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百里洲南北人工河先后开通，围绕南北人工河配套的排涝灌溉水系各支渠，也逐渐完工。散居的农户开始向人工河或主干渠搬迁，形成街道式居住格局。接下来是平整土地，把原来抵御洪水的土台子还给水坑，把原来占据农田土地的树林、竹林铲平还给农田。20世纪80年代末，我家的老屋，包括其他邻居的老屋，先后搬迁到了人工河的马路边。我家的土台子和竹林，以及大坑南边的土台子、荒沟，全部平整为农田了。眼前，两百米开外，春生的三正间、一副间的新建房屋，就立在叫“斑鸠窝子”的农田中央、大坑东北角。这里没有水泥路，准确的说，我的车迂回慢行在原第五生产队，两块农田交界的土垅埂上。左右车门，不时发出被棉杆枝条和棉桃空壳摩擦的声响，如春生数家珍般地在帮我回忆：左边原来是谁家的土台子；右边原来是谁家的大水塘；东边原来是谁家的竹林子；西边原来是谁家的菜园子。那土台子有多高；那大水塘有多深、有几个黄鳝洞、有几只青蛙；那竹林子里有什么鸟；那菜园子里有几个瓜。等等，全在我眼前。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是多少人向往的田园生活啊！我现在还是寤寐求之。陶渊明追求的田园生活只是“心远地自偏”的精神所向。春生“结庐”在一片农田中、堰塘边，才是真正的田园生活，幽雅又恬静。春生就是春生，他不是陶渊明，他没有陶渊明做官的烦恼和矫情。他活得真实、洒脱，他不像陶渊明对待生活持骑墙的态度：隐居时想出仕，出仕时想隐居。
　　
　　 九
　　 当然，无论是春生，还是我，我们跟陶渊明是没可比性的。这里的可比性，并不是谁贵谁贱的问题。也不涉及个人兴趣爱好和政治主张。主要是所处的时空差异。这样说来，我跟春生是有可比性的。因为我们不仅同时代，而且同是一个生产队长大的发小。我们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毕业，都是同班同学。论学习成绩，我们不分伯仲。论特长爱好，春生能歌善舞，吹、拉、弹、奏、说……样样比我强。春生成了学校文艺宣传队的明星，女孩子多有追星爱好，同一宣传队的女生暗恋春生已久，禁不住以一颗海枯石烂不变的少女之心、撕下算数作业本一张纸，给春生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情书。这个女生没有创造富强大队中小学初中生浪漫的爱情奇迹，却酿成了富强大队中小学初中生悲催的爱情冤案。那封充满纯真爱情的书信，让老师全文拜读了，春生却只字未见。但处分是少不了的，春生和那个单边主义的爱情暗恋者，双双因此没了被推荐上高中的资格。富强大队中小学，过早地给大有作为的农村，输送了两名高素质的人民公社社员。我两年高中读完，被生产大队，作为赤脚医生的后备军，安排到县卫校培训了半年，接着参加刚恢复的高考，把自己变成了城镇户口。某一段历史，俨然就是人生跑步途中的一块石头，稍不留神，就会绊你一个趔趄。春生不是输在起跑线，而是输在跑步的中途（仅指上学和户籍身份而已）。
　　 其实现在，我跟春生的户籍身份反过来区别较大了，某种程度上说，他比我优渥。他在家乡，拥有自己可流转和后人可继承使用的土地，这并不是货币意义上的有形资产优渥，它是一种资格，如欧洲以血统论判定贵族身份。他有系着根的田园和“庐”，有我没有的归属感。我虽然已在一线城市的羊城，工作和生活十八年了，还是一个身份两地都不靠，购房、购车、孩子上学必须出示居住证的外来人，这种感觉很不好。纵然拥有广厦千万间、金钱万千亿，也换不来归属感，何况我的财资达不到这一水准，即便达到了，每日食不过三餐饭，每夜眠不过七尺床，仍是一个没有根的漂泊者。由此，我经常愧怍，当年不该把父母的户籍转到我工作的所谓城镇，尤其是不该，在父亲不情愿卖掉老屋时，极力充当卖掉老屋的推波助澜者。当我醒悟，能理解父亲是想留下系牢乡土乡情根基的本意时，斯人已逝，一抔黄土长青草。值得欣慰的是，父母如愿安葬在故土。伴随经济全球化，人口迁徙的距离越来越远、范围越来越大，新北京人、新上海人、新广州人、新美洲人、新欧洲人、新澳洲人、新什么人……层出不穷，他们或多或少还有家乡和故土的概念。他们的下一代、再下一代呢？
　　 多年后，每当我提起春生那一段桃花运，他都是一笑了之，十分坦然。好的是一直来，春生跟我没有生疏感，尽管不像四十多年前，每天能见面，但我们的联系没有间断。我在国家单位当差那些年，正是春生“亦农则农，亦商则商”的艰苦创业期，他有什么事找到我，我能帮则尽力帮。我后来离职“下海”去羊城闯荡，帮不到他什么了，他仍一往情深待我。我说，家乡自制的豆瓣酱烹饪红烧鱼好吃，他就安排夫人特意给我备了一大桶，一吃就是两年。家乡的味道真美，到达春生的家，他的夫人正忙于准备午饭，腊肉、鸡、鸡蛋、蔬菜全是自家的绿色产品。春生说，就差鱼这道菜，他今天是不会拿网捕的，就要看我的本事有多大。他说，你莫看我这大坑被土台子填埋了只剩下一角，里面有十多斤重的草鱼数十条，还有不少武昌鱼和鲫鱼。春生说着，已拿出他早备好的两根现代化的玻璃钢钓鱼竿。我明白春生的意思，他是想跟我同塘竞技，重温五十多年前的钓鱼往事。那时，我们刚上小学，有时放学后，就在他家老屋东边、大路旁的水塘里钓鱼。那是公家的鱼，我们的行为不够光彩。那时，我们的钓鱼装备十分落后，去竹林里挑一根细竹竿，把母亲纳鞋底的粗索线和大号针悄悄地从家里偷出来，在煤油灯上烧红大号针再弯成钩，拴上索线和竹竿、高粱穗棒子，挂上蚯蚓就开钓。不到几分钟，高粱穗棒子上窜下跳几回合，用力扬竿一扯，一条一斤多重的瘦弱草鱼就到手了。那种立竿见影就得鱼的喜悦，一去不复了。我和春生，这次五十多年后的钓鱼，中途撒了数十公斤浸泡发酵带有酒香味的小麦，足足守候了一个多小时，一条大草鱼把钩线拦腰斩断逃之夭夭，只钓到两条小武昌鱼。春生要拿网捕捞，被我阻拦了。我说，现在的草鱼越来越狡猾，不好钓，有两条小武昌鱼，中餐和晚餐足够了。他说，不是鱼狡猾，是鱼吃得太饱。春生说的不错，人饿极了什么危险都不怕，何况鱼乎？正所谓“饥寒起盗心”。五十多年前，人都没吃的，哪有给鱼吃的，所以，那时的鱼傻，好钓。
　　
　　 十
　　 秋天午后的太阳，没了夏天的灼热，给人的感觉是贴心的暖，尤其是故乡的太阳。春生和我，在原老屋旁边的那条洒满阳光的大路上散步，大路已是有其名无其实。准确的说，就是一大片农田中的土垅埂，偪仄偪仄的，最大限度可通行装载庄稼的板车或手扶拖拉机。路的南端，朝南河方向延伸不到一百米，被一条东西向的水泥路拦截。路的北端，朝鸭子湖方向延伸不到二百米，早已被人工河拦腰斩断。路的两侧，长着参差不齐的狗丫根草。路的中间，是一条泛着黄土灰尘的细长小径，显然是人为的脚板摩擦所致，与外围阡陌纵横的、坚硬的灰色水泥路格格不入，这倒是别有一番世外桃源的意思了。在我看来，这短而窄的土路，就不是路了，它是我的记忆中枢神经，更像被岁月这双手摸毛边了的书脊。左右两侧的农田，就是写满民间故事、童话、谚语、家史、村史的书页了。于是，我和春生背对人工河，从北向南一边走，一边温习这本书。
　　 此刻，我们的左手边，是一整片旱作物农田，过去名为“长田”，是支离破碎的。长田的北端，有一块不大的水稻田，田头常年安装一架四人操作的脚踏水车，水车犹如今天的跑步机。小时候，我们几个小伙伴去高水渠打猪草，每每路过这里，都要爬上去过一把飞快的跑步瘾。往往是在水车横轴飞速旋转中，不小心踏空，两条小腿的鲶鱼干，就会被水车木拐打得瘀血青紫。父亲说，踏水车如行人生路，一定要谨慎，一旦踏错拐，就会受伤，重则跌你个头破血流。当初，我听父亲这话不以为然，直到我参加工作后的前二十年那段人生中，“踏错拐”一头栽进股市里跌了个鼻青脸肿，才明白“踏水车如行人生路”的道理。长田的南端与水塘交界处，有一盘碾米的石碾，石碾宛若一个躺在地面的巨大钟表，也像一台老式唱片机。不过，它的旋转是靠牲口拉动的。那天，我陪母亲去碾麦子，正值飞机给我们大队洒农药杀棉虫，当运五型飞机低空飞来盘旋时，炸雷般的轰鸣声，把拉石碾的骡子吓坏了，它拉着石碾飞快地转起来，眼看我就要被石碾的横梁带进碾槽，母亲紧急救我中，一只脚滑进了碾槽。母亲付出一只脚的代价保全了我的性命。田是物非，水稻、水车、水塘、棉花、石碾、骡子早已不见踪影，眼前是一片摘完了棒子的玉米秸秆。
　　 我们的右手边，现在是一片棉花田，原来是生产队的仓库、稻场及大坑边的坛子窑。那时，稻场临近大坑边，总是堆着几匹大山似的、备用烧窑的柴草。冬天刮起了西北风，大雪即将降落，几个无知的小伙伴，在柴草堆旁点火取暖，酿成了一起火灾事故。当事者其中一人因其他意外事故早逝。还有两人健在，且事业有成、儿孙绕膝。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历史的教训值得铭记。想起坛子窑，自然想起那个制砖、做瓦、建窑、烧窑的窑匠。他是湖南人，个头不高，癞痢头，其貌不扬。我们一群小伙伴，常在稻场边看到一块泥巴，被他捧在手中敷上一个小折叠木板桶飞快地旋转数圈，就神奇的变成了四片泥瓦。我们不付分文欣赏了玩泥艺术，不仅不赞扬他，反而嫉妒他。嫉妒的方式，是编顺口溜耻笑他的癞痢头。奶奶知道这事后，对我说，人家在外讨生活不容易，不能欺负外来人。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我在后来闯荡羊城的近二十年岁月中，深切体会倒了这句话的意蕴。
　　 再往前走，左手边就是我家的老屋场了。方方正正的土台子上，坐北朝南摆放着凹字形的五间杨木立柱横檩、泥巴混凝高粱秆加稻草作壁、麦草盖顶的房屋。东边是一个如台子一样方正的水坑，北边是菜地，东北边是一大片竹林。遗憾，我家老屋的总设计师父亲，虽有东坡先生“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境界，却没五柳先生“而无车马喧”的逸致。西边紧挨那条整天牛马嘶叫、牛车昂响、人声嘈杂的大路，证明了父亲在设计上的缺陷。“一个萝卜一个坑”可能是全世界职员与岗位相对应的比喻之说，“一个台子一个坑”却是我们百里洲人抵御洪水的真实写照。江上之洲，一展平原，没有山丘取土，只有向下挖泥。台子垒多大，水坑就多大；台子垒多高，水坑就多深。我家老屋的土台子，大约是1963年前后垒成的。模糊的记忆告诉我：灯红通明，一群男女壮劳力不分日夜肩挑背驮，人的干劲冲天，夯声铿锵有力，三天就垒起了一个土台子。台子垒起来，肚子饿起来。那时，每家每户垒台子，都是互相帮工的，请帮工可以省工钱，但省不了伙食粮。一个土台子垒成，吃掉一家人全年的口粮过半。台子是稻谷，台子是小麦，台子是高粱，台子是玉米，台子像馒头，台子像蛋糕，台子像面包，台子像汉堡。一个土台子，就是一部洲上人的饥饿史。土台子一个一个地还给了水坑，饥饿已成为温饱的回忆。
　　 一蔟花圈和岁数条仍新，出现在眼前的农田中，显得十分突兀。它们纷纷诔诉又一个生命不复存。春生说，这是刚去世不久的老同学周书勤的坟墓，这也是村里划给她的土地。这个富有书卷气的名字告诉我，她的确是我们的老同学，而且是我们富强大队很多人的老同学，她读了多年的小学一年级，这辈子的最高学历也就是小学一年级。她是一个不幸的有智障的老同学。计划经济年代，她在生产队劳动，是评不到高工分的，也就没有好的收入，生活比我们更拮据。改革开放分田到户，她的日子才逐渐好起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们起码是一个健全人，又有什么理由不知足常乐呢？
　　
　　 十一
　　 春生的客房有两套，坐东朝西，垂直他家的正屋而建。分别给他在城里工作的二弟一家人和女儿一家人各备一套，用于逢年过节返乡居住。瓷砖铺地、铝板吊顶、墙纸饰面、洗漱卫浴、空调、热水器、电视机、衣柜、席梦思床……都不逊色我在羊城购置的一隅。然而，在家乡宁静又温馨的秋夜，我几乎整夜未眠，我没有择床的习惯，我却有不睡觉享受家乡夜趣的权利。窗外就是一片还在孕育秋苞子的南瓜芜子，爱吃南瓜花的“絮婆子”，它的纺线声叫过不停。记得我第一次学会，用高粱穗棒子给“絮婆子”做笼子，是叔叔教我的，笼子整个儿，就像是口、工、王、回、四这些汉字构成。今夜，如果下一场大雨就好了，青蛙定会此起彼伏地寻找“鞋袜鞋袜”般叫起来。我随车备有一个长柄手电筒，我会拿着它循声照过去，想必，那一只只穿花衣服的大青蛙，是傻傻地瞪着大眼球，一动不动的。如果来一场纷飞的细雨，那就是萤火虫飞舞游弋的景色了。迷迷糊糊中，我听到老屋台子西边，飘来宗海兄的竹笛声，有单吐，有双吐，那是演奏《扬鞭催马送粮忙》的跳音；我又听到灶钩子叔的口哨吹奏“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我还听到春生用二胡演奏的《在希望的田野上》；我甚至听到了大路前头，山婆婆和运婆婆两妯娌深仇大恨般地对骂声。纺线声、蛙声、笛声、口哨声、二胡声、骂声，共同构成了一支老家的小夜曲。我遽然明白：出洲的路并不远，回乡的路也不长。因为我找到了丈量的工具，这工具就是随时可以长出想象翅膀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