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仁先生赴黔公干，天降贵阳。故友相见，自然是道不完的钦慕思念。临别，先生掏出随身带来的一只小小优盘说：“这是我近年来散见于各家报刊的拙文，打算辑录成册，还望老兄多加斧正，并代作一序。”先生此言，让我不胜惶恐。何哉？盖因闽南大地人杰地灵，名流才俊数不胜数，哪里轮得到我这地处边鄙的一介布衣出头聒噪。当时，我是一口拒绝了先生的美意的。不意，待我拜读毕先生的大作，不禁感慨万端，竟自生出了“有话要说”的冲动。
　　 之前，我与荣仁先生曾有过一面之缘。
　　 四年前，我偶然读到先生的一篇美文《田螺坑里住神仙》，顿时就被先生的文采和文内描写的福建土楼的神奇美妙以及独特的闽南文化生出无限向往之情，遂报名参加了旅行社组织的厦门之旅。那一次，先生专程拨冗赶到宾馆与我相见，以他的一本文集《土楼思语》相赠，回来拜读，钦佩感叹不已。而今，更让我钦佩感叹的是，厦门一别，不过三四年光景，先生以相当级别的领导干部之身，百忙之中竟笔耕不辍，又有十数万字的作品问世而且对我青眼有加，专嘱于我，让我得以先睹为快，足见先生对我的信任和那份诚挚的友情。有友于此，夫复何求？
　　 先生的这本新文集，内容涵盖了纪实文学、散文随笔、调查报告、时政言论、人物传记，颇具杂家风范。其中，尤让我爱不释手的，是他的散文随笔。
　　 用一个“美”字来形容先生的散文，是十分恰如其分的。无论是对闽南优美的自然风光、山川地貌的描绘，还是对其母校厦门大学的介绍，皆文采飞扬、措辞精妙——
　　 “这里波光粼粼、树木茂盛，怪石嶙峋、错落有致，湖光山色、相映成趣。漫步在湖边的栈道上，水榭亭阁，曲径通幽，世俗的嚣烦，一扫而光”（《心中的一盏明灯》）。
　　 “峡谷中的山溪，宽不过30米，蜿蜒成“S”字形，高空鸟瞰，很像太极图案，所以小村被游客们誉为“太极水乡”。山溪水清澈见底，历历可数游鱼。水面上，鸭戏鹅游，悠然成趣。溪流两岸，一座座土楼、吊脚楼挤挤挨挨，家家户户门前高挂的大红灯笼随风晃荡。清流之上，一座座小巧玲珑的石拱侨，把两岸人家连在一起”（《太极水乡如诗画》）。
　　 这样的文字，实在是能让人产生不尽的联想和想象，让人兴奋莫名。依了古人的说法，未临其境而知其形胜，是谓“坐游天下”。先生的《土楼文化》专栏，尤其体现其深得土楼文化的精髓：从土楼神奇独特的建筑、土家人重教敬贤的风气、闽南古老淳朴的风俗和历史掌故，到对闽南优美的自然风光、山川地貌的生动描绘，就足以让众多没到过闽南的读者尽享“坐游”之快意。而对于我这个曾到过土楼一游的人来说，如今再拜读先生的美文，品味其中的妙旨，回忆当初游土楼的情景，不免又勾起了再游土楼的情结。
　　 先生文章的美，还美在一个“情”字上。
　　 在先生的这本文集里，出现频率最高的，莫过于“福建土楼、故里南靖”这个词汇。无论是对母校的感怀，还是对故乡美好风光的介绍，在整本书的字里行间，都处处渗透出一股浓浓的故乡情。“南靖县是台胞的祖籍地，也是台湾政治人物萧万长、吕秀莲的祖籍地，台湾现2300万人口中，有100多万人祖籍在南靖。靖台两地血脉相承、语言相通、习俗相通、文化相连、经贸相往”（《难忘的台湾之旅》）。
　　 “故事的主人公叫张麟科，是福建省南靖县南欧村的华侨……可看出闽西南农耕文化‘财不外露’对其的影响，同时也体现了华人在异国他乡打拼的情怀，透露出追求财富的欲望。海外华人爱国爱乡，致富后热心南靖的公益事业。可以说，张先生是许多海外华人、华侨打拼发展代表的一个缩影”（《异国风情话缅甸》）。
　　 无论是到台湾地区、赴缅甸，随时随地他都总是自然而然地把当地的自然环境、民风民俗、历史掌故与自己的闽南故乡联系起来，找出相似相同的地方，理出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难怪，先生生于斯、长于斯、成家立业于斯，是南靖的水土养育了他，南靖的人民培养了他；数十年来，他又以勤勤恳恳、吃苦耐劳、任劳任怨、认真负责的精神服务于闽南大地和故里南靖，为当地的人民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正是有了这一份真挚的感情从胸中喷发而出，才能够笔走龙蛇，抒发出最美好的心声。
　　 文学理论的常识告诉我们，美好的散文，必须具备三个要素：一是形散神聚、二是以情动人、三是文笔优美。而先生的散文，无不体现出这三个特点，显见是深得散文写作的要旨的。
　　 先生的文章，除了让我赞叹，还让我打心里生出一份由衷的感激之情。是他的这本文集中的《感悟名人》专栏，让我得以拜识古建筑泰斗罗哲文、闽南的先贤---革命前辈郭亚黄、语言学大师黄典诚、古代先贤庄亨阳。说实在的，一直以来，我对闽南的文化、历史、风土人情、杰出人物知之甚少，是先生的这个专栏，让我大开眼界，增长了不少的见识。而先生为这些先贤名流作传记，除了得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去采访、去收集材料外，还必须得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而且还得“消化”、加工，再用浅显、大众化的语言表现出来，让“老百姓都读得懂”。比如，写到古建筑泰斗罗哲文，先生就巧妙地引用了泰斗老先生的原话：“‘辨方、相土、观水’，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尊重环境，以柔克刚，抗震减灾。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不难找到符合这些原则的中国古代建筑，而南靖土楼则是最为典型的代表。”寥寥数语，不仅介绍了南靖土楼的特点，而且具有不可置疑的权威性。写到治水能臣庄亨阳，则详细描写了其“驾起小船，亲率百姓患‘宜导而疏之’，主张‘蓄汇兼筹’，在上游建水库蓄水，下游开渠泄洪，中游综合治理。开毛城铺天然减水闸，使黄河水南泄洪泽湖，开天然坝使徐州上游的淮河水注高、宝诸湖，开范公堤而注之海。组织百姓修筑南四湖，黄淮堤防，扩大中小库容和修建金沟、境山等数十座水闸，清理了黄、沐、汴等河道的沙障，拓宽了运河狭窄地段，解除了长年困扰徐州的水患问题”的过程，活生生一个自然科学领域的治水方案，读来让人体会颇深。至于《语言学大师黄典诚》一文，荣仁先生用了较大的篇幅，来介绍这位闽南先贤。从渊源的家学，到少年求学；从抗战时期颠沛流离中的治学，到“文革”中的种种不堪的遭遇，读来让人动容。当然，在文中，我们更看到了一个毕生致力于语言学研究而且著述颇丰的有血有肉的大师，更从中读到了荣仁先生扎实的音韵、反切等古代汉语功力。
　　 至于先生文集中的十数篇时政杂评，更是颇对我的“胃口”。这十数篇时政杂评，点到的，都是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司空见惯的现象，既有共性，又有个性。而且，这些杂论短小精悍，言简意赅，长的不过千字，短的仅二三百字，却一语切中了当下的一些时弊，如《莫忘“稳粮”定天下》，仅二百六十字，就揭示了“我国粮食种植面积不断减少，粮食危机显而易见”的现状，批判了时下“有钱就有粮”的错误思想；而《景区“门票经济”何时休？》，则批评了当前许多地方在发展地方经济中的短浅见识。至于《“汽车下乡”莫乱鸣笛》《“清明”祭扫莫变味》《人到老年少攀比》等篇目，看似都是些家长里短的小事，但先生却从这些小事中挖出了其中的具有社会普遍性的问题，十分耐读。我想，先生能从这些平凡的小事中“发掘”出这些题材，一方面还是缘于他热爱故土、热爱家乡的那份深情，另一方面肯定是缘于他在基层工作多年，对基层情况了若指掌；走上领导岗位后，又勤于调研且观察问题细致入微使然。
　　 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没有硝烟弥漫的战火、没有战马嘶鸣的悲壮，自然也就缺少气壮山河、荡气回肠的诗篇。而受当前经济大潮的影响，当前的社会却潜藏了过多的浮躁和急功近利，因而我们读到的，往往是花褪残红、月满西楼，是嘉年华、名利场……而先生的文风，没有如虹的气势，没有如投枪、似匕首的犀利，也没有暗香盈袖、疏影斜横的无病呻吟，有的只是拉家常似的娓娓而谈，只是用“妇孺皆能解”的语言耐心地讲清楚一个道理。文如其人，显然，这也是与先生一贯的踏实、质朴、宽容为人的准则是分不开的。
　　 愿早日能捧读到先生散发着淡淡的油墨清香的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