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天后的一个傍晚，突然学校来了两个红卫兵将正吃晚饭的父亲叫走，说是要开紧急会。从文革开始以来，父亲就未参加过任何会议，提心吊胆的母亲一直等到半夜，父亲才回到家里。原来是开父亲的批判会，说父亲在农场写给那位老师的字条内容反动：从长计议就是要向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搞秋后算帐，是要搞反革命反攻倒算。会上群情激奋，喊打倒叫低头认罪的口号声震耳欲聋。匪夷所思的是，那字条不是被红卫兵搜出来的，而是那位跌伤的老师在思想汇报会上交出来的，主动检举揭发说父亲同情“黑帮份子”。他还作为证人堂而皇之参加了父亲的批判会，态度激昂的发了言，父亲目瞪口呆、自始至终说不出一句话。母亲听了后也如鲠在喉，无言以答。
　　 父亲的哮喘终于再次发作，张开嘴巴上气不接下气，脸色闷得铁青。母亲紧急将我们召回。二哥与我立即抬着父亲往斜对面人民医院送。此时医院也在搞文化革命，原来的一些主任医师、技术专家大都接受批判靠边站。一个原县中医院的造反派医生在那值班，见父亲穿着知识分子模样，慢腾腾地爱理不理。母亲催了几次，他才将手上的报纸放下。此时门口陆续又进来几个看病的，只见他神经质似的大声喊：贫下中农先看！恰好一位人民医院的医生路过门诊部，原来就与父母认识，见状低声骂了一句：神经病！立即将父亲带往住院部急救。
　　 凤仪山有一大队干部的家住高家巷。其老二经常放敞牛，吃掉周围菜园里的蔬菜、踏毁地里的庄稼，畏于他家权势，受害人家敢怒不敢言。一次，母亲一大早到菜地浇水，几头牛正在园里肆意糟蹋，满园的辣椒、茄子、青菜、蕹菜全毁了。母亲气得抓起扁担驱赶，五大三粗的这位老二此时立刻现身了，原来他就在旁边盯着牛吃园里的菜。母亲跟他讲理，他却蛮横骄狂毫不理会，用当时最时髦的政治口号压人唬人。他大概认为他们家响当当的贫下中农、大队干部，谁也奈何不了他。纠纷闹到居委会后，还未靠边站的高主任听了双方的叙述，公道地说放牛毁坏人家的菜园就是不对，直接批评那位老二。对方理屈词穷没讹到什么，一声不吭怏怏而去。这件事母亲几十年后还经常谈起，对高主任那年月能秉公办事，一直心存感激。
　　 伴着高音喇叭的政治啸叫声，文革的折腾越来越烈，折腾的对象越来越多。一天早上，家门口突然贴了一张大字报，写了母亲的名字，勒令次日自行准备高帽去居委会集合游街。母亲愤怒无比，自己家庭出身是佃中农，丈夫是党员，无任何污点，凭什么戴高帽去游街？母亲一把撕下那大字报，让隔壁翠娥吓得腿发抖。
　　 晚上居委会开大会，有人将此事提起，已取代高主任的文革工作组长听了大发淫威，宣布说明天一早派人去捆母亲游街。此时，一些大妈大嫂纷纷开始你一言我一句：咯是莫去捆，人家小孩子多，担任多年居委会组长做了不少义务，又没有什么错误！文革组长见为母亲辩护的群众多，就问：他老公干什么的？翠娥马上大声答道：人家是高安中学的老师，是党员，还是烈属！文革组长低下头与边上几个人交谈了几句，大概弄清楚了情况，没有再谈此事。第二天也没有谁来找母亲的麻烦。
　　 七
　　 1969年高安中学被撤销，合并到华林的高安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当时的领导根据父亲的身体状况，派父亲留守老校址，边养病边看守校园，这时身体逐渐好转。
　　 华林共大有一辆解放牌大货车，隔三差五被派来老校园拖运桌椅办公用具。一次二弟带着小弟去父亲那里玩，很想尝试坐汽车的感觉。父亲望着两小孩天真而期盼的脸，不忍让他们失望。从不求人的他，陪着笑脸向司机呐呐地要求：就让孩子们坐一段，过操场到校大门口就下车。父亲久不与社会接触，根本不知当时的“三夫”地位，屠夫（卖肉的）大夫车夫而又以车夫为贵，那能这么容易答应。装完东西那司机墨镜一带，坐进空着的驾驶室，砰的关上门，毫不理会地绝尘而走。
　　 一天傍晚，父亲正在家休息，忽然屋后面的锦河边传来一阵喊救声，原来是县医院一护士带着两个孩子下河洗澡不慎被激流卷入深水，情况非常紧急，父亲来不及跟母亲打声招呼，就从屋后的防洪墙爬出去向河里冲，衣服未脱就跳进水中，在那护士即将沉入水底的一瞬间，父亲刚好游到她身边将其托起。事后被救的护士提了一只老母鸡和一篮蛋登门感谢，母亲坚决不肯收，护士几天后邀了十几个人，锣鼓喧天红旗招展的向学校送去大红的感谢信。
　　 1970高安中学复办，重新迁回县城，老校址被南昌迁来的电机厂所占，安排到赤土板原二中的地方。领导班子换了人，名称改为革命委员会。校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一改前任领导的安排，既不将父亲当作病号、也不安排他担任力所能及的教学工作，让他一个哮喘病人24小时值守电话与打上课作息铃。哮喘病人本来就晚上难以安眠，却要从早操时间到下晚自习时间全天候地值守。那时没有电脑，全靠每时每刻眼睛紧盯钟表，神经绷得紧紧无法放松，半夜来电话无论天气如何还得出门老远叫人接电话，没几个月父亲就倒下再也起不来了。
　　 父亲住进医院，校革命委员会不闻不问，对一个教龄几十年老教师的生死漠然。母亲天天陪护着父亲在医院，一边用自己的理解诠释当时的那些荒唐事、劝慰心情不好的父亲，一边多处打听民间偏方、想方设法要医治好父亲的病。那个年代报纸杂志上全是政治口号，鲜有科学知识普及，普通百姓医学常识缺乏。一老头说，父亲的病要用猪心炖琥珀，母亲立马寻找琥珀、买来猪心；一老太说，用夹竹桃树叶煎水有用，母亲又摘取夹竹桃树叶煎水……。这些偏方没有一点疗效，父亲倚靠、躺卧在病床上，难受、苦闷、无聊。一次，听人说原县中医院已靠边站的刘继祖医师医术高，母亲马上请来刘医师来家里给父亲诊断。刘医师摸了父亲的脉搏、看了舌苔，认真听了父亲对病情的描述，建议父亲：要抛掉思想上的一切负担，心情放松的休息，多到外面散步走动走动，气喘犹如跑步爬坡，只要冲过去一次，改变对吸氧打针的依赖，增强自身的耐力，病慢慢就会养好。缺乏医学知识的父亲对此毫不认同，对母亲说道：哪有冲过去就好的道理，就像一台机器，哪个零件有毛病就要修那个零件，自己怎能好？母亲说服不了父亲，只能仍留在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多年后，医学博士毕业的小弟谈起此事，非常认同刘医师当年的建议。
　　 文革时期运动连串波骇云属。斗私批修运动开始，号召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搞人人过关，上纲上线加以批判。当权者无人到医院了解实际情况，也抓不到父亲的不是，就以“没有革命热情、暮气沉沉”给予结论。那位校革委会主任几次路过父亲的病房门口，母亲碰到都跟他打了招呼，他只喉咙里“哦哦”搪塞一声，视而不见仰头而过。孤独住在医院的父亲，长期得不到单位过问，此时身衰体弱站立都有困难，无法理解那位主要领导的行为。父亲提起毛笔，在一用镀锌铁皮敲制的新提水小铁桶上题词：十亿人民九亿昏，阶级烙印旧痕深，斗私批修刀見血，一桶清水洗身心。不知是对当时频繁政治运动的不理解，还是对单位领导毫无人情味的揶揄，好像表达了一种忘却所有烦恼、自我洗涤自我净化的寓意。
　　 父亲感到特别的无奈与心寒，不久就带着无尽的忧伤离世了。
　　 父亲死的时候，学校领导无一人出来与家属见面，支派一位办公室老师敷衍。没举行追悼会，未发讣告，更不派人送别。打发一个搬运公司的工人，带几个学生扔个花圈了事。父亲是一个几十年教龄的老教师，中共党员，勤恳工作一生、教书育人一世，竟好似与高安中学毫不相干！当时大哥尚赶在数百公里之外的路上，孤立无援的我们搀着悲痛欲绝的母亲和哭哭啼啼年幼的弟弟们，喊天哭地不得应！三个弟弟还很小，母亲没有工作，大哥大学刚毕业还在军垦农场劳动锻炼，二哥与姐都插队下乡，我刚分到园艺场劳动。家里的顶梁柱没了，一大家的生活如何维持？按国家政策三个未成年的弟弟应该有抚养费，母亲也应该有抚养费，去找学校交涉口头应付说会去办，结果不管死活，竟一连拖延了两个月，在反复催促下才报了二弟与小弟上去，家里一时无钱买米落入温饱难保。
　　 直到文革结束，有高安师范的老师找到母亲，了解文革中那位革委会主任对父亲的态度，才知道此人以前在高安师范任职时，同样对知识份子毫无感情，做了不少伤害普通老师的事。诡秘的是，文革一结束，这位革命委员会主任摇身变成了受害者，大会小会口吐唾沫，控诉“四人帮”如何残害知识分子“臭老九”。
　　 父亲过世不久，母亲整天沉浸在极度悲痛中，无心料理家务。一次家里没了米，我们却怎么也找不到粮油供应证。那时的粮油供应证是除户口簿外，另一重要的证件，没它就买不到米。每次买米时，粮管所会在每户账目存根上同时登记，按道理遗失后只要提出申请，补办并不难，但我们却累次碰壁。离我们家并不远的粮管所，里面坐柜台的几个工作人员，以前上下班路过家门口，总会与母亲拉拉家常闲聊，现在却板起脸来像不认识。连续几天，大弟去提出要求无人搭理。眼看断粮，我向园艺场请假，整天守候到粮管所硬磨软泡、求爹爹拜奶奶的，柜台那些人很不耐烦。一次，突然里间走出一位不认识的男士，一句话没说，递给我一张表格填写，大厅的几个人不再吱声。表格轮流在大厅那些人手里签字盖章，不一会儿我领到了新粮油供应证。估计这位当时30岁上下的男士是负责人，瘦瘦个，从大厅的喧闹中听清了我的情况，秉公而办替我解决了问题。我连连感谢他，只听他轻轻回了一声：不要谢。世界就是这样，好人时时有，善良处处在！
　　 如果将人历史轨迹调出，打印在一张白纸上，年代时间作横坐标，官位作竖坐标，有的也许是一条平稳上升的斜线，有的也许起伏不定有上有下；如将竖坐标改为其思想表现，则伴随年代的各种“红黄绿蓝黑白”的政治变化，有的陡然直挺极点，各种颜色反差极大，有的平淡无奇偏暖偏白基本一致；若将中华传统的善良、正义、信任、同情、仁义、怜悯等输入其竖坐标，有的恐要显示出一片空白，而有的则是条条厚实丰满的实心线。文革摧残损毁数千年累积的中华优秀传统，肆无忌惮将人的野性发挥得淋漓尽致，某些残留仍在荼毒贻害着人的心灵。
　　 八
　　 1973年高安遭遇一场大洪水，浑浊的洪涛汹涌地从锦河上游奔泻而来，河水漫上岸，北街的马路淹到人大腿深。河水上涨的速度很快，我将母亲和二弟小弟安顿在筠西大礼堂下一间借住的房间，与大弟一起再回到凤凰桥房子的楼上留守。这时楼下的洪水已淹到楼梯口，有2米多深了。其实家里也没有什么值钱的财物要留守，只是母亲养的一头猪圈在楼上，需要喂养照料。晚上八九点钟，母亲打发二弟来叫我们不要留守，马上离开那里。我们用绳栓住猪的一只脚，系在屋柱上，游水离开了民房。第二天一早，当我们回去的时候，凤凰桥至仁济石桥头，已与凤凰池连成一片汪洋，那一排民房全被冲毁荡平。
　　 我们居住了20年的地方回不去，凤凰桥一带的民居风貌就此消逝，只留存于人们的记忆之中了。
　　 洪水还没消退，凤凰桥高家巷一带躲水灾的居民，有的开地铺，有的并起长木椅，拥挤在人民医院的门诊大厅里，圈成个个难民窝。邻居小英一家也在里面临时居住，等候洪水退去。一天，小英的脚下有东西拱动，低头发现一只猪，她躲也躲不开，赶也赶不走，细看一眼：哎呀，这是何师母家的猪呀！那头猪，房屋冲毁的那一刻，自己挣脱绳索跳入洪水，泅水爬上高地，混挤在难民之中。左寻右找回家的路，竟然以它灵敏的嗅觉找到了邻居小英。动物的灵性有时让人难以置信！就这样，被洪水冲走几天的猪又找回来了，母亲十分高兴。我们这时租住到筠西的一排单层公房中了，条件略微比凤凰桥子好点，有单独的厨房。
　　 文革终于结束，二弟、小弟先后考上大学，家里的生活逐有好转。母亲这时日夜惦记着一件事：还钱。
　　 大概多年前的一次开学（估计是1966年），父亲向语文教研组的同事借了一些钱，给我们开学报名用。这个老师几元，那个老师几元，总共多少，我们都不清楚，可母亲牢牢记在心里。文革爆发后，由于学校曾被撤消、老师们离散，无法还上；父亲过世后，更因家境困难艰难度日没有条件还。现在母亲天天提起还钱的事，不了这桩心愿无法安宁。她四处打听那些老师现在的住处，南街、北街走了个遍。高友庆老师当时就住居委会旁，一听母亲说还钱，连连摆手：不要、不要！母亲硬是将钱塞到高老师手中……；万德诤老师住在南街高安二中，母亲去了后，万老师无论如何坚决不收，母亲只得回来。过了几天，母亲买了一只老母鸡，再次上门表示感谢。万老师将母亲请进家里，口中不停喃喃：嘎去了多咯，嘎去了多咯！意为母亲付出更多了。至今我们也不清楚这笔帐的具体，只看到母亲找齐所有借钱的老师后，心情变得舒畅，脸上露出宽慰的笑容。我们真诚感谢当年高安中学语文组的老师们，那些钱当年对我们家的帮助、乃至欠了这么多年时间，此恩怎能轻易忘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