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王玉莲阿姨认识已有八个年头，她的突然去世，使我的心里感到异常地难受。
　　 记得那是二零零年的夏天，我在河南西路上田妈的凉皮摊上认识的王玉莲阿姨。田妈是陕西人，王玉莲阿姨也是陕西人。田妈是我的一个朋友介绍认识的。当时我还没有找对象，朋友就给介绍了经常热心给人介绍对象、介绍保姆的田妈。
　　 田妈家住铁路局住宅区的二十三街，是一位老铁路工人的家属，没有工作，凭自己的手艺，在当时的铁路医院对面的路边开了个凉皮摊。田妈一边做生意，一边给别人帮忙介绍对象、介绍保姆。认识王玉莲阿姨后，我就感觉到她和田妈是一样的热心，所不同的是，田妈有房子，有一定的经济收入，老头子还有退休金，而王玉莲阿姨不仅没有工作，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连个固定的住处都没有。
　　 王玉莲阿姨完全靠给别人家当保姆一点收入维持生活。当然，在她年轻时，最多的时间是住在给人家当保姆，带孩子的家里。正因为她靠当保姆维持生计，认识了不少的朋友，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都有。
　　 时光流逝，王玉莲阿姨慢慢年纪大了，就不再给别人当保姆了，用过去当保姆时积攒下来很有限的一点积蓄在外面租房子居住。
　　 当时，我刚调乌鲁木齐市新市区政府工作，也没有房子居住，就和母亲在天津路附近租房子居住，后来王玉莲阿姨将家搬到距离我和母亲居住的房子不远的地方。
　　 时间久了，王玉莲阿姨和我，还有我的母亲彼此之间就比较熟了。她到我家来，我母亲就给她擀面条吃。可能是她吃不惯面条，有时总是推辞不吃，或是借口吃过了，往往这时我都毫不客气地说她，她就感觉到不好意思地吃一点。后来我有了房子，成了家，她再到我家里去，让她吃饭，她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勉强，这是我感到高兴的！
　　 在天津路附近一“大杂院”居住的日子里，王玉莲阿姨一有点事就给我打电话，有时是帮忙挪个东西，有时候是给窗户或门钉个帘子，给房门按个插销，再有就是搬家，实质上她并没有多少东西。
　　 实话说，我和王玉莲阿姨在天津路附近居住搬家都打破了搬家记录，我和母亲搬了四次，她至少搬了三次。
　　 后来，我搬家到河南东路七号新市区政府家属院，她也由天津北路一私人小院搬到了河南东路北二巷一五六号“大杂院”。
　　 其间，她还在铁路局十四街一位名字叫王素花的江苏老大妈家居住过一段时间，她自称王素花为姐姐。王素花因病住院，家里没有看门人，王玉莲阿姨就搬了过去居住，当时搬家是我给搬的，记得那天我去的时候，王玉莲阿姨的干女儿小丁也在。
　　 王玉莲阿姨说她认的“干儿子”崔恒和他的朋友一会儿就会过来帮忙，但是等到天快黑了,也没有见到王玉莲阿姨的“干儿子”崔恒和他的朋友来。
　　 小丁说不等了，咱们搬吧！于是，几乎是我一个人，将王素花大妈不用的东西全都搬到楼后的放杂物的小房子里。那小房子顶棚太低，等到将所要搬得东西搬完，再将王玉莲阿姨的床摆好，我已经是累得够戗，但我始终没有让王玉莲阿姨看出被累的样子。
　　 王素花大妈从医院出院回家居住，王玉莲阿姨就就从她家里搬了出来。时间不久，王素花大妈就去世了。王玉莲阿姨说王素花大妈有一个儿子，在外地工作，这房子由他继承了。
　　 提起王玉莲阿姨的“干儿子”崔恒，我是略知一、二的。那是王玉莲阿姨还在天津北路一私人建小院里居住的时候。一天晚上，我到王玉莲阿姨住处去，见到了当时也就二十多岁的甘肃小伙子崔恒。这间房子中间有个隔挡，外面铺了一张小床，是崔恒睡的，王玉莲阿姨睡在隔挡里面铺的一张小床上。
　　 谈起甘肃小伙子崔恒的身世，王玉莲阿姨是这样给我说的，而且还不止一次地说崔恒和朋友搞传销，赔了本，没有挣一分钱，天冷了还没有衣服穿，是她可怜他，收留了他，并在认识的老姐妹家里找来衣服给他穿，自己掏钱租的房子给他住。
　　 崔恒找上工作后，下班后也经常回来和王玉莲阿姨一起做饭吃饭，但时间不长，我再到王玉莲阿姨去时就很少见到崔恒了。
　　 王玉莲阿姨说崔恒是给一家生产“今麦郎”方便面的公司打工的，由于工作需要，公司将崔恒派到南疆喀什去了，后来王玉莲阿姨给我打电话说崔恒从南疆回来了，住几天就得走，让我过去。
　　 我当晚在王玉莲阿姨居住的房子里见到了崔恒，但没有和他说多少话。崔恒看起来性格很开朗，我和王玉莲阿姨拉家常，他就在一边听着，还不时地迎合几句。
　　 几天后，我又到王玉莲阿姨租住的房子去，崔恒不在，王玉莲阿姨说崔恒谈对象了，要到对象家里去。再后来，王玉莲阿姨又说崔恒的对象没有谈成。有一次，我曾经试着给崔恒给我写的手机号码拨打过去，没有通。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十日，新疆《都市消费晨报》的“首府社区”版曾以“六十六岁孤寡老太有个｀捡＇来的儿子”为题，对王玉莲阿姨和甘肃小伙子崔恒之间母子般的亲情关系进行了报道，还配发了王玉莲阿姨给崔恒打电话的照片。
　　 在我看来，他们之间母子般的亲情关系是如此的短暂，维持的时间并不长。用王玉莲阿姨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小崔老家还有父母，也需要他照顾呢！”
　　 在和王玉莲阿姨认识的8年时间里，她很少给我讲起她的详细身世，她只是很简单地给我讲过她祖籍陕西西安，出身于地主家庭，解放前是地主家庭的大小姐，小时候家庭生活条件很好。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她来到了乌鲁木齐市，至于由于什么原因来到乌鲁木齐的，她没有给我说过。根据我现在的推断，可能是在那个年代，她的“家庭成分”是导致她远赴新疆谋生的原因。她曾经还给我说过，在陕西老家，已经没有什么让她感到留恋的亲人了。
　　 她开始在乌鲁木齐市二道桥附近的一家工厂打工，实际上就是给工人食堂做饭，市场经济条件下这家企业因经济效益不好而倒闭，好在这时厂里给她报上了户口，她成为真正的乌鲁木齐人。后来，她在乌鲁木齐火车南站一个婚姻介绍所给人家打工，再后来，她就给人家当保姆、带孩子。
　　 王玉莲阿姨从未向我提过结婚成家的事情。
　　 后来我才发现，她自称为女儿的“小丁”，也不是她亲生的。“小丁”在乌鲁木齐市热力公司的一个热力站工作，“小丁”给我说王玉莲阿姨是他爸妈生前非常要好的朋友，“小丁”的爸妈已双双去世多年。事实上“小丁”的爸妈也不是亲爸妈，“小丁”是他们的养女。“小丁”和丈夫离异好几年了，有一儿子，法院判给了“小丁”的丈夫。“小丁”和丈夫离异后一直没有再成家。“小丁”的儿子在内地上大学，放暑假回来就住在母亲的家里，父亲那里他也去。“小丁”经济条件不好，却经常节俭着给上大学的儿子寄钱。有时和她闲聊,从她的话语里可以看出，她是很喜欢自己的儿子的。近两年来，“小丁”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和王玉莲阿姨闹了矛盾，双方断绝了来往(后来笔者和“小丁”联系上了，就王玉莲阿姨骨灰入土问题，“小丁”操了不少的心)。
　　 二零零七年八月二十七，是王玉莲阿姨逝世一周的祭日，汉族。
　　 人通常都将周祭日称为“一七”。在八月二十六日（星期日）的上午，小贾给我打电话提醒我选择八月二十七日这一天祭奠王玉莲阿姨比较好，她让我到她家里去取王玉莲阿姨生前用的通讯录，因为那上面记着王玉莲阿姨生前认识的所有要好的朋友，可以根据通讯录上记得电话号码，通知一下他们，如果愿意，可一起前往乌鲁木齐北郊殡仪馆骨灰存放楼，对王玉莲阿姨进行一次祭奠。
　　 这天下午，我骑自行车赶到家住铁路局附近小贾的家里。在小贾的家里，当我看到了王玉莲阿姨那本让我非常眼熟的黑色封皮的通讯录时，心里又是一阵难受。
　　 我清楚地记得，这本通讯录是我在王玉莲阿姨还未被送往乌鲁木齐市社会福利院前送给她的，因为一天我到河南东路北二巷156号王玉莲阿姨租住的房子时，看到她记朋友电话号码的小本子很破，在一个星期天，她到当时我和母亲居住的河南东路七号的家里做客时，我给了她这本黑色封皮的通讯录。
　　 拿上这本通讯录回来后，我按照上面记录的电话号码拨了半下午，也没有拨通几个电话号码，不是无法接通，就是没有这个号码，或着是欠费停机，或者根本就没人接听。
　　 我心里想：哪怕是联系上一个王玉莲阿姨生前的朋友也好，为王玉莲阿姨祭奠的日子决不能变。
　　 在我拨通的十几部电话和手机中，有的不敢肯定前去，因为八月二十七是星期一，新周上班的第一天，工作可能忙，走不开；有的是不在家，出差去了；有的是年纪太大了，且患有脑血栓，没有办法前去；有的电话号码拨通了不知道多少次，就是无人接听。
　　 对于拨通的电话，我先将祭奠已逝王玉莲阿姨的意思给人家说清楚，惟恐人家不理解。我给他们说根据个人意愿，在完全有能力的情况下，前去祭奠无儿无女的王玉莲阿姨，表达一下生者对逝者的怀念之情，并约好八月二十七上午北京时间十一时整，在距离乌鲁木齐北郊殡仪馆附近的五十四路公交车自治区第五建筑公司站齐集。
　　 第二天，根据电话里约好的时间，我骑着自行车，在上午十点三十分，就赶到了五十四路公交车自治区第五建筑公司站。但是，一直等到了十一时二十分，将我本人算上才来了九个人。魏阿姨、田妈、刘军利的母亲、薛贯一、许洋是我电话通知到的人员当中来得最早，也是最及时的人。
　　 让我感动的是，刘军利的母亲，几十岁的人了，竟然也是骑着自行车赶过来的。当然，小贾和刘洋都已经是二次前来为王玉莲阿姨祭奠了。
　　 到乌鲁木齐北郊殡仪馆要经过喀什东路，喀什东路正在改造，整条路仅一半能过车，且还凸凹不平，使得五十四路公交车走起来非常地慢，这是我事先所没有想到的。
　　 我们九人齐集后，我拿着小贾保存并交给我的王玉莲阿姨的火化骨灰证，在乌鲁木齐北郊殡仪馆骨灰存放楼前工作人员处办完手续，才在田妈的带领下，进入了骨灰存放楼。根据柜次的编号，工作人员将小门打开，田妈抱出了王玉莲阿姨的骨灰盒。在殡仪馆工作人员指定的地方，我们前来的九人对苦命的王玉莲阿姨进行了简单的祭奠。
　　 转眼十二年过去了。现在，只要想起王玉莲阿姨，她生前的音容笑貌便会浮现在我的眼前。我想：王玉莲阿姨，如果您有在天之灵，会为生前的这些朋友感到高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