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信”二字最初引起我的注意是在1967年。那年头到处贴着“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的标语。当时我就读的“江城初中”校园里，有一块“战备草药圃”，里面种植着各种各样的草药标本，每一棵草本都挂有小牌子，上面写着它的名称。
　　 我忽然看到一棵小草的牌子写着“韩信草”，我不解，就去问老师：“‘韩信’是什么意思啊?”，老师回答说：“是那种草的名字，古人给起的。”我估计老师可能也说不清，就不再问下去了。
　　 直到大学，我才读到“韩信点兵，多多益善”的典故，才知道“韩信”是人名，是刘邦手下的大将军。然而对于韩信是个怎样的人物，我并不感兴趣，因而没有关注他的生平和事迹。
　　 此前，我也曾隐约听过家乡老人说过，我们姓韦的原本是姓韩，是我们的韩氏老祖，因为避难的原因，将韩字去掉左边而变成韦姓的，简称“韩改韦”。但我也没想到这韩字跟韩信有什么关系，就这么过了很长的时间。
　　 上个世纪末开始，家乡兴起姓氏文化研究与修族谱、建祠堂之风，我们韦氏群众也不例外。那时，我就经常听到许多参与编修《韦氏族谱》的人，讲述韦氏与韩信有直接关系的许多故事。这些故事归结起来，得出一个观点，就是我家乡那里的韦氏人家，包括我，都是韩信的后裔。对于这个观点，家乡也有少数韦氏人家，持不同看法。于是，从那时起，我开始对韩信感兴趣起来。
　　 后来，我在高校工作，老乡们认为我是真正的文化人，所以在修族谱的时候，遇到问题就爱向我咨询。其中最使我感到棘手的是两个问题，一是韩信是否有后代；二是韩信的父母是谁。因为，如果韩信没有后代，那么“韩改韦”观点就不成立；那么，我们那一带的韦氏人家，近两百年前老祖宗所留下的旧族谱就都得改写。因为那些旧族谱都持“韩改韦”的观点。再者，如果韩信的父母不确认，那么“韩改韦”的人家就无法上溯其祖源的根本。这两个问题，显然是重要的，所以，从那时起我才开始对韩信的有关问题加以关注和研究。
　　 韦氏的来源问题，是所有姓氏来源问题中最为复杂的，有五个来源之说。韦氏的分布，在广西最多，因而韦氏的来源问题在广西比较突出。2007年，有人发表了一篇论文，此文否认“韩改韦”的真实性，说“韩改韦”是被愚弄了。一石激起千层浪，从此引发了一些学者在互联网上旷日持久的有关韦氏祖源问题的争论。这个争论相当热烈，直到2017年仍在继续，尚未达成共识。
　　 我对此的研究是业余的、默默进行的、断断续续的，没有参与他们的讨论，我保持着冷静平和的心态，辩证地、认真地分析相关问题。
　　 刚开始的时候，上述的两个问题，立刻使我陷入极为困惑的死胡同。因为我查到的韩信竟与传说中的韩信格格不入：资料显示，韩信的生卒年代是公元前231年到公元前196年，是秦末汉初汉军将领，跟随刘邦击败项羽，平定天下。西汉初年刘邦封他为异姓王，后来他投降匈奴，公元前196年韩信联合匈奴与刘邦军队作战时，被汉将柴武所杀。这个资料使我如坠五里云雾，一头雾水。
　　 随着研究的深入，一大堆的问题先后进入了我的思维之中，诸如韩信的父亲是谁?韩臣颜真有其人吗?韩信是不是王公贵族的后代?为什么萧何参与谋杀韩信?韩信有没有谋反?刘邦真的想杀韩信吗?韩信的妻子何许人也?韩信有几个兄弟?韩信有几个儿子?韩信的遗孤真的得到南越王藏匿并抚养成人吗?等等。
　　 这些问题当中，有两个跟韦氏祖源的确认是至关重要的，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一个是韩信是否有后?一个是韩信的父母是谁?这两个问题不弄清，“韩改韦”的观点就经不起推敲。于是，我着重研究这两个问题。
　　 在研究的过程中，我越来越觉得韩信是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并发现许多新的问题。
　　 历史上不少名人对韩信的评价很高，说他是“兵仙”、“神帅”、“军事家”、“兵家四圣之一”、“兵家权谋的代表”、“汉初三杰之一”、“西汉开国功臣”等等。这并不是徒有虚名的。韩信，他确实为汉朝的建立有过丰功伟绩；他确实是位了不起的人物。他被萧何誉为“国士无双”；刘邦赞他：“战必胜，攻必取”；楚汉之时人们评价他“功高无二，略不世出”。作为统帅，他擒魏、取代、破赵、胁燕、东击齐，南灭楚，名闻海内，威震天下；作为军事理论家，他联合张良整理兵书、序次兵法，并著有《韩信兵法》三篇。历史上有近30个成语与他有关。
　　 最使我惊讶不已的是，在刘邦在世的那个年代里，竟然有两个韩信！这是我以前闻所未闻的！这两个韩信，他们同名同姓，几乎同年龄，而且是同年死的，都是被杀死的。这两个韩信，都是刘邦的大将军，都是为汉朝的建立攻城掠地、立过汗马功劳的；都是参加过打败项羽、平定天下的战争的；都是得到刘邦封王的。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在他的千古名著《史记》中，为了区别这两个韩信，一个称“韩王信”，另一个称“淮阴侯韩信”。这两个韩信有所不同的是：前者身长八尺五寸，身材特别高大魁梧，后者则没有特别；前者出身于王侯世家，后者出身于贫苦百姓；前者功绩一般，后者有辉煌功绩；前者谋略一般、没有突出才能，后者宏才大略、神机妙算；前者最终投靠匈奴反叛汉朝，后者忠于刘邦却被诬为谋反；前者是战死沙场，后者是惨遭谋杀；前者凡李俗桃，没有什么名气，后者是名扬四海、妇孺皆知，人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这两个韩信可谓出现在西汉的“真假猴王”。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是中国历史画卷上的一朵奇葩！
　　 人言“性格决定命运”，此语非谬。淮阴侯韩信命运多舛、大起大落，才三十三岁则死于非命，令人扼腕叹息。淮阴侯韩信本性心高志傲，再加上战功赫赫，就有些桀骜不逊起来。他在征齐得胜之时想要刘邦封他为齐王，刘邦起初不同意，后经萧何建议才同意了，所以韩信最先称为齐王。公元前202年，韩信带兵参与垓下之战。楚霸王项羽在四面楚歌的绝境中，无奈自刎而死。此时刘邦却突然来到定陶，驰入韩信军中，收了他的兵权。后后经萧何调停，将他改封为楚王。
　　 公元前201年，有人告发楚王韩信谋反，刘邦亲自来到陈地，将前来拜见的韩信擒拿押送京都，又经萧何劝议，刘邦才在半路上赦免韩信，将他改封淮阴侯。
　　 汉朝建立和稳定之后，刘邦有没有杀掉淮阴侯韩信之心呢?韩信真的想谋反吗?对于这两个问题，先前的许多学者，各有说法，是非参半。经过对《史记》相关章节的深入分析研究，个人的看法是，刘邦有除韩信之心，韩信无反汉朝之意。
　　 上世纪末，由于国内娱乐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娱乐市场的放任管理，导致娱乐消费的乱象丛生。有人以调侃、歪曲、丑化历史人物为资本，极尽胡编乱造之能事。他们同样不放过韩信，说韩信双臂过膝，面像猿猴；说他的父亲是只猴子；说他剥父亲的皮、活埋母亲；说他搞同性恋等等，什么难听的恶毒的话都有。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如此糟踏和诋毁一位古代名人呢？两千年前的韩信跟如今的他们又有什么深仇大恨呢?难道要通过这样的卑劣行径来达到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目的吗?在这一时期里，又有人突发奇想，提出“韩信无后”的论题来，引得“韩改韦”网民的很大反感。
　　 “韩信有后”之说，早在明朝就有论证，明朝有四部古籍谈到了这个问题。这四部古籍是：一、《玄羽外编》，全书46卷，其中有《支离漫语》4卷，明万历举人张大龄（字玄羽）所著，有极高的史学价实。二，《千百年眼》明进士张燧著，全书12卷，是讨论中国五千年历史文化之旷世奇书，影响力极大。三，《龙文鞭影》，明万历国子监大夫萧良有著，其书可谓典故之大全。四，《倘湖樵书》，明崇祯进士来集之（字元成号倘湖）著，全书12卷，是作者的史学札记，其中“征摭繁富，颇有考证”，富有史料价实。这四部古籍流传久远，历代学者经常引用其中相关内容。这四部古籍，均持“韩信有后”观点。
　　 这四部古籍，并非小说，实际是史书之补遗，更像野史之类。虽说其中内容不可全信，但也不能全否。俗话说“事必有因”，“无风不起浪”。其中所载，很难说全是空穴来风的。即使这四部古籍某些段略存在相互传抄之疑，这也属于正常引用的范围。如果说“韩信有后”之说不妥，那么这些古籍的作者为何肯于转抄?既然决意转抄，就说明他们已经认可或存在共识。张玄羽、张燧、萧良有、来元成，他们并非凡夫俗子；他们都是明代举人进士、朝廷仕宦、博学多才的学者。他们岂肯舍其千秋名节于不顾，而信口开河、人云亦云吗?若说四部古籍所载“韩信有后”不足信，那末“韩信无后”之说又有哪些古籍或史书可以证明呢?也许有人问：“如果韩信有后，为什么正史都没有记载呢?”依我说，朝廷下旨“灭其三族”，正史如何再敢提起韩信有没有后代这样的话题呢?那些御史官敢于不顾掉脑袋，而凭风言风语来写史书的吗?韩信有后之说，历经几个朝代，连自家老祖宗也不曾质疑过，偏偏到了今天，我们比起生活在古代的先人来，对古代事物的见识倒反多了起来！真是不可思议！
　　 其实，在史学界也有不少学者对“韩信有后”是持肯定意见的，他们的研究是相当严谨的；他们的分析是合情合理的；他们的结论是有证有据的；他们的看法有其独到之处，颇有见地。
　　 明朝万历年间的举人张玄羽，其所著的《支离漫语》有一段记述，原文是：“广南有韦土官者，自云淮阴候后。当钟室作乱，淮阴候家有客慝其三岁儿，知萧相国素与侯相得，不得已，为皇后所劫，私往见之。微示侯无后意，相国仰天叹曰：冤哉！泪淫淫下。客见其诚，以情告之。惊曰：若能慝淮阴儿呼？中国未可居也！急逃南粤，赵佗必能保此儿。遂作书遣客致儿于佗，曰：此淮阴侯儿，公善视之。佗养以为己子，而封之海滨，赐姓韦，用韩之半也。今其族世豪于海濡间。夫吕氏，当惠帝末，已无血胤，而淮阴后犹存。是亦奇闻，史家不识也。惜客失姓名，不得比于程婴，则有幸有不幸耳。”
　　 明朝万历年间进士张燧的著作《千百年眼》，其第四卷载：“韩信有后：广南有韦土官者，自云淮阴侯后。当钟室难作，淮阴侯家有客匿其三岁儿。知萧相国素与侯知己，不得已，为皇后所劫。私往见之，微示侯无后意。相国仰天叹曰：冤哉！泪淫淫下。客见其诚，以情告。相国惊曰：若能匿淮阴侯儿，于中国不可居矣！急逃南粤赵佗，必能保此儿。遂作书遣客，匿儿于佗。曰此淮阴侯儿，公善视之。佗养以为子，而封之海滨，赐姓韦，用韩之半也。今其族，世豪于海濡间。有酂侯所遣之书，尉佗所赐之诏，勒之鼎彝。夫吕氏，当惠帝末，已无血胤，而准阴后至今存，是亦奇闻，史家不识也。惜其客名姓不传，比于程婴则有幸不幸耳。”此说出张玄羽《支离漫语》。
　　 这两部古籍所载，很明显地肯定韩信是有后人的。文中所言的“酂侯”，是刘邦赐给萧何的诸侯封号，就是萧何其人。文中所言的“尉佗”就是南越王赵佗。文中提到的“程婴”，是元朝纪君祥创作的杂剧《赵氏孤儿》，其中藏匿和抚育赵氏遗孤的人物。由此可知，作者张玄羽之所以提到程婴，是因为要强调韩信确有遗孤的意思。
　　 另外，“韩信有后”也可以从《史记.第二十三萧相国世家》中的记载得到佐证。韩信被吕后谋杀后，刘邦突然命令都尉带五百兵卒包围了萧何的府第“相国府”，似乎在搜查什么。从那以后，萧何就开始被刘邦进行了严密的监视。本来是萧何献的计韩信才被杀死的，按理说萧何应该对刘邦有功，为何反而被刘邦如此怀疑和猜忌呢？这应该是因为萧何隐瞒了什么重大的内情，应该是刘邦怀疑萧何救下了韩信的儿子。因为没有找到韩信的三岁幼儿，所以才对萧何进行了严密的监视。韩信幼子的下落不明，刘邦与萧何彼此心照不宣。
　　 《史记》记载，公元前196年，即韩信被杀后的第二年，黥布反叛，刘邦亲自率军去征讨，刘邦不放心住在京城的萧何，多次派人来询问萧相国在做什么。萧何门客对他说，皇帝盯上您了，您将大祸临头了，并献以自毁声誉之计。萧何顺水推舟，将计就计，大做田地买卖，贱买贵卖，大量敛财。刘邦征罢黥布回来，民众拦路上书告状。刘邦见萧相国失去民心，心中暗自高兴，但他却怒责萧何害民，可谓一石二鸟。后来萧相国提出让民众开垦上林苑的利民方案，高祖却又大怒起来，说：“相国你大量地接受了商人的财物，然后就为他们请求占用我的上林苑！”于是降罪于他，命廷尉用镣铐把他锁了，投入大牢关了起来，几天之后，有王卫尉进谏高祖，萧何才得赦免。从《史记》的这则记载可以看出，自从韩信死后，刘邦对重臣萧何的态度，判若两人，对他猜忌重重，并多方提防于他，动辄欲加之罪，存心要置其于死地。使刘邦恼怒的是，因萧何让韩信留下了后代，他只恐将来韩信后代起来造反报仇，给他的“万代江山”埋下了隐患。除了这样的思路，其他不好理解刘邦对萧相国态度的一反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