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长得模样俊俏，一双大辫子的照片曾经挂在县照相馆橱窗。她跟她奶奶过日子，她奶奶是党员，一九五几年的时候，当过副镇长。按现在的说法，她也是个“红三代”了。
　　 我呢，模样普通不说，家里还有“右派”爷爷，“国民党员”嫌疑的爹，按后来有人说我的，想追她，我是“瘌蛤蟆想吃天鹅肉”。
　　 偏偏我就生了“想吃天鹅肉的心”，一心想追求她。
　　 高中毕业以后，我们一些男女同学之间总免不了来往，一来二去，我知道她家里有书，还知道有我想看的那两本书。看见她的对门邻居姓汪的三弟来我家，突然就动起了托他向她转交信息的招数。拿一张纸，想写书名。没想到，写书名的时候，手竟然哆嗦个不停，写的字便歪七扭八，怕她看了笑话，又沉沉心，写了好几遍，最后，感觉比较满意了，又写下了去借书的时间。拿着纸条，递给汪三弟。递给他的同时，说起话来，竟然浑身又哆嗦起来，声音也发颤。
　　 汪三弟有些吃惊：“你俩是同学，直接找她不就完了？”
　　 “我是想让你带过去纸条，让她先找一找，等我去借了，方便。”我一边说，一边依然哆嗦不止。
　　 汪三弟看出了我的异样，问我：“你怎么打哆嗦啊？”
　　 “我也不知道，大概是冷了？我赶紧进屋里去穿件衣服。”遮遮掩掩地说着，依然哆嗦。为避免尴尬，哆嗦着躲进了屋里。
　　 那时，我真不知道为什么哆嗦。后来，学了心理学，才知道，原来是年轻人到了想追求异性的时候，力比多作祟，高度兴奋，引起的生理条件反射。
　　 写那张纸条，名义上是要借书，实际相当于我给她写的第一封信息暧昧的恋爱信。
　　 还好，第二天，我就以借书的名义，独自一人，登门拜访。她似乎也心领神会，已经给我准备好了那两本书。
　　 很快，我就看完了那两本书，然后，又以还书的名义，堂而皇之去她家里。去了之后，再借一两本书，然后，再还复再借，在图书的借与还之中，我俩的感情不断升温。
　　 她家里的藏书，都藏在床底下。本来是她前姑父的。她前姑父，是民国时期的大学生，大学毕业后，1949年以前就参加了革命工作。没想到，反右时，倒了霉，住进了监狱，在监狱里，忍痛与她姑姑离婚。他藏有很多书，进了监狱之后，书都被存放在她家里。
　　 据她奶奶说，“破四旧的时候，好多书都当柴火烧锅了。”
　　 我听了，深感可惜。
　　 因为书缘，我和她的情缘越来越深。到后来，她奶奶大概已经看出了我俩的底细，也许心里默许了，有一天，对我说，“你干脆把剩下的书都拿走吧。我家就这一间小黑屋，只能放在床底下，时间长了，沤烂，可惜了。”
　　 我自然心花怒放。用一条大麻袋，背了两趟，才背完。到现在看，都是有价值的。有一本《普希金作品集》，里面有他的散文、诗歌、小说，有《海涅诗集》、《席勒诗选》等。还有托尔斯泰的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以及一些苏联时期的政治和文学理论书等。还有一套四卷本的《瞿秋白文集》，收录了他杂文、随笔、译作和他在苏联的游记等。还有李白杜甫等人的诗集，也是极其宝贵的书。
　　 那时这些书几乎都是“禁书”，也是我根本没有看过的书。能遇到这些书，我简直如获至宝，只要一有空闲时间，就捧着书看。看了那些书，我眼界大开，我想，世上竟然还有这么好的书？那些书，也为我恢复高考时考大学做了很好的文学素养储备。
　　 在那些书的借与还之中，我和她，由同学变成了情人，又由情人变成了夫妻。到现在，我都感谢那些书。有一部分，还像珍宝一样，被我存放着。
　　 我还有许多与书和读书有关的痴傻事儿，不再多说了。反正到现在，依然经常买书。每一年，买书的钱，也得有好几百。
　　 这不，这两天，又接连在网上买了六本，老伴儿在一旁不耐烦地说，“傻书呆子，买恁（方言，那么些）多书，你读得完吗？”
　　 叫我书呆子的，不仅仅是我老伴儿。也许背地里叫我书呆子的，更多。
　　 然而，读到陆游的“任从人笑作书颠”，我就释然了。
　　 癫就癫吧，我癫的是书，总比癫烟癫酒癫麻将强吧。