年后，通过一位远房亲戚的活动，响应了号召，加入老三届的队伍，跟随着上山下乡的鲜红旗帜，来到了乡下，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我还想，呆在乡村将来的命运和归宿。
　　 “依呀”一声响，杨梅端把竹椅在我不远处坐下来。她的房间在厅堂的阁楼上，晚上用完餐，我不再迈入厅堂的大门。皎洁月光下，杨梅左手端着篾片扎成的圆圈圈，上面套着一方雪白的手绢，右手捏着一枚穿了绿线的细针，翻过来覆过去，上下穿梭。
　　 我凑上前，手绢上绣着一朵含苞待放的荷花，正在绣的是第三片荷叶，难怪她前几日对着大门前一口鱼塘直发呆，原来是看满池的荷叶与荷花。手绢上，几条比线粗些的留白，勾勒出片片荷花瓣，还有荷叶的脉络。那荷叶、花蕾好似张扬着看得见的生命力。只是荷花、荷叶颜色红的、绿的有些太夸张。这倒不怨杨梅对色彩选择有失误，来到乡下收鸡蛋、鸭蛋、鸡毛、鸭毛的货郎挑担上，摆放的线团匝匝数不出几个颜色来。
　　 我禁不住由衷赞叹道：“想不到你手儿这么巧，若去学绘画，弄不准能做个大画家。”
　　 “你这人干活不行说话行，那画家我可当不了，拿把扫帚在地下甩个一，那一字还像扭去弯来的蚯蚓。”杨梅听我说好话，很开心，抿着嘴，“扑哧”笑出声：“真的好看么？我屋里头床上席下，还塞着好多呢，你喜欢，我这就拿来给你瞧。”
　　 没一会，她又“吱呀”一声轻轻带上厅堂门，手里捧着一叠大大小小的手绢。我接过来，对着月光一张张地欣赏。手绢上绣的是村里常见的山花、野花和果树花。虽然绣线颜色很单调，但那一簇簇映山红，那一朵朵如鹅黄似的梨花……还有那些粉红的桃花，维妙维肖、生动又活泼。我又翻一遍，问杨梅：“怎么不见杨梅花？”
　　 “杨梅树开花，乡里人谁也没见过。”杨梅把又密又黑的长发拧成粗粗的一条，盘起绾到脑后勺，回答我。
　　 她歪头开口说话时，我一怔，月光下，她左边唇角内，整齐洁白的齿，微微挤出一颗俏皮小虎牙，那可爱，仿佛触碰了我的心。她看我不知不觉地发呆了，也发现了我失态的缘由，脸一红，轻轻把两片薄薄嘴唇抿上了。
　　 我拿话儿支开了，“生物学上说，那杨梅花只在夜间开，就像昙花似的，一现就不见。”
　　 “杨梅夜里开花我知道，那昙花又是什么花？”杨梅不再正着脸儿面对我：“咋没听过呢。”
　　 我正要给她讲“昙花一现”这句成语时，厅堂木门又是“吱呀”一声响，阮叔站在门坎外，抬头望着天空好一会，咳一声，朝院子一边茅厕走去了，仿佛没有看到我们。我和杨梅抬头瞧瞧越来越浓的夜色，两个人的脸儿一红一白的，换了好几次，最后悄然分开了。
　　 别看阮叔对杨梅管不严、不在乎，其实那双小眼睛，就像他养的那条大黑狗，打着盹儿也没忘记睁着半只眼，何况我还是摸不出根底的外乡人。
　　
　　 六
　　 杨梅说，今年雨水多，树上果儿都没有去年甜，水稻也晚熟。待到七月，连接十几天骄阳烈日，田里的稻穗突然变成黄灿灿、沉甸甸、金子似的，乐得稻竿弯下腰。
　　 梅村到了一年最忙的时节，“双抢”开始了，能干活的都派上了用场。阮叔搞起生产还真有他的招，他把男女老少强强弱弱搭配成若干组，再划出若干块责任包干区，每个小组立下军令状，延误一天就从小组里抽出他们的工分，奖给其它支援他们的小组。
　　 “双抢”时节，阮叔也用不着每天去敲那节挂在榕树上的铁轨，天见亮，乡里都是喊人起床的吆喝声。第一天，到田间，小组长裤管卷起下了田，挥舞手中的镰刀，顺着往一边倾斜的稻子开了镰，“刷刷刷”，没一会，腾出一块空地来。他指挥年青人，把几架脚踏甩谷机，抬到铺好塑料泡膜的田中央。大伙开始忙起来，割稻的割稻，脱谷的脱谷，还有人把脱落的谷子往篓筐装，装满一挑就朝村里晒谷坪里赶。晒谷坪里守候着妇女晒谷队，她们还要顾家务，算工分时只能算是半个劳动力。
　　 小组长分工时，我和那些十四、五岁半大的孩子是一伙，尾随割稻的，抱着一捆捆割下的稻子，往脱谷机那边送。我不服，开始是抢着要上脱谷机，杨梅赶过来，满脸紧张道：“使不得，这家伙会欺生，滚起来，想让它停都停不下，弄不好，稻草带着双手往里拖，指头都要被打残。你想玩，等有空闲我教你。”
　　 我一听，心头也打鼓，脸上一阵红过后，抢过她手中的镰刀，加入收割的队伍。一样还是出洋相，先是拽着一把稻竿在左手，镰刀还没碰到它身上，稻子连根带泥被我拔起来，整个人一屁股坐到水田里。人家已经转了几来回，我离田埂边却有好大的一截，还两次割破自己手。小组长瞧不下去了，走到身旁大声呵斥我，他也是把话甩给一旁的杨梅听：“什么时候了，想玩你们拿镰刀到山边割猪草，别拖了小组的后腿。”
　　 他的话，理也直，气也壮，杨梅想回呛，找不到词，憋红一张脸。我把镰刀还给了杨梅，还是乖乖去抱稻子。中午歇息时，两只手火辣辣的，我走到水田旁的沟边想用清水凉一凉，杨梅过来制止道：“洗去泥，待会干活流了汗，手上就像撒上盐巴腌似的疼。”
　　 二十多天过去，稻子收割后，田也犁过耙过了一番，秧苗抢着插下去，“双抢”告一段落。山坳里的平坝又变样，一块块水田，宛如一面面镜子，无论白天或夜晚，阳光月光还是星空下，泛起涟涟的光茫，那秧苗，有如蜻蜓点水般。
　　 这个夏天过后我也变了样。
　　 我陪杨梅提着洗衣桶来到小溪边，杨梅说：“黑了，再过一年和乡里人长得准没两个样，人家瞧了也不刺眼了。”
　　 “我又不是八角螺，身上没棱没角没刺咋就刺人眼？”我调侃她。的确是，我身上皮肤变黑了，手掌脚掌也长出茧，两边手臂给稻草拉出一路路细痕，结了痂还没完全剥落掉。扁担磨去几层皮的肩膀，比抹上菜油还光滑。走在窄窄田埂上，身体不再左右晃。
　　 “说话腔腔都变了调，跟他们一起不学好，你是城里来的读书人，听爹讲，还是状元公。”杨梅扬起柳叶眉，白了我一眼，前几天，在晒谷坪跟村里青年闹着耍，也学着说了几句他们平日挂在嘴边的脏话，杨梅当时就狠狠盯了我一眼。没想到，今天她还计较着。
　　 溪边妇女越来越多了，整个梅村也只能见到我一个大男人在洗衣服。阮叔很有人情味，除了老人和小孩，每家留守一个妇女在家忙家务。那些女人们，做好锅台灶下的事，开始三三两两端着木盆到小溪边。
　　 “杨梅，你们家井水就是不一般，同在一口锅吃饭，身上的味都变成一个样。”这位大婶说的是我们身上的香皂味，我背地里早就听到乡里人在议论。别看阮叔开始时鄙视我洗脸洗澡抹香皂，在我潜移默化下，他也擦起香皂来，洗完澡，还喜欢抬起手臂凑到鼻孔嗅，不过他可舍不得买。
　　 乡下人和他一样舍不得花钱买香皂，抹脸搓澡用的都是洗衣裳的土肥皂。香皂、土肥皂和牙膏，在乡村都算奢侈品。洗衣裳，用的是窄茶油渣渣压出的茶籽饼。她们头天晚上把要洗的衣裳浸泡在木桶和木盆，再渗和捻碎了的茶籽饼。第二天，到溪边，把衣服一件一件取出来，摊在一块平坦光滑的石板上，挥起手臂粗的捣洗棒，轻轻地锤，慢慢捣。然后提着衣领或裤头，浸入小溪中，任凭流水去漂洗，漂到看不见泡沫才拧干。
　　
　　 七
　　 山谷吹来的山风，挟带着寒意，老人开始穿上了夹袄。后院里几棵杨梅树叶子变了色，蝴蝶似的飞舞着，一片一片落到地面上。
　　 又是一年秋收过去了，田里的水放干后，开始闲下来，只待来年春天灌水再开犁。以前听说还种些农作物，自从“抓革命，促生产”“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下达后，不再搞那些副业了。这时节，大队包队工作组的干部，偶尔也会来开开会，听说我这个知青，还是读过两年大学的大学生。于是，给我丢下一叠《人民日报》和省报，让我每天给社员们一张一张地照着读。
　　 乡里人闲着时，我倒成了梅村的大忙人，白天要为每家每户统计一年到头挣下的工分，晚上还得在小队部煤油灯下为他们读报纸。第二天，洗脸时拿着毛巾的一角往鼻孔里塞，拉出来都是油黑的。
　　 母亲来信了。母亲是师范学校的讲师，我离开家没多久，母亲也被学校下放到“五七”农场去劳动，这次来信是满怀悲伤告诉我，说是哥哥下海投敌被民兵打死了。哥哥比我大好几岁，是他带我长大的。他是省城齿轮厂的技术员，文革加入造反派，写下决心书，声明和反动家庭脱离了关系，满腔热血投入到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后来，他们这一派又被另一派打倒了，但我怎么也没往那方面想，他会听信海峡上空飘来的传单，套上一条车胎跳下海，要到那座小岛找父亲。
　　 这一天，我在溪边洗好衣服后，独自来到水车旁，躺在青石板上，仰头望，整个天空是湛蓝的，几朵白云被风儿越扯越薄越大片，像是给太阳蒙上了面纱。
　　 青石板，透心地凉，倒让我那颗浮躁不安的心平静了许多。以前总以为眼睛能看到的世界太小了，现在觉得拥有身边的山和水，还有一片干净湛蓝的天空，心里已经非常地知足，觉得远离城市生活是庆幸的。若和省城比起来，乡村的确是套在老牛身上拖着走。乡里人眼光被山挡住看得不是那么远，但那颗心却是远离尘世纯净的，最大的事也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不至于谁要把谁踏到脚底下。
　　 杨梅轻轻咳一声，不知啥时悄悄地蹲在我身旁。杨梅早已察觉到我郁郁寡欢的心情，以为我是累出病，前几天嚷着叫她爹爹放我几天工，让我到大队卫生所打几支葡萄糖补一补。后来看出我是有心事，她的话也少了。
　　 看我把目光投向她，她舔舔嘴唇轻声细语道：“有心事你要说出来，不说给人听，就说给山听水听和树听，说出以后心里才宽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