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祥林嫂般唠唠叨叨的落难公子，四肢着地擦洗地板。围观的人说他“像一台拖拉机”，他也很开心，笑声、哮喘声的确像拖拉机声。贾植芳看着这“一台拖拉机”，很难过。一个被赞赏为“玉树临风”的人，“风”，很重要——必须是站在四月春风里，才仪态美好。倘若寒风凛冽，这玉树也会成为枯木吧。多年后，贾植芳在文章中为邵洵美作辩护，兑现承诺。
　　 项美丽没有收到邵洵美的求助信。那封信甚至没有越出上海，就拆开在位于江西路圆形广场旁边的上海市公安局。
　　 在一九五七年寄往纽约的信中，邵洵美希望项美丽能汇来一点生活费。由于鲁迅的文章，新中国没有一个机构接纳他。幸而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约稿，可埋头翻译拜伦、雪莱、泰戈尔等人的文学名著。译笔熨帖，才气纵横。版税寥寥，难以维持生计。但邵洵美保持了旧贵族调子：没有发胶，就用刨花浸泡过的水来梳理，保持头型的清爽；没有咖啡馆和咖啡机，就用勺子把家中残存的几粒咖啡豆细细研磨；皮鞋破了，还是要用鞋油细腻擦亮，再起身去参加关于他的批斗会，深刻检讨与一个美帝女子的非正常关系……
　　 《游击歌》中的“大花雕”“虾仁炒蛋”，大约也是邵洵美喜爱的食品，但早已经从这个“资产阶级分子”的生活中消失。甚至靠卖大衣、卖旧家具，换一点食物果腹。
　　 一九六二年四月出狱，那一天，是三轮车夫把病重的邵洵美背进家门。
　　 临终前的一张照片里，邵洵美穿一身中山装，也像三十年代穿一件长衫那样妥帖。坐在沙发上，满头白发，腰杆笔直。眼神无辜、安静，像终生没有长大的少年。
　　 十
　　 姐姐、情人、美国妻子项美丽，从邵洵美的生活中渐次消失，始于一九三九年。
　　 为写作传记《宋氏三姐妹》，项美丽由邵洵美陪同，在这一年去香港采访宋蔼龄。宋蔼龄曾是盛家的英文教师，与邵洵美、盛佩玉相熟。项美丽用一年多时间数次往返香港、重庆，采访宋氏三姐妹，并开始这部后来轰动世界的传记写作。每次自香港出发，由于随身携带行李重量受管制，她像其他旅客，提前穿上一层层新买来的衬衫、棉袄、大衣、长裤、棉裤、围巾，丰满、隆重而又艰难地到达重庆，将这些衣物捎给朋友——由于反复被日本人轰炸，陪都的物资极度匮乏。
　　 追随宋氏三姐妹的脚步，项美丽在客厅、废墟与战场之间奔波，疲倦、憔悴、孤单。她给远在上海的邵洵美写信，希望这一个中国丈夫能去重庆安慰自己。那一纸婚书，邵洵美偶尔也会掏出来看看，苦笑着，再小心翼翼折好装进口袋。此一时期，邵洵美在上海多方搜集宋家史料，翻译成英文后寄给项美丽，为她提供写作素材，却拒绝去重庆与这一个妻子相会：“费用太贵了，而且，我若去重庆，日本人会找佩玉和孩子们的麻烦。”项美丽意识到，“上海之爱”这一大剧，在缓缓落幕。
　　 一九三九年去香港前，项美丽开始戒大烟，并劝邵洵美也戒掉这一习惯：“瞧瞧你和我左手食指上的烟渍……”邵洵美感到不安。项美丽爱他、爱上海的原因之一，是因为这座城市存在罂粟和幻象。那烟渍，像情侣共同的私密文身，像定情戒指。他给项美丽解释：“我没有大烟瘾，消磨无聊而已啊。”他知道：项美丽能戒掉大烟，也就能戒掉邵洵美和上海。一场倾城之恋，对白和情节已经不多了——她自身也在一点一点离开项美丽，返回艾米丽·哈恩。
　　 邵洵美举办了一个“离开与返回”的小仪式：在霞飞路某咖啡馆，两人共享一个花篮形状的巧克力栗子蛋糕。巧克力的苦涩，栗子的甜美，像一个注解。窗外，一群俄罗斯侨民拉着手风琴歌唱着走过。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香港沦陷。日本人声称“亚洲是亚洲人的”，开始驱除、拘捕英美人士。正是因为出示了那一纸与邵洵美的婚书，艾米丽·哈恩幸免与当时的情人、英军少校鲍克瑟一同进入集中营。在距离集中营一英里的地方，租房住下来。邻居逃难后废弃的花园，野草疯长，破水管汩汩流淌像在倾诉着乱世之情。街道沉寂，店铺关闭了大半。揣着邵洵美邮寄来的一笔钱，她买来奶粉、糖，给自己与英军少校共同的女儿卡罗拉准备过第一个生日……
　　 “我不知道你是否知道我欠你多少。我以你妻子的身份，拿到日本人发的中国护照。这两年时间里，我是邵夫人，一个出生于美国的中国人。我确信，即使不是我的，至少你拯救了卡罗拉的生命。”艾米丽·哈恩一九四三年被日本占领军遣返美国后，在写给邵洵美的信中说了这些话。
　　 “我确信，即使不是我的，至少……”这句话中，有多少哽咽、心痛、牵念、无奈、伤怀、慰藉，混融其间？
　　 一九九七年二月，艾米丽·哈恩在纽约去世，九十二岁，遗物中有一个钱包装着邵洵美的小照片。
　　 此前，一九八九年九月，盛佩玉在南京去世，八十四岁，临终念叨的是“洵美……合墓……”项美丽自美国来信致哀。
　　 此前，一九六八年五月，邵洵美在上海去世，六十二岁。项美丽在十年后才得知这一消息。
　　 同眠余姚一梦空。
　　 十一
　　 另一天早晨，我从邵洵美家所在的霞飞路即淮海路某一弄堂出发，乘四十九路公交车，至江西路圣三一堂站下来，再次走到都城饭店前的圆形广场。我像一缕心事重重的阴云，掠过月亮。
　　 换一条路线走到这里，像不按照页码顺序，随意翻一本爱情小说——有若干关键词矗立街头，就行了。其间的联结、转折、伏笔，由一个游荡者、阅读者，随意建立自己的逻辑和语调，有歧义，也就有新意。
　　 霞飞别墅17号
　　 淮海路上邵洵美所居弄堂的大门紧闭。新时代门卫盯着探头探脑的我。项美丽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率领车队进进出出的这扇大门，有透空的铁质图案，可供窥视。这一弄堂后门就是武康路，离武康大楼、巴金花园都很近。弄堂内有几座公寓楼，不知道哪一座住过邵洵美，哪一座住过项美丽。在晚年，邵洵美或许时常走到项美丽的那扇门前站一会儿？门内的新人不知不觉。他或许也乘着四十九路公交车，穿街过巷，在圣三一堂站下来，沿江西路走到都城饭店前的圆形广场，像彩云追月——一个花花公子，的确像彩色云朵，也终将风吹云散天下定。
　　 当然，邵洵美没有勇气再走进五十年代更名为“新城饭店”的这座大楼——一个民国爱情小说的开篇，似是而非。
　　 围成这一圆形广场的其他三座建筑，同样似是而非。工部局大楼，先后成为汪伪时期上海市政府、光复后的民国上海市政府、一九四九年后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工部局乐队音乐厅后来成为市政府礼堂，接待过众多国内外领导人。目前正进行施工改造，未来功能不明。建设大厦，有众多公司租居其中。汉弥尔登大楼，已更名为“福州大楼”，其外观与都城饭店或者说新城饭店，构成一一对应的镜像关系，像温庭钧诗句所言：“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两者同样在第八层开始层层收缩至第十四层，像两座纪念碑矗立起来，纪念上海一百年来的风云雷电、风花雪月。
　　 我走进汉弥尔登大楼或曰福州大楼。
　　 福州大楼（汉弥尔登大楼）
　　 手持一份一九三五年，也就是项美丽来到上海这一年的汉弥尔登大楼租户名单：可口可乐公司、韩国美军驻华总署、美国大使馆、美国新闻处上海分处、华孚实业公司、美国船舶管理局、新华航务局、合众公司、中国建设实业公司、美国雷诺金属公司、福特汽车公司、阿乐满律师、中央电影服务处、中国电影厂办事处、中国进出口贸易协会、中国麻业公司、中美日报、富中饮料制品公司、中国粮食工业公司、太平洋颜料制造厂……
　　 当下，这座大楼的五楼依然为公寓。公寓里的人，早年是欧美侨民、买办、文人，后来是南下干部、政府职员、造反派、劳动模范。目前居民的身份，我已经不知道了。其他楼层充满各种公司、协会、民宿的招牌。《大众电影》杂志在一九五○年创刊于此，后迁址北京，所以，我没有在楼内遇到耀眼的明星。沪剧、昆曲和苏州评弹声，偶尔从打开的门扉里传来。
　　 一座大楼，就是一部小版本的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
　　 电梯像一枚书签，夹在大楼中间。但只能上升到第八楼。出电梯，沿盘旋如葡萄藤状的小楼梯可达九楼以上。我沿小楼梯盘旋而起。透窗俯瞰八楼大平台，一老人正在清理一排鸽子笼。鸽子纷飞，浦江闪烁。两头大犬窜动于老人周围。大平台靠近福州路的边缘处，有摄影师在为一艳丽模特拍照，背景恰好是对面都城饭店或曰新城饭店的八楼大平台——邵洵美应该浮现在那里，为项美丽拍照，从而与此一平台上的新时代男女，构成一种对称、回声？
　　 此楼彼楼之间，福州路像两面绝壁之间深刻的峡谷，人流车流如水流。
　　 福州路上曾有“新月书店”，由“新月派”同仁合资共创。胡适、徐志摩、叶公超、潘光旦、林语堂、曹聚仁、沈从文、闻一多、夏衍、邵洵美们，站在新月的立场上，质疑满月，热爱未知、新生、无限的可能性。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九日，三十四岁的徐志摩，因飞机失事而加入济南上空的晚风，成为一弯新月，让陆小曼、林徽因仰望复痛楚。郁达夫与王映霞热恋、结婚、离婚，在一九四五年被日本宪兵杀害于苏门答腊，终年四十九岁，同样不是一轮满月。
　　 爱因斯坦在谈到量子理论时，说了一句抒情的话：“你是否相信，月亮只有在看着它的时候才真正存在？”从邵洵美、项美丽，到我，一代又一代人来看江西路上这一圆形广场，它才真正存在？
　　 对于项美丽或者说艾米丽·哈恩的中途离去，邵洵美最初大约也抱着审美的、抒情的、新月的态度来看待——那未完成、不完整、幻象般的一切，才值得眷恋、追忆、咏叹。就像苏州河附近项美丽公寓天花板上绘出的那一弯新月，早已预言了两个人的爱情和命运。但在过早到来的晚年里，邵洵美却听不得家人、邻居口中或广播里出现“宋庆龄”三个字，因为这三个字联系着《宋氏三姐妹》，联系着项美丽，联系着民国时代的一切一切——旧时光猝然而至，让他泪流满面。
　　 所谓爱，就是无须再爱了；所谓不再爱，那爱意，反而崭新如初……
　　 我换走另一侧楼梯，自汉弥尔登大楼或曰福州大楼盘旋而下。时而止步，透窗俯瞰街心，四座建筑物相呼相应而成的那一圆形广场，的确像被江西路、福州路分解为一弯又一弯新月——对圆满，始终抱持以期待、以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