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也有想不通的，比如二木愣，解放前靠打短工为生，穷困潦倒，光棍了几十年，土改时有土地，才娶到一个傻女人做媳妇。那女人三十出头，长得还算周正，但吃饭不知饥饱，大热天里，会光着身子跑出家门。二木楞想在不得已时，给媳妇做顿小锅饭，偷偷在家里藏下一袋麦子，结果，有一天早上厨房冒烟，被民兵发现，不仅掀掉了炉灶，铁锅也被没收了。
　　 吴连才在大会上点了二木楞的名，并说：
　　 “要过共产主义，就不能三心二意！”
　　 当时，张有富的媳妇回村生孩子，他请假探视，听媳妇说炕洞里还放着一百多斤谷子，为了追求进步，他马上背出来送到了食堂。又听说二弟家也存有三四百斤小麦，便上门百般劝说，动员他将小麦交了出去。后来，发现娘在院子里还埋有一坛子黄豆，约有六十多斤，就提出把黄豆交出。娘不舍得，“这点粮食，是我一口一口省下来的。”他劝导说，“人民公社像天堂，咱在食堂吃饭不用拿钱，以后再也不会挨饿啦。还放这干啥？”娘无奈，含着泪把黄豆灌进布袋，眼睁睁地看着他背走了。
　　 吴连才说，当时的政策叫“一平二调”，就是平均分配，无偿调拨，不管谁家的物件和木材，都属于公家，只要社队需要，随时可以去拿。所以，谁也不在乎东西是谁的，可谓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但谁要损害了集体利益，被人告发，就是搞破坏，就是反革命，就会受到批斗，游街示众。
　　 就这样，在吴连才的领导下，石板头的家家户户，把所有粮食都送到了食堂，人民公社大食堂轰轰烈烈地开张了。
　　
　　 3．“革命化的春节”
　　
　　 有了粮食，食堂立刻红火起来。
　　 每个食堂的墙上，都贴着当日的饭表。上面有标语：
　　 食堂日日新，七天不重样。
　　 果然，食堂的饭表日日更新。
　　 “三天两头一改善，不是小米就是面”，吃饭的都说办的好，公社书记崔大炮下来检查说，“共产主义赛天堂，大灶是比小灶强！”
　　 食堂伙食好是好，但有一点不得劲，就是必须在食堂吃，不得将饭端回家。
　　 为方便就餐，让社员走的路顺，吴连才命令，将食堂周围的院落、胡同全部打通，像李家胡同、陈家胡同、岸底、里街、东里旮旯，原来隔着一道墙的，把墙推翻，原来隔着一座院的，把院墙掏出个洞，原来岸上岸下的，砌起了台阶。可谓户连户，院连院，胡同连胡同，小街通深巷，四通八达。
　　 吃饭不掏钱，不论是谁，是何种人，都一样吃饱喝足。这样的天堂大梦，在石板头，在林虑山地区，在中国的北方、南方、四面八方，几乎是同一时间，终于实现了。
　　 饿怕了的石板头人突然过上好日子，有时真感到跟做梦似的，又怕它真的是梦，除感觉无比新鲜外，便是怀疑它的真实性。陈凤吉心里常嘀咕，这种好日子究竟会延续多久？万一梦醒了梦碎了咋办？
　　 事实证明，老主任的顾虑并非没有道理。
　　 刚开始，粮食充足，面条、稠饭、包子、油条、糖糕……尽着吃，日子过得还真不赖。
　　 张有富的爹张文艺有说快板的天才，到处宣传，张口就来：
　　 “农村办食堂，社员闹嚷嚷，
　　 好像瞧满月，又像娶新娘，
　　 菜角糖三角，油炸大麻糖。
　　 机器轧面条，就有二尺长，
　　 煤炉烤面包，社员吃得香，
　　 食堂真正好，生活似天堂。“
　　 二木愣有个口头禅：
　　 “受不受，三百六，做工不做工，月月要发薪。”
　　 羊倌田锁是个光棍汉，最是满意，见人就说：
　　 “吃一肚，穿一身，头顶的，脚抓（踩）的，哪个不是国家的！”
　　 是啊，人民公社家大业大，对穷怕了的山里农民来说，过去从来不敢敞开肚子吃饭，现在能毫无顾虑地吃饱喝足了，他们油然而生的是一种生活的幸福感。
　　 由于人多锅大，不好计划，每顿饭下来难免会有许多剩饭，整桶整桶的面条、小米饭便被倒到了猪槽里。看到此景，逃过荒要过饭的人就看不惯了，陈凤吉痛惜不已，站在食堂门口大骂：
　　 “作孽不怕天响雷，狗日的，有你们受罪的时候！”
　　 果然，令人挠心的时刻来了。1958年的秋天，由于全民大办钢铁、大兴水利，农村的劳动力被掏空了，成熟的玉米、谷子、红薯没人收，大都烂在了田里。这就意味着，食堂的粮食要续不上了。
　　 转眼间，年关到。
　　 腊月二十五，外出工地的青壮年还没有回来，留守的老弱病残在平整土地。街上空落落的，没有一个闲人。全村人吃饭在食堂，粮食由集体封存，所以，家家没有贴春联，户户没有烧香敬神。吴连才在大喇叭里说，要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
　　 初夕之夜，各小队的食堂食谱惊人地一致：面片炒米汤。饭里格外加了香油，各小队的男女老少挤在食堂里，吃了一年里最后一顿晚餐。
　　 夜里，如漆的天空，寒星数点，山峦沟谷一片黑暗。村里静悄悄的，偶尔有婴儿的哭声，以及远方不知何处传来的一两声爆竹和狗吠。村民们在无所期待中进入梦乡，他们不知道明天应该干什么，革命化的春节会怎样度过。
　　 天还未亮，寒风嗖嗖，形同粗沙的雪粒在空中飞舞着，漫卷着，横冲直撞，落到草屋上、树梢上、墙壁上，唰啦啦地响成一片。小孩子顾不得寒冷，迫不及待地跑出来，戴着棉帽子，或围个大围脖，踏着半尺厚的积雪，一脚深一脚浅，聚集到食堂大院，朝灯火通明的厨房探望着，眼巴巴地等候着饺子下锅。
　　 北大院里，地上的雪还未铲去，到处白茫茫一片。不到六点，大人孩子便陆续到齐，人头攒动，闹嚷嚷一片。头上还在飘雪，只是不再有风。那雪也似有似无，轻轻地洒在人们的头发上、眉毛上、衣服上。这时，吴连才披一件军大衣走来，他迈着大步跳到厨房门口的一个石磙上，面对黑压压的人群喊着：“现在还不能开饭，革命化的春节就要有革命的气象。上级号召要对党忠诚，啥叫忠诚？就是不能有私人空间。”说到这里，他停顿片刻，接着又说:“啥叫私人空间？我们各家各户的院墙就是。你每天躲在墙里面，谁知道你在干什么？现在全都回家，拿工具，男人掀院墙，妇女挑大粪，听通知回来开饭。”
　　 社员们都是冲着吃饭来的，听说要先干活，一片尴尬，但身边有老人和孩子，谁敢和全家人的肚子治气？只能在寒风中面面相觑，呵呵笑着，除了小孩在大院里玩耍，全都作鸟兽散。
　　 不一会儿，各家院墙上都站了人，砰砰啪啪的掀坯撂砖声，扑通扑通的石头落地声，此起彼伏，大街小巷乌烟瘴气，尘土飞扬。墙上墙下，个个累得满头大汗。八点多钟，终于有人喊“开饭了”。于是，妇女们把粪桶往街上一撂，有的还找点水洗洗手，大部分人干脆拍下衣服上的灰，直接向食堂跑去。
　　 年饭是肉馅饺子，每人一大碗。吃饭中，吴连才端着碗边吃边强调：
　　 “要破除迷信，禁放鞭炮。”
　　 二木愣插话：“让俺放，也没钱买啊！“
　　 一阵嬉笑。
　　 人群里，小孩子、新媳妇、年轻的女子们，有的还换件新衣服，大部分人衣衫依旧，看不出这是在过大年。
　　 饭后，九个小队的社员都聚焦到了一起，上千号人，要进行团拜。在村边的打麦场上，张文艺爬上麦秸垛，高声指挥着，老人站一边，年轻人小辈份的人站一边，然后向大家喊道：向老人作揖拜年！于是，个个抱拳拱手，不管姿势到不到位，划拉几下，一阵哄然大笑，团拜结束了。
　　 张有富回忆说：
　　 “那年春节，村里的边墙一天之内全部消失。后来有人说，那时的社会治安好啊，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净扯淡！家里的物件全都姓了社，哪有物可拾？院墙没了，街门没了，还闭哪门子户？”
　　 按照旧俗，初二初三是串亲戚的日子。女婿拜丈人，外甥看姥姥。村外的小路被白雪覆盖着，与路旁的田野山坡勾连成一片。三三两两的大人孩子，一步一滑地行走着。有的人家孩子多，男人用独轮车推着，媳妇跟着走。偶尔有骑自行车的小心翼翼地从雪地上驰过，随着一阵叮铃铃的铃声，惹得人们望它老远。唯一相同的是，大家都没带什么礼物，却都携着一个小布单，里面裹着从食堂称来的一顿口粮，或小米，或白面，或黄面……来到亲戚家，先把口粮取出，亲戚及时交到食堂报备，吃饭有了着落，才坐下来互相问候：
　　 “你那儿起五更掀院墙没有？
　　 “推粪了没有？”
　　 “挑了多少担大粪才吃的扁食？”
　　 ……
　　
　　 4．饿着肚子“放卫星”
　　
　　 自从实现了公社化，社员的肚子一天比一天瘪，但令人奇怪的是，这丝毫没有影响人们的思维。每个人的大脑像开了天窗，什么都敢想，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敢做，正如吴连才所说：
　　 “革命群众敢想敢干，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
　　 当时，最时髦的词汇就是“放卫星”。这卫星，可以是粮食产量，可以是生产进度，可以是科学发明，可以是技术创造，总之，只要是政府提倡的，领先一步就叫“放卫星”。
　　 你听说过细菌肥料吗？
　　 或许在广播里听到过，在报纸上看到过，在课本里，在小说里，在电影里，日本鬼子有细菌武器，但你不会想到，山里的农民也能造出细菌肥料。
　　 “细菌武器是杀人的，细菌肥料可是为人民服务的。”吴连才解释说。
　　 陈明善是细菌肥料研究小组的负责人。他上过高级中学，在村里算是喝墨水最多的。因为是地主成份，父亲陈玉开又是右派，他想要抬头比任何人都难。但他想进步，想向政府靠拢，所以生产队的所有活动都积极参加。一天，他从报纸上看到报导，说细菌肥料高效速成，数量少，质量高，随施随见效，能使庄稼成倍增产，便想积极表现一下，给吴连才建议搞试验。吴连才想放卫星，正愁找不到主题，当即自封为科研组长，负责思想政治工作，由明善作副组长具体执行，立即攻关。
　　 原料很简单，水、土、砖、阳光。具体做法是，从野外采来红碣土，粉碎后和成稀泥，用铲子敷在砖的表面，再把砖放到水里浸泡，只露出砖上泥巴，放到向阳处暴晒加温。敷在砖上的泥经过水汽蒸发，会出现像霜一样的白刺或泡沫，此时，肥料就做成了。这个时间大约需五至七天。
　　 搞实验首先要有场地，而且必须是既向阳又不渗水的地面。选了半天，选中老邦家的五间堂屋，青砖铺地，十分瓷实。这房原属富农刘举人家，土改时分给了老邦。老邦听说要造肥料，二话没说，当天便腾空了。没地方盛水，他们从各家各户收笸箩。因为吃在食堂，每家都存着剩余的笸箩，有柳条的，有竹制的，很快就摆了一地，接着把水倒在笸箩里，再把糊好的泥砖放入，等着那红泥发酵。谁知笸箩有缝隙，放进水后霎时就渗光了，弄得满地泥水，结果把笸箩也毁了。此路不通，他们又用砖在地上砌水池子，谁知地面也渗水，只好不断地加水。就这样，每天观察砖泥的变化，苦苦等了六、七天，到第八天头上，突然发现砖上起水泡了，明善说：“细菌肥料成功了！”
　　 很快，吴连才在石板头的北地划出一块试验田，让明善把砖上的泥刮下来，上到玉茭根部。他一天跑好几趟，亲临观察。“长高了没有？”他问。“长高了！”明善答。然后就去报喜，请领导现场来视察。崔大炮左看右看，也连声说，“是长高了，玉茭叶变黑了。”周围有人偷笑，没有一人提反面意见。于是，这项“成果”上了县里的报纸，成为全县又一颗科技卫星。
　　 这年秋天，庄稼长势不错，但收秋的劳力紧缺。大办钢铁要上人，兴修水利要上人，为了赶工时，崔大炮一声号令，突击收秋，全公社所有的玉米必须在三日内收完。石板头村地处高寒，玉米穗又青又嫩，才长个半熟。吴连才看着实在可惜，对崔大炮说：“玉米穗还青着，不能砍。”“可以‘以杆奶穗’，放几天，照样会增产。”崔大炮似乎胸有成竹。吴连才无奈，嘟嚷着说，“我种了半辈子地，还真没听说过有这种方法。”
　　 三天后，地里的玉米被砍得一片净光。石板头公社在全县又放了一颗秋收大卫星。
　　 其实，像这种劳民伤财的做法，连吴连才这样的“跟跟派”有时也想不通。这天，公社召集各村干部开会，要求汇报秋粮的产量进度，牛庄的牛怀山站起来拍着胸脯说：“明天我们要把山神庙上边那三十亩红薯刨完，一亩地产红薯一万斤，如果办不到，情愿背着铺盖去劳改。”崔大炮连竖大拇指。吴连才怎么用劲也吹不出牛怀山那样的数字，结果崔大炮当众训斥，“石板头大队赶不上形势要求。”他反驳说，“你们去实地瞧瞧，那山坡荒地怎么会一亩刨一万斤红薯？”结果被插上了白旗，让他留在公社，参加专门为落后干部开设的学习班。
　　 第二天，几个学习班学员被押住牛庄观摩学习。令吴连才印象最深的是牛庄村口的两幅漫画，其一画了个大萝卜，两人前后抬着，累得汗流浃背，旁边写有文字：
　　 一个萝卜二百斤，
　　 两个社员强抬动。
　　 一亩种上一万棵，
　　 每亩能产二百万斤。
　　 另一幅画的是大母猪。最前是一头大母猪，后面带着10头母猪，后边又带着100头母猪，再后边又带着1000头母猪，因为头数太多，大都以黑点表示。旁边有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