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人叹了口气，沉默着望着车窗外面。
　　 “曾经在符夹线一个工区待过不到一年的时间，最后调出，也是因为生存环境的极度恶劣。这里所说的生存环境，并非是指那里的自然环境，其实工区所在的车站，位于两条河道之间，有车站生活区，选煤厂生活区，有电影院，银行，几座商场和几处农贸市场，河滩宽阔，风景秀丽，自然环境还是相当不错的。这里所说的生存环境，是针对工区里的人文环境而言。
　　 工区里大部分职工，家就住在附近，包括赵班长的家，也距此不远，每天下班以后，都可以骑自行车回去。赵班长本人还是一位劳模，铁道部级的，等级还不低。平时在工区办公室里写写考勤以及学习记录的叫张明，脸黑黑的，快五十岁了，据说以前在生产队里当过会计，和赵班长是一个村的，平时不上线路。工长姓包，文质彬彬瘦高的一个男人，老婆孩子随着在领工区后院内居住，包工长不上线路，每天的事不多，就是早晨上班时候，拿着点名簿给职工们分派一下工作内容，待职工们出去干活以后，他就在工区院子里转转，或是回家帮老婆干一些家务。
　　 后来人员调整调动，包工长调到中修队任领工员，职务级别算是升高了不少。工区、领工区举办了一场又一场欢送酒宴，围绕他身边的自然是不绝于耳的恭喜与祝贺，其本人也志得意满。新任了一位工长，姓朱，工区的工作仍是日复一日地照常进行。
　　 但中修队是一个流动性的单位，从领工员到工长到职工，全要带着自己的铺盖行李，在一处工地租房住上十天半个月的，一旦工地变动，就要随着搬家用的大卡车，重新安置一个新地点，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能经常回家。最初由于职务升迁带来的欣喜过后，包工长（如今是包领工员）体会到了新职务带来的诸多不便。
　　 在工区每天干活结束后，下午下班都要开一次碰头会，不外乎学习文件、日评分这些内容，有时大家也会在一起闲聊几句。有一次话题提到包工长的家事，包工长虽然提了领工员去了中修队，家属孩子仍是住在我们领工区的后院里。我设身处地感叹道：包工长现在可是没有时间照顾家庭了吧。赵班长就用那种警觉、怀疑的目光扫了我一眼。当时，我并没有领会出他那种目光的含义，只是很久以后，在我受过各种突如其来而且极不合理的打击迫害之后，在一次极偶然的机会，才终于明白其中的原委：赵班长虽然也觉得包工长的升迁是一种职务上的抬高，内心却一直存疑，不明白何以会产生这种并非本人主观意愿上的调动。在我说过那句话之后，他似乎为自己内心的疑点找到了某种合理的解释：一定是这个人到段里去举报了，说包工长成天在家陪伴家人，不上线路，才造成的这种后果！一旦这样猜想了，他就把这种臆想的推理当作铁定的事实，并且不失时机地对自己的老工长、如今的包领工员做了汇报。
　　 接下来，朱工长对我极尽严苛起来：每天派给最重的活，然后又以完成任务不好为由随意扣罚奖金。如果我提出疑问，就立刻恶语相向，粗言秽语，甚至骂娘的话也会脱口而出。有一次我因为他在考勤上把我上班划成休息了，对他提出质问，竟然拍案而起，对我挥拳相向，几记重重的耳光过后，我立刻头晕眼花，耳内嗡嗡作响，这时，旁边的班长他们又恰当其时地把我俩给拉开了。
　　 谜底揭开是一次极偶然的机会。那天我从工地干完活，早回来了几分钟，经过工区办公室窗外，听到几个人正在屋内聊天，原来包领工员休班回家，坐在里面和他们谈话。朱工长大致谈了对我的各种惩罚手段，包领工员说道：还要更严一点，因为你不搞他，他就要搞你！这时我走到了门口，他们立刻闭口不语了。朱工长脸上现出一种不以为然的神色，大概是觉得，这惩罚难道还不够吗？还要继续打压，是不是没完没了呢。”
　　 “这就是你曾经在心目中树立的工人阶级的高大形象？他们是不是共产党员？”中年人气愤地说道。
　　 “那是我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小学时代起，一直在往心目中灌输的，劳动人民最光荣，工人阶级最伟大的根深蒂固的观念。他们当然都是共产党员。”
　　 “是的，一个国企单位的基层领导，一般来说应该都是党员身份。曾经有过一段时期，党员是要作为提干的先决条件，因此也促使很多人利用各种条件和关系申请入党。你不是党员吧？”
　　 “我不是。曾经写过两次申请报告，都没有批复。”
　　 “当然不会批准你入党。像你说的，人际关系确实很重要。”
　　 “长期的艰苦工作，精神上的极度屈辱，让我时不时地感觉到，自己身处的社会环境，与其说崇尚人的自由意志和个体发展，其实不如说，还更乐意于造就出一个罪犯。”
　　 “但是你并没有犯罪，对不对？”
　　 “当然没有，不然的话，可能现在就成为一名监狱里的囚犯了。”
　　 “你刚才说的，刘领工员、包领工员、赵班长、朱工长一帮人，自以为谙熟了为人处世的规则，掌握了通过各种人脉关系在这个社会获取利益的方法，面对不谙世事的年轻人，尤其是不会圆滑处事，没有社会背景，不愿曲意逢迎、暗通关节者，就去刻意打压、刁难、愚弄、戏嘲，从而获取一份不正常的满足感和优越感，释放出在其他场合产生的憋屈、郁闷等压力，这才是他们行为的原动力。”
　　 “另外我还注意到，像赵班长指挥别人干活，其实他自己干的活并不多，每到年底评先之前，他会时不时地拿起一把扫帚，到工区院子里呼啦呼啦扫扫地。能够拿起一把扫帚，利用工余时间扫扫院子里的地，不知从何时起，似乎成了俺们单位劳模的标准形象。他也因此从工务段一级的先进模范，年复一年顺理成章地，晋升为铁道部级别的了。当了劳模有许多明显的好处，各种表彰会议，高档的纪念品，奖金自不必说，据说退休以后，还能拿到百分之百的退休工资。”
　　 中年人点点头：“在人类社会这个群体中，总是有某些个体，极其善于利用这个社会上流行的一些规则，为自己，以及为子女谋取最大的好处。这是一帮聪明人。”
　　 “是鲁迅散文里所说的那一类聪明人吧？”
　　 “只不过通常概念上的国家与社会，就是由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人所组成的，在一个国家里，拥有一批具备何种观念的民众，也就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基本意识形态与社会风尚。尤其在我们国家，最广大的人群就是工人和农民，本文提及的刘领工员、包领工员、赵班长、朱工长等，他们是铁路基层单位的大小领导，本人也都是共产党员，真的希望他们不是用那样一种态度，去对待一位不懂得人情规则，不会圆滑处事的年轻职工，大概在他们的年轻时代，在那个混乱的过度强调社会革命和阶级斗争的年代里，曾经受到过类似的打击和磨炼，也因此认为，他们的做法是正确的，理所当然的，对一个不懂得人情世故的年轻人，就是要让他吃尽苦头，让他受尽磨炼，从而变得圆滑乖巧，左右逢源，成为和他们一样的人，否则就将其从这个社会排挤出去。”
　　 “但是我不明白，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所有的谋划、运筹、挖空心思、处心积虑，难道不都是对社会公共资源和个体生命的消耗和浪费吗？”
　　 “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是一个不让老实人吃亏的社会，而不是百般排挤打压，甚至将其逼成精神变态的社会。你上面举出的两件事例，不过是万千事件中微不足道的两件小事，但恰恰能够反映出一个社会在某段时期的整体风貌。曾几何时，哪怕是一个十几人的小单位，也要分成几个派系，互相勾心斗角，明争暗斗，在各种私密的酒场饭桌上，几个人之间真假难辨的推心置腹，赌咒发誓，或把小圈子外某人的吃亏不幸作为开心的笑料。议论起国家大事来，也是对某些国家领导人派系斗争、权力强弱的妄加猜测，把政治权谋当作人生的最高智慧，而把科技创新当作一些老实人的雕虫小技。这一代人正在逐渐老去，不断辞世，但他们的影响仍然不可小觑，从他们对自己儿女、孙儿女的谆谆教诲中，仍然在发挥着巨大的影响。风行国内的各种文艺作品，鲜见对于高尚人性的歌颂和科学真理的求索，霸屏的仍然是那些宫斗剧、权力争夺剧，醉心于政治权谋的各种运用，说明这种“传统”的人生观仍然左右着大部分人的价值观念。”
　　 “所谓滴水穿石，非一日之功，大概我们国家，几百年来也都是这样过来的吧。”林峰显得十分沮丧。
　　 “其根源在于对权力和偶像的盲目崇拜。诚然，崇拜偶像是省心的，是不需要深入思考的，只要跟着喊喊口号，举举手就行了。上世纪60年代初期，经济凋敝，民生维艰，把责任归咎于中央政府的政策失误，当然是一种简单省心的办法，但是，那些为了突出自己的政绩表现，层层加码的地市级领导，难道不应该承担责任吗？那些带着一群人挨家挨户砸锅卖铁，搜刮粮食，为了虚报生产进度，趁夜色让农民把已经成熟的庄稼埋进地里的生产队长，难道不应该承担责任吗？那些带着红袖箍，唯队长命令是听的民兵积极分子不应该承担责任吗？那些盲目服从，不敢冒死反抗的村民们，不应该承担责任吗？是的，也包括你，当然，你也反抗过，但都是逼到眼前，实在过不去了才以暴制暴，却又于事无补，对任何人，对社会都没有带来任何好处，更别提改良这个社会的风气了。
　　 过去有一句话，叫做“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你刚才仅限于对个人恩怨的单纯控诉，其目的在于为自己喊冤叫屈，这有用吗？越是处于艰苦的环境，就越应该奋力抗争，就像你那位同学多次给你提的建议，应该在学历上提升自己，工作越是艰苦，越应该刻苦自学。当然，也应该对那些缺乏独立人格和自我反思的人进行一次批判，必须让他们认识到，自己头脑深处被封建传统极度扭曲了的精神世界。”
　　 “具体的表现有哪些呢？”
　　 “很多方面。比如，管理干部只听上级领导的话，对群众的意见充耳不闻。处处维护上级的利益，维护领导的面子，为此不惜做假账，牺牲多数人的利益。普通百姓生死攸关的天大的冤屈，在他面前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而上级领导随口说出的一句话，都觉得十分重要，把领导吹捧成完美无缺、无所不会的万能博士，这是一种十分丑恶的奴性思维模式，缺乏理想情怀，英雄情怀，一切只为了个人私利，从保住自己位子的角度出发，只是醉心于个人职务上的升迁。
　　 从一名普通民众的角度来说，日常办事如果认为必须给主管人员送礼，否则就可能办不成，这也是一种奴性思维，是长期封建意识遗留下的残余，最常见的，也包括孩子家长在教师节给幼儿园老师送礼。说实话，你有没有为了自己的子女或其他亲人的利益，产生过或实施过类似的送礼行为？”
　　 “曾经想过，但一次也没有真正做过。”
　　 “动过这样的念头也不足为奇，因为周遭的社会到处充斥着类似的行为。至于没有真正做过，原因是什么？一，收入不高，舍不得把有限的资金用于没有明确收益的潜规则投资，因为花出去的钱也有可能打了水漂。二，因为环境因素，羞于付诸实施，潜意识认为这是一种不光彩的行为，害怕被公之于众。三，认为这是一种不正当的获利手段，担心自己的行为有违社会公义，会损害到同一社会群体的其他成员。你是出于哪一种原因？”
　　 林峰默默思索了半晌：“三种因素都存在一些。”
　　 “当然，看出来你性格有些内向，处理问题起来会有些谨小慎微，但也应该算是一个具备基本社会良知的人了。如果在你一生中，都没有为了获取额外的利益去送礼行贿，那么你的灵魂就是干净的，就没有失去生命本质里的自由，就无需承担额外的精神上的负担。”
　　 “说起来，恐怕很多人还认识不到，就算是给幼儿园的老师送礼，都是一种封建意识遗留的奴性思维模式在作怪，都是在共同营造这个社会的不良风尚，这是每一个普通人都应该形成的共识，否则的话，就没有资格抱怨官员贪腐，因为自身也成为建构这种机制的一分子了。”
　　 “你说对了，这就是我们作为普通人应该具备的一种觉悟。习惯于奴性思维的人，一般都会为了自己子女的前途，不遗余力地利用各种人际关系投机取巧，如果子女毕业后有幸进入一家国企单位，就会想尽各种办法托关系走后门，请客送礼等，只为了让自己的孩子一开始就能够占据一个管理人员的岗位，因为按照一般国企单位的工资制度，管理人员的工资收入要明显高出基层职工许多，一旦混到科级副科级就更不用说了，而且坐在办公室里，风不刮雨不晒，一年四季吹着空调，玩着电子设备，还能处处以高人一等的姿态去‘管理’基层人员，严苛的管理制度也大多只是针对基层职工的，他们自己可以想走就走，想来就来，因此也就形成一些机关单位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局面了。不过，目前我们的社会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任何改变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尤其是人们观念上的转变和对某种传统陋习的摈弃，需要社会舆论的大力弘扬，也需要法律规范发挥其指引作用、预测作用、评价作用、强制作用和教育作用。这是哪个站？”
　　 林峰茫然地看着窗外。站台上熙熙攘攘的人群逐渐稀落下来，几个穿戴整齐铁路制服的站务人员，站在安全白线以内，其中有一个拿起手中的哨子，吹出尖锐的声音来。
　　 中年人匆忙收拾起自己的东西，嘴里嘟囔了一句：“只顾跟你说话，差点坐过站。”紧跟着迈开大步向车厢门口跑去。
　　 列车开动时，林峰看到站台上的中年人回身向他挥了挥手。
　　 “居然忘了留下他的联系方式，连个微信都没加上。”林峰懊恼地想到。
　　 （编者注：百度检索为原创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