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塘】第二手时间(小说) ——一位记者的手记
儿子
(我先访问了这家的儿子,我看不出这个青年的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我们相对坐下,我想先提一个问题——这小伙子先开口了)
我知道你是记者,是搞新闻的。我记得我上中学时学过新闻。那时在初中吧。题目叫什么来着?我现在什么也记不得了。你看我这记性。真是糟糕透了(他不停地晃动头,又摇着身子,身子像一片树叶一样飘来飘去)……我记起了,好像是毛泽东,也是我们所说的毛主席写的《新闻二则》。我记得我学得很认真,我发誓我要做一个新闻工作者,向人们报道新闻什么的,做一个社会有用的人,或者像现在这样当个兵。当然啊,我是一辈子做梦都没有做到当了空军。可不知怎的,到了部队说我的脸上有几个黑豆,就不让我飞了。
有个领导说,你个子高,够得着机翼,就做地勤吧。我立正敬了个军礼,答道:是!我就成了空军地勤人员,我的理想破灭了。你说这是不是新闻。我看这就是。
你说什么?你问我新闻的定义?那我就不好说了。后来我查了一下。新闻的定义很多。不过老师给我们说,什么叫新闻。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你今天来采访我就采访对了。你回去把今天采访的材料加加工,放点儿佐料,把你的文才拿出来,写成一篇好的稿子,那些大报不用才怪了。
我连忙纠正说,新闻不需要多少文采,把基本事实说清就行了。你只管说,说清你的事,让别人了解你,你得到了公正的待遇,我的职责就尽到了。
我采访的这家主人家的儿子忽然脸色大变,惊呼了一声,啊呀不得了!什么公正的待遇我不要了,只求求他们别打我了!
我说,没有人说要打你呀,这里也没有人要打你。
你错了,儿子说,打的人也就是打手就在你身后,他们就藏在你身后的门外边。
我扭头看了一眼门口。那扇铁门威严无语地沉闷着,门锁没有动。
儿子又喊道,记者,你看他们已经进来了,他们手里拿着皮鞭,棍子,我好害怕呢。叫他们快停下来,不要打我了。我头痛,我腰痛,我腿痛,我心里痛啊!
我赶忙走上前去握着他那干枯而苍白的手说,兄弟,没有人啊,只有我,你冷静点!
他只是一个劲儿地叫着,痛啊,疼啊,求求你们,别打我啊!
我用手按住他的头说,冷静点,冷静点,有我在这儿保护你,你就不会受到伤害,你放心吧!
那儿子说,我知道你是记者,但在这个社会,记者也保不到命,记者也有被杀死的,你们记者也要保命啊。
我说,没有哪个要伤害我,我今天就是来采访你,我要你说出事实的真相,你到底是指怎么回事?你到底违反了军纪没有?你在军队里到底做了什么事,竟至于让下至连指导员,上至军委某领导都为你操劳。你的本事可真大了,你一个列兵都算不了的人,竟然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这可是为什么,你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位小伙子耷拉着头,头发一根根落下来,砸在地板上雷声一样响动。惨白的脸如同一张白纸,没有一点儿血色。说了几句话,他早已支撑不住,酣然入睡,涎水如瀑布般从嘴角边溢出,哗啦啦地撞到地板上。又像急促的溪水般流向门口的低洼处去了。我从他打的呼噜中可以听出,他的喉咙被堵塞着,那里一定有什么坚固的东西。
我是《新闻报》的记者,几个月前就有人给我打电话说有一个老上访户,她的儿子在军队出了点事,被遣送家,可这位母亲老是上访,老是找上级,从县级一层层找了军委,军委又一层层落实,可落实下来,这位母亲还是不满意,又一层层上访,高层又一层层落实下来,她又一层层上访……如此循环往复,弄得地方、军队疲惫不已。听说这位母亲具有强大的毅力,还在积极准备材料上访。
主编对我说,你是新闻系的高才生,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你的新闻稿发了,引起了轰动,那说明我慧眼识英才,用人用对了;倘若你的文章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我已经是要退休的人,撤了我的职业没有什么了不起,你可能会调到那些小报社了。我也是想要干一番大事业才来的。现在这个世道,不是为了钱,就是为了名。有了钱一定会有名。有了名才可能有钱。我是个才出生社会的大学生,还没有女朋友,还没有买房。我可不能懈怠,我要抓住一切机会挣钱,也挣名。可我不曾想到,我采访的对象,跟我说不了几句话,连正题话都没有说上一句就“酣然”入睡了。
仰卧在木椅上的小伙子忽然梦中惊醒:哎哟,哎哟,不要打了。哎哟,哎哟,蚊子咬死我了。
我感到无比惊异,这还是初春天气,哪来的蚊子呢?我感到我采访的对象的神经有点问题。我想在这小伙子身上在找一点答案。
天气还有点寒冷,可他已经穿上衬衫了,那那白色的军队衬衣已领肮脏不堪,黑黑地积满污垢。我在走近一点,看到他胸前挂了一个挂牌。是医院里病人的编号。我翻开一看,姓名,李军;年龄,二十一岁。落款是某某省某某市神经医院精神病科。
难道李军是一个精神病患者?
警察
这位警察是我在采访前认识的,我认为他是我认识的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警察,工作认真,没有一般警察那貌似威严的样子,说白了,他就像我们一般的知识分子,还有点腼腆。他对我说,加我微信吧,我得教教你,你这个人有点偏激,但你一定要小心啊,不要在网上发什么不得体的言论,外面随时都有监控。我说,不是有人说过,没有偏激就没有成功吗。他轻轻地说,那是哲学家说的,我们可是现实主义者。他又对我说,听说你要采访我们县里的老上访户赵玉,我劝你就算了,你不要给你自己找不痛快。我说我是个记者,记者就是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是靠真实吃饭的,挖掘真实才是一个新闻工作者的价值。警察说,真实不一定有价值,有价值的东西不一定真实。我顿时对这位警察朋友感到诧异,警察里居然有这样思想高深的人,像是一位哲学家。他又说,社会就是一具大网,任你在网里跳,你也不会跳到那里去。那你要采访你的赵玉说罢,那可是我们局里上了号的人,每年都弄得我们非常尴尬,尤其是每年开全国会议的时候,她就像老鼠一样给出动了,悄悄地坐上了车,向省上向首都出发,那边的监控就发出了预警,要我们半路拦截,我们便着了便服,悄悄地跟随在她的后面,只要看到她准备进入国家机关的大门或天泰门,我们就会采取强制措施,把她给强制带回。回来之后,我们好说歹说,总算让她安静几天,可隔不了十天,网上的警报又响起来了,我们又会接到我们局长的电话:“杜所长,杜所长,你明天带上几个人到省城务必把赵玉给我带回来,必要时再拘押她半个月,必要时就直接送拘留所,让那个会开完再说。”我们去了,也把赵玉给带了回来。但我们看到她那狼狈的样子,也真心劝她说:“你儿子都这样了,你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赵玉可是个死脑筋,我们都说她的神经有问题,她始终坚信她儿子受了不公正待遇,她始终坚信她有人出来给她一个公道。可现在,没有任何人会这样想。我听说她儿子在军队里出了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是不明白,我也不想弄明白,听说涉及很多人,很多单位,什么空军,什么基地,连指导员,团长,副军长,军长,东京,县长,副县长,县司法局长,公正所,等等。我只是听说她儿子挨了打,到底是怎么打的,我就不知道了。我每当看到赵玉那双哭肿的眼睛,也感到难过,她儿子都成了疯子了,丈夫也与她离婚几年,她还是那样死扛。至于在她和她儿子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一般人是弄不明白的。她的脾气可大呢,除了她爹没有骂过以外,任何人她都骂过,尤其是我们这些警察,骂得我们脸皮烧轰轰的。她骂我们什么呢,其实她自己也不知道,我们只是奉命行事,把她从东京的天泰门前带回来,从省府的大门口前带回来,在她的家门口前训斥她要安分点,你这样成天上访不劳动,我们还给你发生活费,你可要有良心啊。
可赵玉就是听不进去,我刚见到她的时候,她那时还年轻,可你现在看,不到五十岁的人,看起来已经是六七十岁的老太婆了,双眼泡肿,头发花白,全身浮肿,衣衫褴褛,走路一瘸一拐的,像是要散架了,我们就非常担心,要是她那天倒下了,她那坐在轮椅上的疯疯癫癫的儿子会成什么样子。
听说你要去采访她和她儿子,我劝你少管闲事。
父亲
李军的父亲叫李遭。
我见到李遭时,他正在翻小区前的一小块地。说是一块地,就簸箕那么大。锄头举得很高,可落下来却没有多大的力,所以我在旁边挂着照相机等了他老半天,也没见到他“开辟”了多少土地来。他想在这里种些什么,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这里什么都种不出来,无论是是西红柿,还是黄瓜、茄子。因为这里的土非常贫瘠,要不是城市扩张到了这里,这里一定还是“荒无人烟”。周围全是垃圾,臭气熏天。一阵午后的风吹来,夹杂着江水的腥味,那味道更叫人难以忍受。我只得掏出手巾纸捂住鼻孔。
你在挖什么。我问。
什么也没有挖。我想给儿子刨一个馒头。
我疑心这位父亲也是不是疯了。从地里刨馒头,就能解决他们家的问题。
我又说,大叔,不,大哥,哦,我还是叫你大叔吧,我的父亲跟你的岁数差不多。
这位父亲生气地说,随便你叫,你就是把警察叫来,我都不怕!
我说,我只是个小记者,哪敢叫来这些“豪士”角色!
那你这记者就不管用了。你采访了没有什么用处,我何必费口舌给你讲什么。小伙子,回去采访正经报道,兴许会对你又好处。我这里没有什么可讲的。你听到的只是传闻。说什么我原来是国税局的工作人员,还有升职的希望。就因为我老婆是个人见人恨的“缠访户”,就因为我儿子的问题弄得那些当官的心里不舒畅,我就被“开除”了,被勒令退休,不发一分生活费。你叫我一家人吃什么,喝什么,我只有在垃圾旁边开一块地,种上玉米,稻子,小麦,我就不相信我自己养活不了自己!
你就别问我那可恨的老婆了。别人恨她,我也恨她。恨她太虚荣,太刚烈。你与她生活在一起,就如同一把锋利的刀刃架在你的脖子上。她大喊,我不爱国谁不爱国;她大叫,我不守边谁守边;她大呼,我不当兵谁当兵!
儿子当上兵了,她痛哭流涕,紧握住武装部长的手不放,那一滴滴眼泪滚落在部长的手臂上。她激动,她兴奋,她骄傲。我劝她冷静一点,当兵对我们这些家庭来讲不要只看荣誉,要实际一点,我们还没有买房,我们还有一个女儿,那是老父亲从苍溪县捡回来的,在他临终前托付给我们,要我们跟儿子一样养大,养好。可是,你看怎么着,就是我那个老婆,一天拉着我去“上访”。单位的旷工达到了上百天。我那女儿没有人照顾,只得寄在一个“好心人”家。可这世上哪有什么好心人,我们给足了生活费,我们以为我们就可以安心上省城了,上东京的天泰门了。可不是这样,就在我们在某个大领导驻地等候的时候,那个“好心人”竟然强奸我的女儿,那时她才八九岁。我那可恨的老婆一下子晕死过去了,我可不能倒下,我倒下了,我整个家就崩塌了。我眼里反而没有眼泪,我眼前只是一片黑暗,我看不见任何色彩。
我们回到县城,家门大开着,不见我的儿子。邻居说,你儿子天天去街上找你们,去车站接你们,他这时可能在金鱼街呢。我知道儿子的精神早就不正常了,医院鉴定是精神分裂症,可那些领导不认可,说是本地本市本省的医院作假,我们又上东京库阿华神精医院去鉴定,结论还是一样。
我看到儿子时,我就给儿子跪下了,几年前,一个活波健康的儿子现在就成了一个痴呆的人,在这大热天里还穿着一件厚棉袄。身子不停地在抖动着,嘴里直叫着,我要妈妈,谁人看见我妈妈,就叫她来接我,我不在这儿了,这儿的人坏,打我,用蚊子喂我,我实在受不了,他们还用脚踢我,把我的肠子都踢出来了,我的屎尿都一裤裆了!
儿子身边放着一只空碗,是好心的人端来的。我只有谢谢他们了。
母亲
我叫赵玉,李军的母亲,李遭的妻子。
先要声名一点,我与李遭已经离婚,儿子李军和女儿李娜判给了我。
李遭的工作是我一手给他“搞掉”的,他提出与我离婚,我没有异议,他说不要孩子,也是合情合理的,我接受,但他为什么被勒令退休,而且不发一分钱的退休工资,那是上级要我们屈服,听从县上的安排,尽快把我的儿子的案子给结了。一旦结了案,什么都好说,我丈夫的工作或退休金,我儿子的补助,我女儿的工作,我的社保,等等。可我坚决不干,我要的是说法。没有说法,我就没有活的价值。我现在活着就是为了那一个说法。那是多么遥远的事,可我就是不管。我白天逢人就要讨一个说法,晚上在梦中也要讨一个说法。我想,即使我到了阴曹地府我也要向阎王爷讨一个说法。
我问,那说法就那么重要?宁愿家庭破裂,妻离子散?宁愿坐牢?宁愿挨打挨骂?
她说:是!
她撸了撸袖子说,你算是记者中最有良心的人。不像有些记者,糊弄人,什么曝光,什么为民做主。一见大人物说什么,马上笔锋一转,就来了个“但是”“况且”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