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天，邵洵美与项美丽之间的对手戏，出现以下对白——
　　 邵洵美：“我想和你结婚，娶你——佩玉同意。她为你准备好了一个手镯，这是中国的礼仪。”
　　 项美丽：“为什么？现在这样不是很好吗？”
　　 邵洵美：“我、佩玉都想和你永远成为一家人。中国话叫作‘天长地久’。”
　　 项美丽：“中国话里还有一个‘妾’字。我可不愿意成为这一个字。”
　　 邵洵美：“你知道我有两个名字，还有一个名字‘邵云龙’。我过继给伯父，有两个父亲。也就是说，有两个我，我可以有两个妻子，为两个家庭接续香火。你成为我的妻，和佩玉一样，不是妾。而且，我们结婚，你将来就能与我一起埋在余姚老家祖坟里了。”
　　 多年后的回忆录中，项美丽说，邵洵美关于入祖坟的话，荒诞而又震撼人心。
　　 在纷乱的年代，在沦陷的上海，项美丽的确时常害怕孤单单死去，似乎突然丧失了少女时代独自游荡非洲的那种勇敢。原因，就是她的确爱这一个欧化的中国男子。于是，有了余姚祭拜祖坟之行和一纸婚书。而这一切对白与情节，都是盛佩玉在策划、导演。她用自我的宽阔，回报、安慰一个异国女子。
　　 领到婚书那一晚上，项美丽突然想起在都城饭店里学会的一个词，说：“这才真正算是‘花好月圆’了吧？”邵洵美笑了，点点头。过一会儿，幽幽叹了一口气：“你永远是自由的。”项美丽明白，这个中国丈夫的话，是在为两个人减去重负。也明白，“两个妻子”在这男人心中的前后序位。两个姐姐般、花朵般的妻子，让人间有力量同时涌现两个满月？或许，有一个月亮，仅仅是水中、镜中、江西路上十字街头的幻象——
　　 如果项美丽的确这样想了，内心会有怎样的悲伤？我不知道。
　　 月亮花朵无穷已，天下的疑难陈旧不息——需要“西江月”“蝶恋花”这两个适宜表达爱恋、失意、怀旧等等情感的词牌，让一代代悲伤者填词抒情，但难以写出新意。流放途中的苏东坡，在黄州写《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在密州写《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月下西江，是自西而东的长江。蝴蝶恋花，不管那花朵是一朵罂粟还是一朵茶花。
　　 邵洵美给项美丽讲过苏东坡其人其事。一九四三年从香港回到美国后，项美丽给女儿卡罗拉写了两本童书，一本是《中国ABC》，一本是《中国故事绘本》，出版后成为畅销书。其中，描述了苏东坡、唐诗、宋词——正是这些人、这些言语辞章，造就了一个中国丈夫和一个美国女子的命运。
　　 在先后写下的五十余部著作中，项美丽有十余部写到邵洵美或其化身——在笔下，在纸上，一次次回到上海，回到旧爱前欢的酒味、大烟气息和满城梅雨。
　　 八
　　 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五日，沿九江、南昌、金华、温州……这样一条航线，英国诗人奥登乘一艘意大利轮船，进入上海。像三年前的项美丽那样，他用一双高度近视的眼睛，在甲板上，眺望渐渐放大的上海。
　　 孤岛时期的阴郁云朵，压低了名闻世界的外滩建筑天际线。
　　 奥登和作家衣修伍德，受伦敦菲伯出版社和纽约蓝登书屋的委托，在三月来到中国采访抗战，准备写一本书，关于“我们眼中的战争”。
　　 奥登与衣修伍德中国之旅临行前合影
　　 第一站是汉口。国民政府此时自南京西迁，“汉口隐藏着所有线索，能使一个捕捉到它们的人，看见五十年后的中国”。奥登如是说。他们用三个月时间，去战场、城乡采访。与宋美龄喝下午茶，聊天，恰好蒋中正回家，奥登为他们夫妻拍合影。宋美龄很美地盯着镜头，蒋中正皱着眉头侧望左前方。在史沫特莱的引荐下，访问八路军驻汉办事处。在记者招待会上，巧遇正在拍摄纪录片《四万万人民》的摄影师伊文思、卡帕。参加汉口文艺界人士欢迎英国友人茶话会，冯玉祥以诗人身份提议：“你们可以去上海，那里也在抗战，一种隐蔽的抗战。”
　　 于是，有了第二站上海。从五月二十五日开始，到六月十二日，奥登和衣修伍德开始观察“一种隐蔽的抗战”。
　　 奥登与中国战士合影
　　 汉口路上夜总会里的水兵、爵士乐、贴面舞，霞飞路上的花园酒会、诗歌朗诵会，福州路上的灯笼、妓女、鸦片馆，虹口一带日军占领区里的和服、木屐、东京小调，街头巷尾的乞丐、死尸、难民救助营……作为孤岛的租界生活，是一个令奥登惊愕的异数，与伦敦、巴黎一样依旧歌舞升平、醉生梦死。但四周，无穷无尽的苦难与厄运，终将大海般淹没这一切——
　　 “旧日生活的计时器依然滴答作响，却注定了将要止步，就像丢弃在沙漠里的一块表。”奥登，以诗人的敏感，听见上海倒计时一般的滴答滴答声。那么，存在“一种隐蔽的抗战”，给上海这一块表拨正时针、上紧发条，与战场上的死难者一道迎接破晓？
　　 “存在着。我们在努力着。”在英国总领事的宅第内，邵洵美和项美丽，回答了奥登的疑虑，用以下事例支持自己的这一结论——
　　 四行仓库八百壮士自一九三七年沦陷撤入租界孤军营后，拒绝投降，终日练兵，以待重回战场；抗日地下组织乃至杜月笙青帮，在租界内采购大量药物等违禁品，运往国内各个战场；项美丽屡屡收留来自延安、重庆的特工，租屋内的天花板上藏着发报机，不断搬家以躲避追捕；包括邵洵美在内的文化人结成同盟，以租界为掩护，出版抗战刊物和书籍，被查禁销毁后再更名出版；被日伪机关列入黑名单，邵洵美不得不买了一把手枪以防身，短期逃离上海避难时，项美丽、盛佩玉继续支撑所办刊物运作下去；郑振铎等人组成的“文献保存同志会”，正为国家秘密收购古籍经典，与日伪机构争夺珍贵的民族文化遗存；上海电通影片公司拍摄抗日题材故事片《风云儿女》，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举国传诵……
　　 戴着破鸭舌帽、披大衣、穿拖鞋的奥登，用模糊的目光，聚焦于这个穿着暗花丝绸长袍的公子、情种、诗人、战士等气质融为一体的中国人身上：“我明白了上海的意义，对于抗战，对于未来中国。但来中国几个月，我没有读到一首抗日诗。诗人们哪里去了？”
　　 奥登所摄的战地照
　　 邵洵美愣了一下，笑了：“有！怎么没有？我就知道一首抗日诗。”奥登精神一振，拿出笔记：“怎么写的，请讲——”邵洵美做出努力回忆的样子：“抱歉，我一下子背不出来。记得其中一句……‘敌人钻进了一个空城像口新棺材’——我明天把这首诗的完整版带来。”奥登举起酒杯：“邵先生，我等着这首诗！”
　　 回到家，邵洵美抽上大烟。盛佩玉很无奈。他解释：“就抽这一次——烟雾可以赐予灵感。”他开始“回忆”这一首本来不存在的《游击歌》，用英文在纸上写下来，在第二天交给奥登。又一鼓作气，写下这首诗的中文版——
　　 时季一变阵图改，
　　 军装全换老布衫：
　　 让他们空放炮弹空欢喜，
　　 锁进了一个空城像口新棺材。
　　 英雄好汉拿出手段来，
　　 冤家当作爷看待，
　　 他要酒来我给他大花雕；
　　 他要菜来我给他虾仁炒蛋。
　　 一贪快活就怕死，
　　 长官命令不肯依，
　　 看他们你推我让上前线，
　　 一把眼泪，一把鼻涕。
　　 熟门熟路割青草，
　　 看见一个斩一刀；
　　 我们走一步矮子要跳两跳，
　　 四处埋伏别想逃……
　　 奥登与衣修伍德回国后为BBC制作节目
　　 奥登和衣修伍德回国后，接受BBC电台采访时，朗诵了上述那一首赞美游击战并“在中国广泛传诵”的抗日诗篇，并说明：“这是由中国诗人邵洵美先生翻译为英文的。”汉口、上海之行，改变了奥登诗风，像奥登之行改变了邵洵美的阴柔诗风一样——难以想象，一九三八年的《游击歌》，与一九三六年的《季候》，作者是同一个诗人。
　　 我读过邵洵美在战前写作、出版的畅销书《小姐须知》。这本女性生活指南，警句妙语迭出，充满一个花花公子、世家子弟、才子的诚意和深意：“假使你喜欢嫁一个有钱人，那么你就得先学会用钱的方法。”“男人在你面前表示富有，是预备着用金钱来买你的灵魂与身体。”“留神男子的手在你身上的轨道，他一定会在许多站头停住。”“切勿提起关于身世的话，这会使你失掉小姐应有的矜持。”“你爱音乐吗？留神吹箫与吹喇叭的男子。”……
　　 奥登所摄蒋介石夫妇
　　 如果处于当下世俗生活，邵洵美必如鱼得水、从者云集。但，他远在一九三七年前后、奥登前后。那一个广大、沉痛的时代，要求邵洵美焕然一新像蝉蜕蝶变。
　　 在上海，奥登就开始构思、写作著名组诗《在战时》，其中有以下名句：
　　 今夜在中国，让我追念一个人。
　　 他经过十年沉默，工作而等待，
　　 直到在缪佐显现出全部的魄力，
　　 一举而让一切都有了个交代。
　　 朱维基译《在战时》封面
　　 奥登诗中追念的“那一个人”，指的是孤独、隐忍、在缪佐古堡终于写出杰作《杜伊诺哀歌》的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奥登把中国看成一个诗人，一个“十年沉默，工作而等待”“一举而让一切都有了个交代”的伟大者。里尔克诗歌的翻译者之一、诗人冯至，读到这首诗，深感振奋，在一九四三年写出《工作而等待》一文，说：“如果我们不对于中国断念，就寄望于不顾时代的艰虞、在幽暗处努力的人们。”
　　 一九四五年八月，光复，中国“一举而让一切都有了个交代”。
　　 九
　　 邵洵美、项美丽也从组诗《在战时》中认出自己——工作而等待。这一对情人或者说夫妻，同样不顾时代的艰虞，在幽暗处努力。
　　 这组诗的最早翻译者是邵洵美，发表在一九三八年秋创刊、由项美丽任主编以便得到租界庇护的抗日杂志《自由谭》上。当然，《在战时》的更好译本，出自卞之琳后来的手笔。同一期《自由谭》，还发表了邵洵美的诗《游击歌》。出版七期之后，由于日本方面干预，杂志遭查封停刊。同时停刊的还有《自由谭》的英文版《CandidComment》。邵洵美遭日伪机关追踪。成为汉奸的五弟邵式军，捎来五千大洋并劝诫邵洵美附逆，遭痛斥，二人断绝兄弟关系。
　　 《自由谭》创刊号封面
　　 《自由谭》创刊号封面，有一头戴斗笠的男子怀抱瘦骨嶙峋的孩子，一女子在蒙面哭泣，背景中是一架投弹中的轰炸机。“自由谭”三字沉雄磅礴，集自颜真卿的碑帖《麻姑仙坛记》。刊中，发表了叶浅予、梁白波、张乐平、陶谋基等画家的抗战漫画。编者按显然出自邵洵美：“先前大人先生们认为浪漫、无聊、横冲直撞、惹是生非的漫画家们，现在却如此地在努力迈步！”像是在自我宣示——
　　 先前大人先生们认为浪漫、无聊、横冲直撞、惹是生非的邵洵美，现在却如此地在努力迈步！
　　 恰恰在奥登来上海采访的时候，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发表了。项美丽与来自延安的杨刚，联手将其翻译为英文，邵洵美负责润色——其英文写作水平比项美丽还好。首发于《CandidComment》之后，单行本、英文版《论持久战》也由邵洵美出版。毛泽东很高兴，在《论持久战》序言中称赞“我上海的朋友们”。邵洵美驾驶自己那辆棕色纳什轿车，腰里掖着手枪，把五百本《论持久战》塞进租界的一个个信箱，包括工部局、汉弥尔登大楼等等建筑物、公寓的门缝内……
　　 一个宣称“万事与我无关”“厌倦政治”的人，终究还是投入到与政治有关的万事万物之中。
　　 邵洵美甚至写信给政府里的高官朋友，要求去前线，“恨不得驾驶飞机，连人带马投入到日军中去”。久等没有回音。明白，自己的“飞机”与“马”，只能是杂志、书籍，同样可以“投入到日军中去”。
　　 一九五八年，邵洵美因给远在美国的项美丽写信，被投入提篮桥监狱。一个长宽各六尺的小号牢房，关着七个囚徒。狱友之一，是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马桶在墙角发泄着臭气、愤懑之气。囚室阴暗，邵洵美或许时而想起自己当年营救无果、被关押在这里的丁玲丈夫、诗人胡也频？
　　 与贾植芳聊天，尚能安慰一颗孤单的心。邵洵美哮喘着说，出版英文版《论持久战》、创办《自由谭》，让他觉得自己像一个战士了，不再是鲁迅先生所厌倦的花花公子。五十年代的高中语文教材，有鲁迅的杂文《拿来主义》。其中一句：“因为祖上的阴功，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课文后附注：“这里讽刺的是富家翁的女婿而炫耀于人的邵洵美之流。”全中国背书包的孩子，都知道了邵洵美，一个被鲁迅讽刺的上海人。其处境与心境可想而知。邵洵美怀疑自己无法活着走出监狱，只能对贾植芳唠唠叨叨，期望通过他将来向公众说明——
　　 “我不是靠结婚发财的人，盛宣怀也是我的祖辈。我也不是靠出版、印刷谋名谋利的人——我也是革命者。鲁迅如果再多活两年，就知道我也在抗战，随时可能死在日本人手里。一九四九年胡适劝我去台湾，我没去。我厌倦国民党。我是毛主席所说的‘我上海的朋友们’啊。入狱，与鲁迅文章也有关吧。那封给项美丽的信，不知道她收到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