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又过了两三年，家乡农村里那些标语口号又变了，大多是“斗私批修”、“学大寨”、“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内容。1970年至1972年，我有幸能到县城高中读书，县城的文化生活情况我耳闻目睹。在那两年里，我与同学们一样，经常有机会到县城大礼堂看电影、看县文工团的演出。那时候，县文工团演出的大多是自編自创的反映农村“学大寨”和农村好人好事的节目。那时候，国内掀起学习革命现代样板戏的热潮，县城的大礼堂里，经常地、反复地放映着以《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为代表的“八大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以及“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的电影。县城的各机关单位，常常听到他们教唱“样板戏”的声音。我就读的那所学校——都安高中，也经常在课余时间教唱“样板戏”。当时学校成立了一个“文艺宣传队”，他们能演出整部《红灯记》，而且像模像样，有相当高的水平，他们还到一些公社去演出呢。
　　 1974年9月，我离开家乡到省城南宁市上大学，毕业后分配在省城工作。从此以后，家乡的事我知之不多，省城之事我知之不少。在1974到1976年9月这一段时间，我看到省城人们的文化生活与家乡县城的情况差不多。所不同的是省城里电影院、剧院、剧场比较多；所放影的影片名目比较多（不光是“八大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和两个“芭蕾舞剧”）。所演出的也不光是政治宣传节目，也有音乐会、杂技、魔术、各种文艺汇演等等。此外，省城里还有各种展览、各种体育表演、球类比赛、各种报告会等等，文化生活的内容和品位，要比家乡农村丰富和高级得多。
　　 在这段时间，虽说是在省城，但人们的生活作风还是很正派的，人们的装束还是简约朴素的。那时候南宁市男士穿着装束的最高形式，仍以男性干部为代表，他们一般是这样装束的：免冠，身着中山装，上衣口袋别着1到2支钢笔，左手腕上戴手表，右手握把白纸扇，鼻梁上架副眼镜（不一定是近视镜和老花镜，有的是“平光镜”），夏天他们穿着长袖白衬衣（扎腰、挽袖，少见穿短袖的）。有的教师上衣口袋别着3支笔（两支钢笔，1支黑墨的，1支红墨的，另1支是圆珠笔）。那时的男青年尤其是未婚的，他们的装束虽不像干部那样死板，但腕上的手表是不能少的，夏天不论到哪里，手里的纸扇也不能少，上衣口袋里一定要有折叠平整的手绢。那时候最流行的是塑料凉鞋，夏天，不论男女老少都是穿塑料凉鞋的，街上专门修补塑料凉鞋的摊点到处都有。
　　 时间到了1976年，那一年国家发生了许多大事，10月，“四人邦”被打倒了，这意味着“文革”的结束。自那以后人们都感觉到，前十年的一切文化现像，渐渐地淡出了历史的舞台，一个崭新的文化生活环境渐渐地淡入人们的现实生活中。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代。在“改革开放”以来的41年时间里。人们的文化生活环境和状况，比起“改革开放”之前来，可谓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改革开放”的最初几年里，人们的思想还存在一定的思维惯性，不敢大胆地搞活经济，为此，各级领导还专门组织“解放思想大讨论”。经过这一轮的引导，各行各业的人们放开胆子大干起来，国内各方面的面貌很快改观，物资供应渠迅速畅通、市场迅速繁荣、人们的生活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这时人们的文化生活也随之丰富起来。最为明显的是录音机、收录机、电唱机、照相机、黑白电视、电子琴、组合音响等产品的价格为大众所能接受，因而它们都可以进入家庭。同时，市场上有大量的唱片、录音磁带供应，新的、老的、内地的、港台的、欧美的所有歌星的录音都可以重放出来尽情欣赏。在那几年里，人们乐此不疲，几近痴迷，文化生活之丰富可见一斑。尤其是青年们、大学生们，他们对音响特别感兴趣，他们不断地“摩机”，不断地提高档次，从单声道到立体声到多声道到环绕声，他们追求的是高音质、高音域、高保真、宽频带等等，出现了好多的“发烧友”。
　　 那时候中年男子的衣着装束，没有多少变化，主要的变化是他们普遍的衣服不再是中山装，而是各种款式的休闲装和文化衫。那时候最好的衣服料子是“的确良”。那时青年们的装束好“酷”：喜欢留长发、留胡子、戴墨镜、穿大喇叭裤大格子衣服、戴大块电子手表。这身打扮真的好酷，有人给他们一个好听的称号，叫做“华侨爱好者”。 最为可笑的是，好多戴进口墨镜的，为了让别人看出是进口货，镜片中的贴着的商标纸，他们绝不肯揭下，就这样长久地使用下去，不管它遮挡了多少视线。那时候流行一句俗语：“男人三件宝，眼镜皮带和手表。”女士呢，她们到哪里都喜欢肩上挂着一个随身包（一说叫“坤包”），这个包便宜的也要两三百元，贵的上千元，进口货几千上万元的都有。女士们一般以拥有昂贵的包包为骄傲。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民经济有着迅猛的发展势头，国家的硬实力在日益增强。然而，国人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坚守却有所松懈了。单从文化生活来看就令人“刮目”。当时国门大开，西方文化犹如滚滚洪流，汹涌澎湃地冲向中国文化阵地，几乎要把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淹没掉。一股向往西方，全盘西化的暗流在涌动，大量的国外影片、电视剧、唱片、光碟、磁带、图书、儿童图物、儿童玩具等从不同的渠道涌入中国；日剧、韩剧、美国大片充塞中国文化市场；大量的国外影视明星（称什么“影帝”“影后”的）、歌星（称什么“四大天王”“歌后”“天后”的）成为中国青年人崇拜的偶像。有的年青人为了能看一场“明星”的演唱，一掷千金，在所不惜。有的年青人为了能近矩离看一眼“明星”的真容，几乎不顾一切，达到了疯狂的程度。一时间，一股崇洋媚外之风气渐渐蔓延，好像中国什么好东西都没有似的。最令人担忧的是，大量的国外儿童读物、儿童影视片、儿童玩具的引进，使我们的后代从小就接受国外文化的教育，而错觉中国没有什么可学的东西。如果我们眼看着自己的后代从小就受到崇洋媚外思想的影响而不管，那么，我们的后代还是我们的吗?
　　 时间到了上世纪80年代，人们忽然感觉，所听到的歌声变了味了。那时候好多港台歌星被大陆用高额出场费请来内地登台演唱，然而他们所唱的歌味道却十分的怪异：连喊带叫、又吼又嚎；时而粗哑哽咽，时而唠叨道白；时而好似穿心裂肺的痛苦，时而又有歇斯底里的疯狂，用“鬼哭狼嚎”来形容也不为过的。那些歌词充满忧郁和消极；充满物欲和世故；充满渺茫和空虚。那些歌听后使人昏昏沉沉、萎靡不振，一点力量都没有。令人不解的是，他们越是唱那种歌越得到大陆青年的热捧，他们的“粉丝”多多，国内竟然造成了“追星族”的出现。另外，国内有不少歌唱家竟努力跟风，争将摹仿他们的唱法。那年头再也听不到以前红歌、颂歌那种悠扬宛转、光明温暖、积极向上的旋律了。可以说，那年头正能量的歌被所谓的“流行歌曲”淹没了，真个是“风多响易沉”啊！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这段时期，崇洋媚外之风盛行，中国一些官员的子女，大都被送到国外读研读博，甚至中学大学都被送到国外去读。国内不少影视“明星”，都以拥有外国国籍为荣。那时候，国内大城市中的一些年青人，衣食住行都要学习摹仿西方的，衣必西装，食必西餐，开口就是牛排奶酪肯德基，住房装修要欧州风格的，买车不买国产的。就连言语举动也要摹仿西方的：说话要杂以外语成份，动不动就“嗨”、“欧开”、“叶”、“哈喽”；一照像必举剪刀手；有事没事都要摊手耸肩一声“唔”，据说这就是老外“翩翩的风度”，不学就没有品位了！
　　 在这一个时期，人们的装束又有变化了。一般普通大众不再喜欢带手表（因为有了手机，带手表就意味着没有手机）；不论天多热也不再带扇子；不论文化水平多高也不再将水笔别在衣袋上；不论光线多强烈也没有人戴墨镜；不论太阳多大也没有人带草帽的，取而代之的是各种颜色的“旅游帽”。那些“成功人士”不论到哪里，腋下都爱夹着一只公文包或手包，据说这是老板的标志。那时候只有大官人、“大导演”、“大款”、“大腕”、大老板还喜欢戴手表，因为他们戴的一般都是世界名表，动辄几百万元的价格。于是男人“三件宝”的内容又变了，变成：“手机皮鞋加手表。”这时期，女士们是以美丽的梳妆、华贵的首饰、得体的衣着，昂贵的坤包为显荣显贵的资本。
　　 21世纪10年代以来，人们的文化生活可以说是好得上了天了。人类进入了信息时代和智能机器人时代，人类的文化生活资源十分丰富，可谓“资源过剩”，“消受不了”。现在人们的文化生活，随时都可以任意选择：玩手机、玩电脑、看电视、听收音，听音乐、放录音、放录相、放光碟、看视频、看电影、看演出、看球赛、看展览、外出旅游、野营探险、踏青郊游、野饮烧烤、体育锻炼、练书绘画、唱歌跳舞、演奏乐器、养花种草、临江垂钓、散步养生。等等等等。只要你有时间，只要你有兴趣，一切皆为可能。可以说现在人们的文化生活水平已经接近顶峰了。但是，我们不能不明白，这样的生活是相当幸福的；这一切是国家强大之后才带来的。古语云：物极必反。娱乐误国古有前车之鉴，国人岂可不警！众所周知，自2013年以来，党中央加大了反腐力度，并强调四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崇洋媚外和过度娱乐（有人称为“娱乐死”）的现像得到逐步地有效的纠正。特别是对文化市场的整顿，中国人的文化主活，又开始重新回到正常的轨道。
　　 让国人重新自信，永葆华夏文明不毁，这是无比伟大的功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