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广源，周家长子，燕京大学国语系毕业的高材生，跟杜文泉一样，也是小说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一表人才，思想进步，心地善良，博学多才，爱情专一，风趣幽默，热爱生活。他虽出身于古玩世家，但偏偏对做生意毫无兴趣，整天过着闲云野鹤的生活，热衷于养花、种草、斗蚰蚰，迷恋于京韵大鼓，以京韵大鼓艺人兰晓竹为红颜知己。他与古玩商会会长的千金韩玉萍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是为众人看好的天造地设的金童玉女，但他不顾周老爷与韩家自幼订下婚姻盟约，偏偏喜欢上了青年女教师陈燕春，与陈燕春领取了新政府颁发的结婚证，准备步入婚姻的殿堂。后来因杜文泉“死而复生”，小姑周霞以死相逼，才不得不娶韩玉萍为妻。后来在周霞的协迫下，接管了周家的古玩店。妻子韩玉萍难产去世后，得益于亲朋好友的帮扶，才让他走出了生活的困境。对社会，对左邻右舍，他心怀感恩。悲天悯人，富有爱心的他，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送油送粮，帮助左邻右舍度难关；唐山地震时，捐钱捐物，振济灾民。一次次政治运动，因为出身和海外关系，他也屡遭冲击，但从来不曾动摇坚定不移跟党走，矢志不渝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与决心。文革期间，他被遗返回乡。他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让父老乡亲用上了沼气灶，点上了沼气灯。和杜文泉一起帮父老乡亲脱贫致富。在得知杜文泉是自己同父异母的亲哥哥时，自愿捐肾救命。他爱家爱国，爱亲朋好友。一场场政治的风雨的洗礼，让他完成了凤凰涅槃的思想嬗变，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和新中国的建设者。
　　 二愣子，小说中一个灰色的小人物，周家大院的边缘人，身材魁梧，为人豁达，勤劳朴实。天不怕地不怕，人送外号“鬼见愁”。子承父业，十几岁就干黑白铁，砸铁桶，敲水壶，打烟筒。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自幼就有英雄情结，对杜文泉崇拜有加、言听计从。公私合营时期，为了让他方便观察院内院外敌特嫌疑人的动向，政府特批，他在周家大院外盖起了私人经营的铁匠铺，顺理成章成了公安局安插在周家大院的眼线。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他，院内院外的人与事，尽收眼底，院里院外的风吹草动，了然于心。他又是天生一副热心肠，既关心着周家院里的事，也关注着周家院外的事。周家大院无论谁家有了七灾八难，他都热心相助。对生活贫困的魏全友一家，他更是体恤有加，关怀倍至。魏全友牺牲后，他经常变着法儿为魏家送米送面，为孩子糖块、水果，接济魏家老小，最终用真心、诚心与爱心打动了魏大嫂，在杜文泉撮合下入赘魏家，跟魏大嫂组成了新的家庭。反特防特时期，因为举报有功，还受到了公安局的嘉奖。二愣子的言行贯穿了小说的自始至终，他的故事是院里院外大事小情的交汇点。他的出场总能引发了一个个故事。在小说中，二愣子是推动小说情节发展不可或缺的关键性人物。
　　 周霞，周家大小姐，周广源的小姑。原本嫁了个北平旧政府的官员，没想到才嫁过去三年，丈夫暴病身亡，不曾留下一男半女。一直呆在娘家。对侄子严励，对下人苛刻。赢得“狐狸精”的骂名。蛮横无理，自私偏激，行为怪唳，无所顾忌。就是这样一个浑身都是臭毛病的女性，作品中，赵先生对周霞的评判没有绝对的是非对错与善恶的褒贬。而是客观地再现她的心路轨迹。中国成立后，她从资本家的大小姐跌入平民阶层，不再作威作福，还得尝试着自食其力。四体不勤的她不得不偷偷变卖家中秘藏的珠宝改善一家人的生活，这就让她与院外的小商小贩有了纠缠不清的关联，甚至与汉奸特务有了扯不断理还乱的瓜葛，结果成了特务嫌疑人。新中国成立并没有给她带来什么惊喜，倒让她倍感失落，常常偷听敌台，甚至盼望老蒋能早日反攻大陆，第三次世界大战能早日打起来。其实她并不是盼望着天下大乱，战火再起，只是希望海峡两岸亲人能早日团聚，她能早日卸却大哥周水临行前交付于她掌管周家的重任。在赵先生的笔下，周霞这样的人物并非十恶不赦之人。周水抛家舍业去了台湾之后，她被赶着鸭子上架，勉为其难地承担起守护周家家业的重任。面对新中国鳞次栉比的政治风暴，她在本能敌触抗拒的同时也在无意间反躬自省，她时常为自己的不近人情深感懊恼，她责人的同时也在常常责己。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让她逐步学会了自尊、自强、自爱、自信、自立，完成了心灵的自我救赎。作品正是通过对周霞这样异类人物形象的塑造，折射了北京人的家国情怀，也拓展了作品中“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新中国好”的主旨和内涵。
　　 陈春燕，烈士的后代，受惠于新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接受过高等师范教育，是有文化，有思想，与时俱进的现代女姓。知书达理，热情大方，心底纯善。珍视友情，尊老爱幼，亲近乡邻。敬岗爱业，积极进取。陈燕春知恩感恩，重情重义，抗战时期，她积极参加抗日活动，四处散发传单，张贴宣传标语，被特务告密，险些遇害，是杜文泉舍命相求，才化险为夷。小说第四章有这样一段描述，当陈燕春得知杜文泉为救她而罹难，“在乱坟岗子找到杜文泉的血衣，陈燕春不顾周广源等人在场，抱着血衣哭成了泪人儿……用手刨坑，将杜文泉的血衣埋了，直到天黑才离开。”寥寥数语，可见陈燕春对杜文泉用情之深，虽不曾溢于言表，但已是铭心刻骨。生离死别，让她肝肠欲肠，痛不欲生。当她得知杜父因丧子之痛悲伤过度撒手人寰，便抗幡摔罐，让杜父入土为安。在杜母经受丧父失子之痛双重打击双目失明后，陈燕春毅然决然住进了周家大院，与周广源一起精心照顾杜母的饮食起居。她深爱杜文泉，曾多次拒绝周广源的求婚。后来被周广源对自己的一片诚心与痴情所感动，在其强烈的爱情攻势下，与他领回了新政府颁发的结婚证书，但前提是，周广源必须答应跟她一起为杜母养老送终。当她正准备步进婚姻的殿堂，不曾想杜文泉“死而复生”又让她一度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她既不愿伤害她深爱着的杜文泉，又不忍心伤害深爱着她的周广源，一度产生了终生不嫁的念头。后来在孟虎主任的撮合下与杜广泉喜结良缘。时代变革，她在不断地做着自我的心理调适和角色转换，勇敢地迎对面临的一个个挑战，不遗余力地恪守为人妻、为人母、为人媳的本份。工作中，她是杜文泉的好帮手，生活中，她又是杜文泉的贤内助。小说的字里行间饱含着作家对陈燕春这位普通新中国女姓的褒美与赞誉。在丈夫身处逆境时，她挺身而出，充当精神的拯救者和心灵的抚慰者，闪耀出圣洁的母性光辉，也展现出了作为妻子的脉脉温情。正是这种温柔的体贴与关爱重塑了杜文泉天下为公的崇高品德。她虽然没有创造出什么惊人的英雄业绩，也没有干成什么轰轰烈烈的伟大事业，但在平凡的岗位上，她活了自己的精彩，成为新中国优秀女性的典范。
　　 杜母，周家帐房先生杜海的遗孀，杜文泉的养母。小说对杜母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我们不难看出赵兴华先生对杜母这位传统良母形象所倾注的极大热情，对于她无私奉献、隐忍仁爱的传统美德给予的充分的褒扬。早年夫丧子亡，接踵而至的磨难与双重打击历练了她的刚强，成就了她的仁忍。丧父失子之痛让她哭瞎了双眼，但她心里亮堂，慈悲为怀，知恩感恩。她以平和的心态直面多舛的人生，忍天下人所不能忍之事，容天下人所不能容之人。妹妹因病过世后，她含辛茹苦将妹妹与周水的私生子抚养成人，默默地帮着周霞守护着周家的家业。她忍辱负重，积善成德。在作品中，杜母的形象已经固化为博大宽厚、慈悲仁爱的象征，她以母性的柔情与爱心承担起对杜家、对周家大院、对社会的责任。她虽非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但是作者在她身上不惜笔墨，寻幽探微，抽丝剥茧，层层披露她隐密而丰富的内心世界。杜母不仅关爱着自己的至爱至亲，也关心着周家大院的老老少少。旧城改造时，杜母一听说周广源因写《童年的回忆》文章、拍摄旧城门的照片被带进了公字局，便谎称自己生病把杜文泉从派出所骗回家，让儿子想方设法到公安局捞人。“咱们和周家一个院儿住着，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邻居有难就得帮啊。”杜母的善言雅行将母爱上升到了博爱的层面。
　　 刘父，刘长禄的父亲，杜文泉的师父。小说中对他的描写没着过多的笔墨，但他是周家大院特有影响力的人物。解放前，他给周家做杂活，因有一身好武功，兼做看家护院。建国以后，他和子孙们仍留守在周家大院。新社会，他翻身做了主人，不再是周家的下人，却一如既往，关心着周家老老小小的饥渴冷暖。他为人勤劳质朴，平易近人，低调和善，赢得了周家大院老老少少的尊敬与爱戴，杜文泉敬他如父，连刁蛮任性的周霞对他都礼让三分，无论是周家还是魏家，或是杜家，谁家遇上了麻烦事，都会找他出谋划策。他总是一视同仁，急人所急，帮人所需。周广源的婚事，他忙里忙外帮着操办；杜文泉与母亲、与妻子之间产生了磨擦，他总是苦口婆心，好言相劝。因德高望众，成了周家大院人的主心骨，他以德服人，以理服人，尽心尽力地维系着周家大院的和谐与安宁。或许，赵兴华先生正是想通过刘父这一普通人物形象的塑造，筑牢院里院外的和谐根基，倡导人心向善的社会文明之风，
　　 韩玉萍，林妹妹式的悲情人物，却没有林妹妹的叛逆精神。她是北京南城商会会长韩永年的千金，周广源的结发妻子。自幼与周广源两小无猜，青梅竹马。在韩玉萍的潜意识里，丈夫就是自己的天，是自己的地，是自己生命的全部。她对周广源热烈近乎痴狂的迷恋寄生着传统的顺从性。这种逆来顺受的性格导致了她在爱情婚姻生活中的隐忍包容和委屈求全。杜文泉和陈燕春即将步入婚姻的殿堂，她激流勇退，决意削发为尼。她容忍着丈夫心中揣着另一个女人，和自己同床异梦，包容新婚之夜丈夫对自己的冷遇，曲意逢迎周霞的刁蛮跋扈。自嫁入周家那天起，她努力放下千金小姐的身架，恪守夫唱妇随古训，尽心尽力尝试着扮演好为人妻、为人母的多重角色。三大改造时期，她勇敢地冲破传统的精神枷锁，萌生了做时代新女性的欲望与冲动，在杜文泉、陈春燕的支持与鼓励下融入了社会，成了南街供销合作社的职工。聪明能干，热情服务的她，赢得了顾客的交口称赞。她爱周广源，爱得死心塌地，爱得至死不渝。后因难产而去世。临终前，她明知周广源正与兰晓竹约会，但她对周广源不曾有丝毫报怨，“广源，都是我不好，没有好好照顾你，对不起了……”她认为，周广源的移情别恋（周、兰相约事出有因，纯属误会。）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临终遗言也是对周广源深深的自责。
　　 在小说中，赵先生还精心塑造了魏大嫂、张秋芬、刘翠玲、杜红、周念、魏家大丫头、二丫头等一系列女性形象，每一个女性人物无一例外地折射着作家内心深处潜藏的女性观。他巧妙地把对中国传统女性、现代女性的理解与认知融入小说的女性形象之中，使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中国的女性与作家的女性观契合交融，真实展现了新中国的女性与时俱进、破茧成蝶的心路历程。
　　 老舍先生曾经说过：人物是故事的主人。每一部小说，人物、故事和主题缺一不可。小说以院里院外人物的活动为中心，由此推进故事情节，赵先生以写好每一位人物作为创作的使命与准则，抓住了每一个人物的生性特点和兴趣习惯，集中而又广泛地展开广阔而又生动的生活场景。反映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的变革给北京人带来的心灵触动与的思想观念日新月异的变化。这部小说的最大看点是以情动人。正是因为赵先生把握了人物命运的走向，写出了每一个人物的喜怒哀乐，才将读者带入了作品，让读者与作家与作品中的人物思想情感产生共鸣，悲伤着作品中人物的悲伤，欢喜着作品人物的欢喜。我想，这是因为作品中人物的人生经历和遭遇感动了读者，而并非故事的本身。
　　
　　 四、窥斑见豹，细枝末节彰显家国情怀
　　 七十载风云变幻，七十年沧海桑田，院里院外的京都子民跟我们的祖国同呼吸共命运，风雨兼程，同舟共济，经历了新中国诞生、反特防特、三反五反、抗美援朝、公私合营、大炼钢铁、反右运动、三年自然灾害、四清运动、两弹一星、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十年文革、对越自卫反击战和改革开放等一个个政治运动，他们或旁观或参与，每一个人物的命运也与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休戚相关。赵兴华先生以一位政治家的嗅觉，以一位历史学家的睿智，以一位文学家的敏感，审时度势，让笔下的每一个人物身上弥散着时代的气息，又活出了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自我。作品中一个个鲜活起来的小人物虽非力挽历史狂澜的巨人，但是追溯书中人物的心路轨迹，我们不难体察到这些京都子民对真善美的追求，对幸福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憧憬。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杜文泉瞒着家里人，踊跃报名，一心要赴朝保家卫国。为了让卫星上天，他又积极响应号召，带头在院里院外大炼钢铁，他的愿望像白开水一样朴素无华，他单纯地以为，只要钢铁产量上去了，卫星就能上天，原子弹、氢弹就能发射成功，国家就能富强，百姓就能过上好日子。红卫兵大串联，他做通妻子和刘长禄的工作，让刘大雷和女儿踏上了井冈山、延安的红色串联之旅。知识青年下乡，他又支持女儿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文革期间，他被遗返回乡劳动改造，他仍然随遇而安，训练家乡的民兵队伍，带领乡亲一起劳致富。时代的列车滚滚向前，作品中的一个个小人物以积极乐观的心态顺应时代的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