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末期，虽然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但农民的负担越来越重了。社会上刮起了“乱收费风”各种乱收费伸向了农村农民。收的各种费用摊派还有“三提五统”和农业税、黄水费等，一年四季村干部们大吃大喝，几乎隔三差四的就摆酒场；最后到村支部书记那里，加重农民的负担，农民把收入的一多半粮食拿出去交公粮，交完给个结账条，到最后和村里、生产组一结账，见不到回来的钱，可能还要再往里贴钱；乡镇对先交的单位奖励，村干部为了拿到奖金，去银行贷款先交上，再慢慢逼迫老百姓交款，有的村先后贷款二三十万，给村里留下沉重的负担；还有的把集体的东西都卖光了，如学校、大队办公室场所，生产队的房子等。这些问题严重造成基层干群关系紧张激化，群众比喻乡村干部是“棉铃虫、村支书、乡干部”三大害的两大害，把乡村干部同棉铃虫相提并论。老百姓形容64个大盖帽吃一个破草帽。农民不交公粮就组织村干部上家强行收缴粮食或者现金，牵牛、拿包袱，值钱的东西拿走，很多强制手段让人触目惊心……军哥看到这些，接触到这些深恶痛绝，但无能为力。他甚至怀疑，这哪里是党领导下的政权组织！
　　 其实这几年李家庄交公粮一年比一年多，去年才每人300来斤，今年一下子就400斤，长了100斤。虽然省、地区、县不断下文件，电视、广播里再三强调减轻农民负担，但来到基层依旧是沉重的负担。
　　 就是在这次过麦期间，骄阳似火的中午，老百姓正在打麦场冒着酷暑挥汗如雨辛苦的劳动，村里就把公粮摊派任务发到各家，县里要求乡镇要派监督员到各村，监督各村不能加重农民负担增加小麦征购数量。专门从乡初中抽调了一些老师下来监督各村，来李家庄监督工作的是乡中学的体育教师邻村刘庄的刘老师，刘老师上午在大街上从东到西走了一趟，中午在支部书记家就餐，喝酒时被支部书记及村干部们灌得酩酊大醉，下午一步三摇晃、满身酒气的又到街上走一趟，有些农民实在气不忿，拿着自家的公粮单子让他们看看，他喝得惺忪的眼睛瞟了两眼就说：“数量正常，负担不超，没问题！没问题！”气得老百姓直哆嗦，一口人要交400多斤小麦了还没有问题，喝农民的血啊？嘴里小声嘟囔着骂着……
　　 军哥从内心为老百姓难受，也由此渐渐对村支部书记产生不满，不仅仅这一件事，还有就是优抚政策不到位不落实的事让他堵心。村里有个老革命军人叫李清，是村里1947年8月那次全村一次参军的48人之一，他参军后，和本村的人编在一个团里，他们这个团编入冀南军区独立7团，在夏津县短时间集训后就参加邯郸、淮海陇海段战役，之后大军一路向南进发，参加上海、渡江战役后进军解放四川等，又从四川到东北参加抗美援朝，据说身上肋条断了两根。回村里后一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那时在生产队劳动，队长还可以照顾他，让他看个果园之类的，实行农田责任之后，他不得不参加繁重的劳动。他只有一个女儿，长得像花一样漂亮，但因为他身体受伤有残不能劳动，只能让女儿干活。特别是在村南村北沟渠清淤劳动中，在生产队是男劳力干活，分田地后，挑沟清淤按土地分，村里一些大小村干部每人官职大小可以一个人顶二或三个工，不仅村干部不用劳动，而他们的家人也不用去劳动挑沟。对此李清找到村组长，村组长说有社员攀比着解决不了，又找大队支部书记，支部书记竟然也解决不了，还说：“别说断肋条了，你种几口人的地就得挑几个工。”气得老军人李清骂大街。为此，军哥专门为这事找到支部书记，提起这事，支部书记说，全村十多个老革命军人，都不干谁干？军哥一听扭头走了，自己去帮着李清挑沟。就因为李清家里没有重劳力，最后只得把闺女说给本村的一个条件并不好的小伙子，一到农忙季节，小伙子就给帮着干。
　　 还有一次，村里把沟头壕涯、路边的零碎地分给家里能出义务工的人家，一家分了半亩多，村里军属李大爷孩子在部队当兵，也提出给分一份，支部书记竟然说，他孩子是给国家当兵，找国家要去……为此，军哥又找到支部书记，提出给军属同等待遇的看法，支部书记仍是拒绝。
　　 一次村里分柴油，由于是按村单位下来的，数量不很多，支部书记也是给村里有劳力的分，军属李大娘听说，也拿着塑料桶去分，支部书记说给劳力们分的，李大娘说，俺儿也是劳力啊，是在国家当劳力啊，这支部书记还是那句话，找国家要去……
　　 甚至每到过春节、过年，军哥提出给军属买点慰问品之类的，给军属贴个春联的建议，支部书记也不同意。而支部书记家整天酒肉飘香，各路来吃饭的乡村干部络绎不绝。
　　 军哥很是苦恼，到乡里给已经是乡党委副书记的霍部长汇报这些情况，霍副书记说：“这些我也管不了，大环境在这里呢，你看看这些收费摊派都是县里各部门下来的，都有红头文件，都有文件依据。就说咱武装部、预备役团还有训练费、基地达标费、两报两刊费（《中国国防报》《山东国防教育报》《中国民兵》《黄河民兵》刊物费）呢，也是最后落得老百姓头上，咱看不惯也不要跟村支部书记顶，那样就会得罪人，他们和乡领导的关系好着呢，这里面关系复杂着呢……”军哥想霍书记讲得有道理，可是，自己的良心在这里，看不惯也做不到，自己胳膊拗不过大腿，把不想干民兵连长的想法说了出来，霍书记再三挽留，他心意已决。
　　 回到家军哥把自己的苦恼给李大爷、大娘讲了，父母理解自己的孩子，李大爷给军哥讲了一些过去的往事。
　　 李大爷给他讲，咱村建国后，咱这个片的管区一直在咱村里，管着好几个村庄，就是因为解放了，贫下中农当家做主人了，乡、管区、村兴起大吃大喝之风，村庄村干部们之间互相摆酒席请吃，今天去这村吃，明天那村请吃，生产队、大队的东西村干部贪污。就是因为这些乌烟瘴气的东西，加上当时抗美援朝等资本家投机倒把，毛主席才发动了历史上搞“四清”运动，一大批干部被清理回家务农，贪污数额巨大的有的被劳教、判刑。
　　 也是解放后，邻村王家庄1958年大跃进实行公共食堂，村干部照样吃喝，群众稍有不同意见就遭批斗。一个村干部把村里伙房的肉偷偷拿回家做丸子吃，由于是晚上偷偷做，没有敢点灯，结果放盐的时候错放成了碱面，丸子还没有熟，两个六七岁的儿子闻到肉香味，就吵着要吃，熟了又吃，结果两个儿子多吃碱面丸子中毒死了……
　　 老两口用过去的事例开导自己的孩子，就是好人得好报，坏人得恶报，最后大爷大娘劝他，这村干部咱不干了，这民兵连长咱不当了，交上咱自己的公粮，咱自己问心无愧就行了！
　　 军哥对此考虑了再三，给支书见面决定辞去村民兵连长及村“两委”的职务，或许村支部书记正巴不得他在他眼前碍手碍眼的，哼哈几句应付。军哥说：“人在做天在看，举头三尺有神灵，自己做的会有报应的，好自为之吧！”说完扭头就走，气得这支部书记坐在那里直翻白眼。
　　 军哥在种好自己责任田的同时，在县武装部武器装备仓库干保管员兼民兵训练员，县武装部按合同工待遇给予一定报酬。就这样家庭、县城他两边跑，风里来雨里去，无论是民兵训练还是武器装备仓库值守等工作他从来没有影响过，还年年被县武装部评为先进工作者。就这样过了6年，直到2000年军分区建立综合保障的武器装备仓库，县市武装部武器上缴到军分区武器库统一管理，8名仓库保管员有的回本村，有的在县城从事别的工作，正在这时，村支部书记因为集资提留欠账太多，加之大吃大喝，群众纷纷去上访，加之反腐力度加大，这个支书就给撤换了，但留给村里一堆烂账和烂班子。后来这个被撤职的支书经常外出和狐朋狗友喝酒打麻将，一次酗酒后骑摩托车撞到树上摔折了腿，留下后遗症走路一拐一拐的，群众见了他像见了瘟神似的扭头就躲开，他自知把村里人得罪个遍，躲在家中很少出门。
　　 村里换了新支部李正书记，李书记就给军哥见面谈了自己的想法，就是请他回村任村民兵连长，并负责村委会工作，待年底村里村委会换届选举，争取担任村委会主任工作。军哥了解新支部书记李正的人品和为人，就这样又回村任民兵连长，年底被村民选举为村委会主任。
　　 从这之后，随着国家突飞猛进的经济建设发展进步，农村也发生巨大变化，国家不断出台惠民政策。农村取消了三提五统和农业税，种地还给粮食补助。而此时的军哥一边种好自己的田地，一边作为村委会主任干好村里的工作，村里新上了太阳能光合发电、现代农业合作社、综合养殖种植公司等项目，较好地解决了贫困户生活、收入问题。为老百姓服务，他整日忙忙碌碌。每天醒来就是忙于不同人员统计、享受粮田补助人员数量、发放银行折、给村民办理医疗保险，给军属人家挂光荣牌，老年人领取补助，90以上老年人专项补助等。他还特别注意经常走访村里的优抚对象，看看老退伍军人和军属家庭有什么困难。指导村民兵连治安联防等等。
　　 农民的日子好过了，老百姓的积极性更高了，乡村政权组织慢慢由纯治理管理型走向管理服务型。军哥经常在村大喇叭里广播说，国家给咱取消了几千年的压在农民头上的税收，种地还给补助，哪个王朝能做到？只有共产党能做到！特别是这几年搞的反腐倡廉工作，一大批不作为的乡村干部被问责，老百姓众口称赞。在各级党员干部中进行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教育”更是深入人心，用军哥的话说就是：“原来老百姓怕基层当官的，现在基层当官的怕老百姓”。为什么？因为上级对老百姓的民生问题真正重视了，基层当官的不作为，做不好怕被群众“曝光”啊！
　　
　　 战“疫”
　　 多难兴邦，几千年中华民族史是一部多灾多难与艰苦卓绝斗争的史诗。历史曾经的瘟疫激励国人奋发图强，战胜困难，使国家不断走向强盛，使中华民族始终屹立于世界东方。
　　 2002年底，北方传言南方广东民间出现了一种致命怪病的传言，说是在一些医院有病人因此怪病而大批死亡，喝醋和喝板蓝根可以预防怪病，南方市面出现抢购米醋和板蓝根的风潮。这消息只是流传，传到北方，自然也引起这些东西的涨价。风声一阵紧似一阵。因为那时手机已经开始普及，村里一部分干生意的和村干部人手一部。对此，远在偏僻村庄李家庄的村委会主任军哥，拿起手机找到南方一个战友的电话联系探听虚实，听到了确切的消息，传说的得到印证。到了2003年2月过春节期间，电视、广播新闻上听到南方广州市已经感染了300多人，其中有不少是医护人员，还死了几个人。军哥作为村委会主任感到责任重大。他就找到李书记说：“新闻上也说了，让预防瘟疫，都传说熏白醋、喝板蓝根能预防瘟疫，咱也让群众行动起来注意吧！”军哥就利用村里的大喇叭一天三次向群众宣传，要求村民在室内熬白醋，有感冒了抓紧治疗，吃板蓝根、金银花之类的中成药，别拖着。老百姓也不管醋白不白，家家室内熬醋，这个年过的，到了李家庄到处是或浓或淡的醋味。还别说，每到过年期间，因为做饭多室内室外温差大，感冒成为年年流行的普通病，今年村里却很少有得病的，即使上了年纪的老太太也早早下床过年。疫情对北方并没有引起大的冲击，就是板蓝根、金银花等中成药成紧俏品，成为春节期间人们的谈话内容。
　　 春节过后北方开始紧张了，新闻上报道多了起来。听说由于春运的大量人口流动导致了疫情的扩散。接连出现广州、上海、香港发生了疾病传染死亡事件。就连香港医管局局长也感染住院了。紧接着就是北京也出现感染病人，据说几个医院里医护人员也传染上很多死了人。人们感到很恐惧，甚至认为南方的候鸟回北方会不会带来瘟疫？这时国家向全民推出了《非典型肺炎防治技术案》，县、乡、村一级带着一级学习，军哥在村大喇叭上天天广播，让村民不要恐慌，掌握正确的防疫知识。到了4月初，据说把北京、广东省、山西省、香港及台湾列为疫区。又传出消息北京几所大学发生重大传染事件，决定五一期间学生不离校，避免疫情扩散。这时县、乡层层下达严守岗位，严防“非典”指示精神，对县、乡、村进行封闭管理，县、乡在要道路口设立执勤点，每个村在村口设置检查点。军哥作为村主任和民兵连长，和支部书记商定让全村民兵（18至45岁年龄内的），每天4班岗，每岗两人，24小时轮流值班，军哥和村干部们带班，并对村里流动巡逻。军哥专门给值班民兵讲话说：“这次瘟疫由咱们来值班，值班重点就是来车看车牌号，凡是北京的、广东南方的，当然南方的一般到不了我们村，主要是北京的车和人，坚决不能进村，发现有北京的车辆和来人要及时报告，一级一级向上报，上级排除安全隐患同意后才能放行。咱们一定要认真值班，落实责任制，谁班上出现问题就追查谁的责任，咱们要对得起村里老少爷们的信任。”
　　 这时，北京也实行封城禁令，没有批准不得出城并实行“疫情一日一报制”，国家旅游部门宣布不得组织到中西部地区和农村旅游，防止疫情通过旅游向农村和边远地区扩散。当时正值春季，北方爱刮风，白天风土飘扬，值班民兵个个是灰头土脸的。晚上，温差变化大，夜里寒冷，军哥就把自己的旧军大衣给值班人员穿。到了5月1日，“五一”黄金周也暂停了，北京、南方所有的高校也宣布停课，不准流动外出。新闻上说小汤山医院启用，北京市SARS病人都进入此医院治疗。电视上播放“钟南山谈非典防治”科教片，提高全民防疫知识。就这样全国上下坚持着。电视新闻里到处是抗击非典阻击非典的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