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动物都会有情感的。动物为了活命，成天忙于找食，无暇以顾别的。然而它们一旦吃饱了，它们就会找些游戏玩儿来消遣，比如互相追逐打闹、自个儿打几个滚、衔些草杆儿石子儿什么的等等，这就是动物们的娱乐活动。
　　 人类是万物的灵长，是高级智慧的动物。人类的娱乐活动比那些动物来就不只是追闹打滚那么简单了，要丰富多彩得多，而且人类叫这种活动叫“文化生活”，说白了就是“精神享受”。“文化生活”的主要表现，粗略地说就是“玩些什么、戴些什么”。
　　 人类的精神享受不单指玩，还包括佩戴饰物。不光女子喜欢佩戴各种饰物，男子也是一样的，只是男女所喜欢的饰物不太相同而已。各个地域、各个民族的佩带理念和佩戴形式也不尽一样。在类人猿刚进化为人类的原始社会时代，人类就已经用兽骨串或贝壳串当项链了。在奴隶社会人类就已经学会加工各种玉石饰物，当人类学会冶炼金属之后，各种形状的金属首饰就应运而生了。上述这些涉及一门大学问——首饰学，限于篇幅，在此不作详论了。
　　 人类自古就很会玩了，千百年前人类就有各种名堂的游戏，古书中记载的就有“投壶”、“握槊”、“簸钱”、“藏钩”、“樗蒲”、“六博”、“双陆”、“长行”、“射覆”、“斗花斗草”、“曲水流觞”等等。至于斗鸡、斗狗、斗马、斗牛、斗蟋蟀、打球、摔跤、博彩就不在话下了。人类的游戏之法，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名目繁杂、数不胜数。可以说，越是太平盛世，文化生活就越丰富；越是繁华的地方，玩的花样就越多。在交通不便、远离城市、生态环境不良的山区农村，文化生活就比城市逊色多了。然而虽说是逊色，但是并不缺乏，只是表现形式不同罢了，毕竟人类生活是离不开文化的。
　　 我19岁之前，一直在老家农村生活，我了解那时家乡人们文化生活的情况。那时是上世纪50到70年代，农村人的文化生活虽说是朴素的，但也不能说是缺乏的。我家乡那一带，几乎全是壮族人，在我还很小的时候，我就看见乡里人们举行的各种活动，如祭祀、禳解、开道场和扫墓活动。这在我蒙童的眼里，我不知道人们在干的啥，但我却在观察之中得到了不少知识和启发。在我的印像里，乡下农村不时听到锣鼓铙钹声、铃铛唢呐声和爆竹声；不时看到五色纸做成的旗幡道具、纸衣纸房子；不时闻到烧香烧纸的烟火味。此外，偶尔也听到山弄远处传来悦耳的笛子声和洞箫声；偶尔也亲眼看到有人拉二胡、弹秦琴、吹口琴；偶尔也听到高山上传下来的一两首山歌。过年的时候，我常见村里人喝酒猜码、打陀螺、下棋。他们下的棋，是家乡独有的“土棋”，名叫“三二棋”、“六四棋”。也有下象棋和打扑克的，就是没见过围棋。在农忙的时候，这些乡村娱乐活动就全停止了。人们在田地里劳作，累了歇歇的时候也常常会“及时行乐”，有的吹口哨，有的吹木叶，有的找笑话来说。直到现在，我总觉那年头，人们的心情很开朗，脸上充满了阳光，大人跟小孩一样喜欢玩儿，虽然那时候物质贫乏，家居简单，生活清苦。
　　 在上世纪50年代，家乡农村的人们，生活还是比较贫穷的，农民们每天下地干活，都是打赤脚的，好在我们那里从不下雪，冬天下地干活，打赤脚的人也是有的。那年头，在我们那里，不论男女老少，只有过年、上街、作客和走亲戚，才会穿鞋子。那时的鞋子普遍是布鞋，只有经济比较殷实的人家才买得起一两双“解放鞋”。家景不好的男人也有穿草鞋上街的。小孩们平时上学读书，大多是光着脚的。那时候家乡的人们上山砍柴，为了避免被石棱或荆棘伤脚，男人们就穿大而厚的草鞋，女人们穿“布草鞋”（壮语HaizCaujBaengz）。
　　 大约到了60年代，乡镇街上有一种“轮胎草鞋”卖，很受农伯们青睐。对于他们来说这种“轮胎草鞋”是高档的，它的优点是很耐用，鞋底有半寸厚，非常坚韧耐磨，任何尖利的棘刺都不能穿透的。它的缺点是比较笨重，一双起码有4、5斤，只适合于身强力大的汉子。街上也没有适合妇女儿童穿的“轮胎草鞋”卖。
　　 小时候，大人们为了让我们这些生活在闭塞的山弄里的小孩不至于太无聊，他们也会教我们玩一些游戏，比如猜谜语（壮语DohDuenz）、唱童谣（壮语DamzRaih）、讲反话（壮语GangjDauq）、捉迷藏（DohNdoj）等等。老奶奶们还经常讲山妖婆、山魔佬（壮语YahHeq、GyimzNdang，相当于汉族人讲的狼外婆和害人精）的故事给我们听，我们听得好害怕。现在想起来才理解，老人们之所以给我们讲这些恐怖的故事，一定是怕我们小孩到处乱爬、乱钻的缘故。因为我们山区家乡那里怪石嶙峋、山险洞深，如果乱爬，一不小心就会发生伤亡事故的。
　　 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我接触的小朋友多了起来，我看到和听到的东西也多了起来。那时候我们的学校里，没有娱乐和体育设施，一下课就唱啊跳啊；喊啊叫啊；追啊跑啊。老师还教我们玩跳绳、踢毽子、滚铁环、打棒尺、抛石子棋（壮语DwkGeizRin）、“变手网”（壮语AeuLwgGamj）等等游戏。同学们又自己发明了“单腿撞”、“老虎抓猪”、“抬人轿”、“骑马打仗”等等肢体游戏。
　　 直到读初中，我进入设在大队部的学校，那里才有篮球场和乒乓球台，那里除这两种设施外别无它其了。
　　 我的这些见闻，都是在“文革”前的那几年里头的，那时我才8、9岁，但我对乡村里的一切，记忆犹新。那时候我曾听老人们说过，“在老祖宗那时代，男人最兴打陀螺，女人最兴扁担舞（壮语GuxLongj），男女都爱斗山歌。”打陀螺我见过。唱山歌我见过两三回（只两三人唱，没气氛），斗山歌我没见过，扁担舞我当时压根儿就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小时候我还知道打陀螺是有时间禁忌的，只有春节正月初一到正月十六这段时间能打。听老人说，“过了正月十六谁还在打陀螺就会得大脖子病（壮语BaenzAi），平时就更不能打了，谁乱打谁的生殖器就废了。”现在我想，这一定是老人们吓唬年青人的话。因为在那时代打陀螺是家乡农村中主要的且最易着迷的娱乐活动，为了让年青人一心一意地干活，特别是不能耽误春种，所以编这些善意的谎言来，让他们收回过春节时松懈了的心。
　　 那些年头，在我的家乡里，我基本上没有看到人们佩带过什饰物，男的没有，女的也没有。我们以及周围的十多个山村，我认识的人也有四、五百人，我只见有6、7位老奶奶手上戴着银手镯或玉手镯，有3、4位老奶奶戴着介指，那都是80、90岁的人才有的。要说男人什么也没戴，也不尽然，我是见过十来位老大爷上街时拄条拐杖，也曾看见十来位老大爷上街时脖子后面的衣领斜插着纸扇或旱烟杆儿。此外就没见人们佩戴什么的了。
　　 那时候，我曾听家乡一些老人说起旧时代人们装束的故事。在旧时代，女人们最高贵的全身装饰是穿绣花鞋、戴绣花头饰、戴手镯、戴耳环、戴介指。经济拮据的，只有其中一两样而已。男人们的装扮则比较简单，以衣服布料质量的好差区分档次。旧时男士，以穿长袍为贵，不论寒暑，一年四季都戴着帽子，帽子都是黑色的“西瓜帽”。尊贵者的帽子一般是用马尾线来編织的。有钱人家常在帽子上钉一小块玉片，以作前面的定位；有身份有地位的男人，除冬春两季外，出门、作客、正式场合都要带把白纸扇，纸扇上写有几句名言或古诗词，也有画画的，一定不能空白，空白意味着“白丁”。如果不识字，也要请别人帮忙写上几个字。
　　 当时，有位老人说了一个笑话。说旧时有位暴发户，人称“孔公”（壮语GoengGungj），小名叫“特平”（壮语DaegBinh）。“孔公”目不识丁，但他却一味地装模作样，一心想加入文人雅士的行列。因他平素吝啬，人们都疏远他。一天，他也买把白纸扇，请街上写字摊的先生为他写扇字，他说：“您就随便写几个字吧。”谁知写字先生知道他的来历，就写“钟公给，申特培”（壮语CeiqGoengGungj、CeiqDaegBinh的反切音，意为“孔公之鸟，特平之鸟”）六字。“孔公”哪里知道扇上之字是辱骂他的，他以为得意，每个街日子都摇那纸扇行走，逢人就故意凑近，亮扇攀谈。一天，一位路人好奇“孔公”扇上之字，问“孔公”：“扇上之字是您写的吗?”“孔公”不答却反问：“你识这几字?”路人念给他听：“钟公给，申特培”。 “孔公”立刻涨红了脸，咬着牙一言不发，急急离去。路人当即就悟出是怎么回事，便捂着嘴笑弯了腰。“孔公”本想去找写字人算帐，但他知道这样一闹，他会更加吃亏的，只好愤愤地私下里撕碎纸扇扔了作罢。
　　 时间到了1966年，轰轰烈烈的运动开始了。家乡人也积极响应，“大破四旧”、“大立四新”。那时乡村里没有人敢再提起祭祀、禳解、开道场、扫墓的话题了。乡村里再也听不到锣鼓铙钹声、铃铛锁呐声和爆竹声；再也看不到旗幡、纸衣、纸房子之类“迷信品”；再也闻不到烧香烧纸的烟火味；再也听不到人们唱山歌；再也看不到人们猜码、打陀螺、下土棋。下象棋和打扑克的也都很少了，因为这些都被人们自觉的认为是“四旧”。我并不是说那些不再的东西有什么好，也不是怀念或惋惜那些旧东西，我只是说明文化生活的明显变化。在那时候，笛子、洞箫、二胡、秦琴、口琴等乐器，所发出的都是红歌的旋律。在那时，在乡村的每一个角落，每天都回荡着人们唱红歌、唱语录歌的声音。现在若再哼起那些歌曲来，就好像又重新走进那个已经远去的历史空间，说起来还真有些亲切的味道。平心而论，那些红歌、语录歌，唱起来便令人精神振奋，感觉到歌声里面饱含着阳刚、向上、光明、温暖、亲切和幸福的味道。
　　 在1966到1976的10年时间里，家乡人的文化生活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可以说几乎都是红色的。10年“文革”的文化生活，现在回过头来看，实际上是由各级“革委会”主导和制约的，主要是以“突出政治”为主旋律的。
　　 这个时期，在开头的两年里，人们的文化活动主要是学习“毛著”、读背“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和唱红歌。那时，社员群众自觉地在自家墙上贴上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语录，经济条件好的、党员干部的，家里贴的就更多了。那时，每个村屯都设有学习“毛著”的“夜校”，每天晚上社员们都要到“夜校”学习。因为那时有不少社员不识字，看不懂“老三篇”，于是上级又指示在“夜校”对不识字的社员进行“扫盲”，由生产队里有文化的人或小学生当“扫盲教师”。那时，群众大会开的比较多。社员们每次去大队、去公社参加大会，大家都扛着红旗，扛着毛主席像，手拿“红宝书”，胸挂语录牌，一边走，一边学唱红歌，气氛很是热烈。
　　 曾有一段时间，社员们每天早上出工前，都要集中起来，先举行“早请示”仪式再出工；黄昏收工前也要集中起来，先举行“晚汇报”仪式再收工。请示和汇报仪式，有一套规定程序，有姿势、有口号、有动作、有歌舞。不过这种情况坚持不到3个月，就日渐停止了，上级也不再强调和要求了。
　　 那个时期，最积极、最踊跃的要算青年学生了，他们热情高涨，经常上街游行或宣传、讲演。他们经常集中活动，臂戴红袖章，胸戴像章，挥舞“红宝书”，唱红歌、跳“表忠舞”。小学生上学和放学，都要胸挂小小语录牌，一边走，一边唱红歌。那个时期，农村大搞“忠字化环境”，墙上、石壁上、村口路头，到处可见“忠”字、标语口号和“最高指示”。那个时期，农村人不论男女老少，最喜爱最兴奋的莫过于看电影了。那时公社设有几个“农村巡迴放映队”，经常到各大队、各大村屯、各校点巡迴放映红色革命影片。我小时候晚上就经常和小朋友结伴去看电影，来回要走5、6公里的山路也从不觉得辛苦。我记得我当时曾看过《农奴》、《汾水长流》、《下丁家大队》、《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卖花姑娘》、《黑山阻击战》、《平原游击队》、《地道战》、《地雷战》、《铁道卫士》、《英雄儿女》、《列宁在1918》、《上甘岭》、《鲜花盛开的村庄》等电影。每次看电影回来，我和小朋友们都很兴奋，谈论不休。
　　 时间又过了两三年，情况又有变化了，家乡农村里，墙上、石壁上、村口路头，更多的是贴大字报，那些标语口号大多是“批判”、“斗争”、“打倒”的内容。那时候的青年学生们，喜欢打扮成军人的模样，穿草绿色的仿军装（没有领章）；戴草绿色的仿军帽（没有帽徽）；穿草绿色的“解放鞋”；腰间扎一条仿军用皮带（皮带头为铝质，回字形结构，中心有凸起的五角星）；斜背着一只军用水壶，被所扎的那根皮带固定着。那段时间，青年学生的活动更加激奋和频繁，他们从事的那些活动众所周知，不必赘述了。那时候“斗争形势”比较复杂，农村巡迴放映队的放映少得多了。据说要放什么影片必须先经过审查，有的影片含有“毒草”，不再放了。那时我只看到了几部有关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影片，其它的已没有什么印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