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漳河滩，可是养育我们那一代人救命滩，菜篮子。1960年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大旱之年。据老人讲比1942的旱情还要严重，只是没有蝗虫罢了。本来是“清明时节雨纷纷”却没有落雨，人们盼谷雨，谷雨只阴了一会儿天太阳便赶跑了乌云。千里的赤地上偶尔生出的些许草芽儿早被人挖光了。正在长身体的时候我却整日饿得两眼发黑，其实那是严重的营养不良。有时我甚至荒唐地想：要是有蝗虫就好了，那样饿死的将不是人而是蚂蚱。抓住它可以烤着吃，饿死它晒死它可以肥田。不久学校接到上级的指示，说是“低标准（大人每天7两粮食，小孩半斤、四两不等）瓜菜代”要“百日休整”（农民不干活，学生不上课）。不上学干什么呢？
　　 忽一日听人说漳河滩的柳树发芽了要去捋柳芽，于是一传十十传百女人孩子们便蝗虫似的涌向漳河滩。远远望去这里果然因漳河的滋润一派生机，嫩绿色的柳芽儿如一大片一眼望不到边的绿色彩云，人们便高兴地欢叫着涌入树林，心想一定可以大有所获。可是走进去一看才知道捋柳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是足下的沙子，向前走一步往后滑一滑几乎走不了几寸远而且很累，再说那柳树都是两米多高被修得整整齐齐的根本就够不着，所以女人们在下边只能望芽儿兴叹。但这难不住我，找棵细一点儿的小树爬上去往下一坠，整个树头便被我坠了下来，姐姐和一些女人赶紧捋收获果然不小。我们正干得欢突然有人喊：“快跑吧，看林子的来了！”于是我们又一窝蜂似的往林外跑，可漳河滩里哪跑得动？别忘了我们跑不动他们也照样跑不动，像电影里的慢镜头一样光喘气就是到不了跟前。就这样人家来了我们就跑，他们走了我们再回去接着捋。回到家把新捋的柳芽用开水一煮放点盐一拌，果然比那干红薯梗好吃得多，起码它不苦，嚼得动。
　　 农历五月十三是关老爷磨刀的日子。这一天村里组织了求雨仪式。挑了九个家里只有一个女孩儿的所谓孤女排成一队，前头由没儿没女没男人的福来大娘领头。福来大娘头上顶着一个簸箕，在一阵锣鼓声的伴奏下，村民们纷纷从家里跑出来，每人都端一碗水向福来大娘泼去，就这样从村东头泼到村西头，在人们一片求雨的祷告声中，把福来大娘泼成了一个落汤鸡。而那九个少女却唱着一首非常不合时宜也非常跑调的歌曲《真是乐死人》。因为学校上音乐课教师就教了这一首歌，别的她们也不会，但整个过程下来却没有一个人乐，人们有的只是悲愁和饥饿。不知是那可恶的旱魔被关老爷的青龙偃月刀吓跑了，还是老天爷被人们求雨的虔诚给打动了，还是当时的口号“抗旱抗到天低头！人定胜天！”给震慑了，反正当天夜里就下了一场透雨。第二天大人们便抓墒情种上了晚秋。大人们到地里去侍弄庄稼，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孩子便到村西北清流村的漳河滩去挖野菜。
　　 1958年，清流一带的几十个村被迫迁走了，因为国家要在岳城修水库，库区的老百姓只得背井离乡到河北峰峰一带去落户。水库还没有修成，大片的土地却荒芜了。接下来又在河边的山坡上盖起了大片大片的工棚，成千上万的民工住了进去，整个漳河滩以一种畸形的热闹取代了往日的繁荣和宁静。工地上不断传来各种各样的奇闻轶事。
　　 有一次给民工放电影，附近的老百姓也去看。一村姑说被一个民工摸了屁股，掂起一根拆房子扔掉的烂木头朝民工头上打去。不想这烂木头上还带着一个铁钉，民工当场毙命。因为是河北河南两省的交叉案，两省的司法部门又都各自向着自己的臣民，所以官司从邯郸打到郑州，从郑州打到北京，最后的结果我们不得而知。又说民工在修路时锯了当地一棵老槐树，路修好了拉土的汽车却到那里就翻，而且是车毁人亡，说民工在漳河里抓住一个老鳖精有汽车车厢那么大，汽车都拉不动；说一民工在河里游泳，看到一条大鱼前去扑捉却莫名其妙地被开了膛。原来那是一条三枪鱼，背上长根硬刺像刀子一样等等等等。
　　 放到现在，谁值得把自己十来岁的孩子扔到那么复杂的环境中去挖野菜？但那是饿死人的年代，况且上千亩的水浇地里不长庄稼长野菜，那简直就是一个天然的大菜园子，挖也挖不完，所以每天早饭后十几个孩子在我家聚齐后，娘用一块手帕包两个菜团子给我作中午的干粮，我们便开始出发，出了门只要送我的娘一转身，我们便开始比赛吃干粮，看谁吃得最快，咬的口最大。一个男孩一口咬下一大半糠菜团子噎得差一点背过气，我们照样笑得东倒西歪。吃完干粮便唱着歌谣向漳河滩进发：“猪毛英（野菜），黑咕咚，俺去姥姥家住一春。姥姥瞧见怪喜欢，妗子瞧见瞅（厌恶地看）两眼，妗子妗子你别瞅，扁豆开花俺就走，一走走到庙后头，遇见一只大黄狗，不咬屁股就咬手。”“灰灰菜（野菜），菜灰灰，她娘养了个傻嘚嘚，他爹说咱扔了吧，他娘说咱再鬼鬼。”现在想起来，那是一个艰苦的童年，但也是个欢乐的童年，多姿多彩的童年，我们没有享现在孩子的福，但现代的孩子也绝对感受不到我们那时的轻松和快乐。唯有饥饿是让人无法忍受的。中午的干粮早早地吃完了，直到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才往回走，还得背十几斤重的野菜。有的孩子饿急了就到民工食堂外边的泔水桶里捞那些又酸又馊的东西吃。有一次我饿得实在走不动了，眼黑了好长时间也看不见，只得坐在路边休息。这时过来一个拉车的民工到我跟前停下了，吓得我站起来就想跑，却不料他掀起车厢上的白单子，拿出一个馒头递给了我。我当时真是不懂事，连声谢谢也没说背起菜布袋子一口气跑回家把馒头交给了娘。娘把馍分成了四块，我两块，爹和奶奶各一块，后来爹不吃又给了奶奶。所以直到现在我从不浪费一粒粮食，在外边吃饭一看见那半桌子吃剩的美味要扔掉时就会想起那个馒头。
　　 大坝要合拢了，大部分民工要撒走，工地上一片狼籍，难免要留下一些生活用品和地里的蔬菜。大人们也不干活了，都到工地上去拣东西。爹和娘也都去了。在一片工棚的废墟上，爹意外地拣了两个吃饭的碗和一块两米长的木板，我却被断壁上的一幅画吸引了。原来这民工中也有能人，工棚的白墙上画着各种各样的花鸟图案，但大多已被拆得面目全非。只有一幅广寒宫里的嫦娥在向我微笑。我说我想要，可爹费了老大劲也没弄下来。于是我们又赶到河边去挖人家不要的菜根。菜地里好多人都在抢着挖。可挖着挖着水上来了，开始漫到足下，人们不管不顾仍旧在地里挖、水里捞，只到水漫过了膝盖才依依不舍地往岸上撤。爹背着一布袋，我和姐姐抬着一布袋，在没膝的水中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回走。那一天骄阳似火，又是正午，可我却冷得浑身打颤，两脚哆嗦，等赶到一个高坡的树阴下，我往地上一躺便什么也不知道了。可把爹和姐吓坏了，又是喊又是叫，朦胧中我却听得那声音好远好远。
　　 正在这时，堂兄吃过午饭也来拾荒，娘让他捎来了三个小糠饼，姐掰下一块就往我嘴里塞。但即将饿死和即将冻死的人是一样的。人临冻死之前会感到燥热难耐，会把身上的衣裳都脱光，而我当时的感觉是厌食，怎么也不吃。姐把糠饼嚼烂了喂我，又灌了点儿水，我才慢慢地缓了过来。饥荒过后，娘一提起60年就说家里多亏了我，是我每天挖的野菜家里人才没有饿死，才有力气去干活。可我却终生都感谢漳河滩。它不仅养育了我们那一代人，也让我过早地尝尽了人间的酸甜苦辣，学会了识别社会上的真伪善恶，知道了什么东西能吃，什么东西不能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