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有什么心事呀。”我摇摇头，长大后，算是受了天大的委屈我也不喜欢给人讲，事情已发生，人家听了，除发出一声同情的叹息，又能解决什么问题来。
　　 “你瞒我吧，别认为我不知道。”杨梅垂头歪到一边道：“是不是看到大队里几个知青参军的参军，上调的上调，你也想离开乡下了，所以心里不舒服。”
　　 “没这事，如果骗你是小狗。”我对天对地发誓道，这些年，我们这些知青狂热后，开始有了自己的思考。从内心说，我便不排斥这场上山下乡的运动。与当下疯了似喧嚣的省城相比较，眼下的梅村，就像世外桃源了。只是灰色的身份，让我心境有种充军发配似的惆怅和伤感。但我心里根本没有打算离开梅村的念头，参军政审过不了关，要回城，走后门排队的还不知道有多少，怎么也轮不到我身上。
　　 杨梅听我这么说，开心一笑，不小心又露出她的那颗小虎牙：“谁要你来当小狗，我那爹心也忒狠，他算到过年都算不清的账，现在倒好了，抓你来当替死鬼。”
　　 水车在“吱呀，吱呀”叫，杨梅见我开心话也“叽叽喳喳”多起来：“家里米缸快见底，下午你帮我到臼米房来碾米。上次的糠打得太粗了，小鸡都不肯吃，这回你可别偷懒。”
　　 我望着水车溅起的水花，再望望绕着村庄走的小溪，拍拍脑袋，一激灵，心事活起来。我怎么忘了老人家还说过一句话，“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呢。我在大学学的是水利系，眼前这条小溪流，水流量平稳，不受季节的影响，到了臼米房这一处，还有几米小落差，若是利用小水轮机组建个小型水力发电站，供应乡里几十户人家用电没问题。
　　 “如果有电磨就好了，打成面粉也可以。”我随口说。
　　 杨梅接过茬：“那电咱村甭去想，公社水电站太小了，供给大队的电，晚上也只有几个时辰在亮着。你来头一年，城里有个专家说要在咱们这当试点，推广乡村小水电站。乡里人忙了好一阵，小坝筑好了，机器也从山外抬来了，左盼右盼专家却没来，听爹说，他是苏联特务被抓了，那些烂铜烂铁，现在还躺在生产队仓库，蒙着塑料泡膜睡觉呢。”
　　
　　 八
　　 一冬后，后院落尽叶子的杨梅树，又开始吐出雀舌似的小嫩芽。
　　 乡里人被我折腾整整这一季，没有白辛苦，到夜里，家家户户亮着灯泡的光。发电那一晚，好多人家就像大年三十守岁似，瞅着灯泡久久不肯睡上床。
　　 我还鼓动阮叔道：“转眼天气也热了，你开会时说几句，让乡里人鸡儿猪儿不要满地放，圈养在家里的后院头，苍蝇蚊子会少的。乡里人喜欢打赤脚，出门踩上鸡屎和猪粪也不舒服。报纸都说了，讲卫生，灭四害，这也是抓革命，促生产。”
　　 我记得，我曾找来一些破罐罐，种上鸡冠花、仙人掌、芦荟、太阳花，把它们整齐地摆放在前院屋檐下和墙根旁。阮叔和杨梅当时回到家，跨进门坎时，愣了愣，以为走错了家门。那天晚饭时，杨梅说：“院子里摆弄些花花和草草，真漂亮，城里花园是不是也这样？空闲时，我再上山寻些来，山里好看的野花可多了。”
　　 “好什么好，缺了咱们乡下的人间烟火味。”阮叔扒着碗里的饭，也忘不了摇着他的头：“公社干部都说了，这叫小资产阶级的小思想，再往下发展社会主义就会变修的。”
　　 阮叔态度有变化，我说什么他不再习惯性老摇头，他当着全村老少宣布，那座小水电站由我管，村里人的工分由我记，收支的账目也由我整，还多了一个名号，乡村卫生管理员。这一来，我成了村里唯一拿满工分，半脱产的社员。
　　 到了农历二月二，年算过去了，生产队闲了一冬后，农忙又开始。队里那些肥沃的水田，被打成一条条的田垄，撒上新推广的杂交谷子种。在半弧竹片的支撑下，覆盖一层薄薄塑料膜，一眼望去，如波浪起伏的小湖泊。没多久，秧苗可以起床了，休闲一冬的水田，犁过后，水牛拖着耙，把它们细细梳理了一遍。接下来，田埂上站着挑秧的人，一捆一捆把秧苗往田里抛，有的故意抛向正在弯腰插秧的人身旁，泥水溅到他们的身上，变成花脸花衣裳的模样。田里插秧的也不显弱，笑骂着，时不时从水田里抓起一把烂稀泥，甩面团似的出了手，粘到埂上站着的人身上。
　　 去年农业学大寨，乡村又开出了许多的梯田。杨梅和乡里人一样忙起来，她不肯当半个劳动力，早上和乡里人一起到田里去插秧，晌午还要回来管她爹和我的饭，稍有空闲时，抢着时间提着洗衣桶到溪边淘洗我们换下的脏衣裳。
　　 我的衣服平日里都是自己动手洗，在溪边，没人时，也会跟她耍着玩，衣服甩过去，央求她帮我也捎上。她又顺手往我这边扔，她已经不再对我隐藏她那颗小虎牙，露出洁白如玉的齿，笑骂道：“你又不是我家什么人，凭啥要我帮你洗衣裳。”
　　 农忙时，每次约她去溪边洗衣裳，她总是把我的衣裳从洗衣盆抓起来，塞到她的洗衣桶：“去去去，歇着吧，不差你几套衣裳的功夫。”
　　 后来她告诉我，不是她不帮我洗衣裳，她说有我陪她说说话，干什么都觉得很轻松。
　　 我的活是每天在溪边鼓捣抽水机，往田间小水利沟里灌溪水，村里有电了，乡里人再也不用起早摸黑到公社开出的水渠里，与邻村抢着放田水。有时为了放田水，急着争起来，两个村还会纠集人马打群架。
　　 这天中午抽水机马达太烫了，我把插头拨下让它凉一会，心想乘这会，到家里把午餐解决了，免得杨梅累着送饭两头跑。
　　 院子大门开着的，那瓦顶上的烟囱在日头下冒着一缕缕紫色的炊烟，袅袅地升腾，又淡淡地飘散。我刚抬脚迈进厨房的门坎，杨梅也正好端着脸盆从后院的柴门推进来。她满头浓密的乌发，湿淋淋地顺着双肩搭在前胸后背上，一条白练束着胸，鼓起来宛如乡村背山坚挺的小山峦。两人一愣一怔注视好一会，杨梅醒过神，手上端着的脸盆“砰当”一声落在了地上，如受惊吓的小白兔，尖叫一声，“咚咚咚”逃跑似上了阁楼，“依呀”关上门，“咔嚓”把门栓也拉上了。
　　 这一晚，我和阮叔回家时，杨梅煮好饭菜摆在桌子上，她把自己关在阁楼的小屋里。阮叔叫了几声不见有回应，以为她身体不舒服，早早上床歇息了。我的心在“砰砰”跳，做贼似的，低着头，干扒碗里的白米饭。别说不敢正脸回应他东拉西扯的闲话，连伸筷夹菜也忘了。
　　 杨梅开始变了，变得大姑娘般地腼腆，平日里我还取笑她，分明前世就是个男人，怎么投胎变成了女孩。如今真的像女孩，我倒反而不习惯，现在是我没话找话跟她讲，她也学会拿眼神来回答。那眼神，让我无缘无故地荡漾，又无缘无故地弄红自己一张脸。她双眸像小溪里的深潭，安静的灵气里带着清澈的明亮。
　　 小水电站建成后，阮叔不再把我像贼似盯，有时我和杨梅在说话，他还会故意回避到一旁。他看杨梅最近少理我，以为我们拌嘴闹别扭，“嘿嘿嘿”笑着安慰我：“她从小没了娘，被我惯坏了。”
　　
　　 九
　　 春天是百花开放的季节，我心血来潮，村里果树开花都见过，唯独没看到杨梅树开的花儿是啥样。这一夜，守到阮叔和杨梅都睡着，我抓起手电筒，悄悄推开厅堂的大门，穿过厨房来到后院的菜园子。第二天，我被阮叔和杨梅唤醒了，杨梅起床煮早饭，到井边打水时，惊讶地发现我躺在井台上，身边丢着手电简。
　　 早春夜里寒气浓，花没见着，我却生了一场病。阮叔到大队卫生所，开来阿斯匹林吃了也不管用。乡里人说我是中了邪，给后院的杨梅精迷住魂，要不怎么会躺在水井台上睡一宿，没被妖怪索命已经是万幸。阮叔虽然是党员，这方面他也很迷信，他请来村里会念符驱邪的三伯婶，握着桃木剑，手里端着一盅散发出怪味的水，前院后院走，叨叨有词念。做完法事后，喂我喝下了她请来的圣水。也奇了，当夜捂着被子出身汗，高烧退下了。
　　 杨梅私下悄悄问：“那晚咋回事，真的见到杨梅精？”
　　 我悄悄地回答：“哪来什么杨梅精，我是想看杨梅花，在井台守着睡着了，那井台的青石条，冰凉透入骨，加上半夜里的寒气，才得了这场风寒病。”
　　 说完还忘不了叮咛她：“别把看花的事儿说出去，乡里人听了会笑掉牙。”
　　 听说我是为了看杨梅花，她更是急坏了：“你这人胆子贼腻大，还说这世上冇妖怪。幸好冇见到杨梅花儿开，要不今天你就不能站在这里跟我说话了。你这人，好讨厌，就算你不怕死，也该想想会不会吓着别人家。”
　　 接下来，她给我讲了一个祖传的故事。说是很古老、很古老的以前，本地县城一户人家有两个未出阁的闺女，每天躲在花楼里绣花，两姐妹女工精细得名扬四乡八里地。有一天，姐姐突然想，见过的花儿她都绣过了，唯独没绣过半夜开出的杨梅花。于是挑着灯笼在杨梅树下守了好几夜，终于看到杨梅蕊蕾上开出了花，花还没绣好，她人却死在杨梅树下。妹妹看到姐姐留下的绢布上，那没绣好的杨梅花真好看，也学着半夜去偷看杨梅开出的花，一样是花还没绣好，就死在了杨梅树下。从此后，四乡八里传开了，看到杨梅开花不吉祥，人们再也不去惦念那杨梅开不开花。
　　 我笑道：“那是凑巧对上号，该那两个小姐要出事。听我生物老师说，他读大学时采过杨梅花儿做标本，那杨梅树还分雌性和雄性。雄的开的是暗红色的花，雌性开的是紫红色，总有一天也会让我看到它。”
　　 杨梅见我不死心，还想看那杨梅花，急得泪珠子在眼眶里打转转，跺着脚：“你这人真是木头脑瓜子不通窍，好说歹说还心不死，你试试看，敢再去后院看那杨梅花，这一辈子都不理你。”
　　 看她那含嗔带恼的模样，心里头禁不住又荡漾，答应她：“好吧，好吧，我不看就是了。”
　　 乡里人纯朴，从来就没有发生过男女之间的风流韵事来，也不见哪个男女青年败坏了家风。我和杨梅的交往虽然他们闲时也唠着耍，但却没有胡思乱想的弄是非。我也经常听到有人问阮叔：“小队长，啥时把那城里人招入门，我们等着喝杨梅的喜酒呢。”
　　 以前阮叔每逢有人这么问，他是这么说：“别乱嚼舌根，这娃成份不是咱们贫下中农家庭的，收留在家是革命的需要，你若看到他欺负咱家的杨梅，就替我敲断他的腿。”
　　 现在若有人还这么问，阮叔变成这么一句话：“啥年代了，政府都在提倡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咱这当爹的管不着。你问我，我问谁？”
　　 有时我私底下也有古怪的念头，那省城，这一辈子是回不去，还不如娶了杨梅做老婆，守着这片山，守着这方田，守着村里的小水电站，守着杨梅和小队长，死心塌地守着乡村活一辈子。两人的事就像一张薄薄的纸，只是都没勇气去捅破它。
　　 春节前我给大队写了请假条，下乡插队好几年，我们母子还没相聚过。几个月前母亲写信告诉我，她已经从“五七”干校解放回学校。那天杨梅不依不饶送我到公社汽车站，班车启动时，我看到她拿着衣袂在拭泪。
　　 回到了省城，省城跟我离开时有些小变化，虽然墙上还写着朱红大字的标语，但没有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看到大街上的人们好像都累了，显示出一张张疲惫的脸，再也找不出激昂兴奋的表情。
　　 见到我，母亲很意外：“怕你不回来，前天才给你寄封信，这么快就收到？”
　　 母亲说明催我回来的原因，自从国家队那场乒乓球在日本打完后，中美两个敌对几十年的冤家握了手，我们成为政府统战的对象。原来父亲早在五十年代离开了小岛，迁移到美国去定居，现在是华盛顿一家医院著名的医生，听说美国总统都找他看过病。父亲给母亲来信了，还告诉母亲很想接我到美国去生活，以弥补他没做父亲的亏欠。我的思想与其说是复杂的，也可以说是完全没思想，突然听说久违的父亲终于有下落，不知怎么回答母亲好。
　　 在省城呆了十多天，好像已经不适应这座出生长大的城市。我告诉母亲我要回生产队，乡下的农忙就快开始了。
　　
　　 十
　　 踏上梅村的土地，呼吸着那空气里飘着泥土、草木淡淡的清香，仿佛又变成了没肝没肺的人。杨梅看到我，头发、脸上、身上沾着灰黄的尘土，烧锅热水提到了后院，让我洗完澡，把衣服送到溪边来。她说完，带上后院的柴门，提着洗衣桶岀了门。
　　 来到小溪畔，我从怀里掏出一双女式北京鞋，还有一瓶抹头油，递给她：“擦头发，油亮油亮的，是咱乡里闻不到的柠檬香。”
　　 杨梅没有接，我路上想象的开心在她脸上找不到，问一句，她答一句，说了大半天，那颗虎牙也没见她露一回，脸上挂着些许的忧愁。我离开梅村没多久，刚才路上遇见收工回家的阮叔和乡里人，见面招呼也是好好的，没有看出有意外：“怎么了？瞧你不开心的模样。”
　　 她把捣衣棒挥到半空停下了，泪珠无声无息落到小溪里，又无声无息随着溪水流走了。自从我那次无意撞到她出浴的场面，她的眼泪好像特别多：“你啥时走？”
　　 我怔了怔：“走？我这不是刚回么。”
　　 “城里人咋就不老实，什么都喜欢藏着掖着来。”捣衣捧无力地落在湿湿衣服上，发出沉闷一声响，她松开捣衣棒，在衣襟上擦干手，伸到口袋掏出一封信，封口被开启过，邮票不见了：“通信员说，不是他拆的，他只是顺便抽出看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